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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名將生死錄】馬陵之戰：一個強權的殞落

作為戰國歷史往事的開篇(雖然在粉絲團的朋友，你們應該是從末期的起翦頗牧、中期的濟西之戰，看到如今的初期文章，所以觀看順序反而是顛倒狀態。其實這不是失誤，這個觀看順序是為了致敬諾蘭導演的「天能」，我佈這個局很久了，大家有注意到嗎......好吧，以上都是我垃圾話，我純粹是因為初期文章最晚完成，所以現在才貼上)，我們有必要先好好了解：何謂戰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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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端？

首先，不同史家對戰國時代的開端都有各自的看法，老ㄕ則採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版本，也就是以「三家分晉」作為開始。那何為三家分晉？這又要從「晉國」的歷史背景開始說起。
話說周朝建立時，由於自身實力不足，所以將土地分給諸侯，讓諸侯去管理基礎不穩的地區。晉國就是封建的諸侯國之一，他的首任君主是周成王的弟弟，與周王室關係相當親密。時間來到東周時代的前期，也就是大家較熟悉的「春秋」，此時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許多強大的諸侯國在實際地位開始凌駕於周王室之上；不過，此時因為外族入侵嚴重，諸侯們會公推一個「霸主」，透過尊崇周王室的表面行為去團結諸侯，之後領導各國對抗外族的威脅。而晉國在春秋時代長期居霸主地位，其中最著名的事蹟，莫過於晉文公擊敗挑戰周王室權威的楚國。
可到了春秋中後期，許多國家的「大夫」開始凌駕「諸侯」。
所謂大夫，本來是諸侯的臣子，但隨著大夫深耕地方並長期執政，他們的影響力開始超越上司，甚至是上司的上司，也就是周天子。
例如：孔子有一次看到魯國的大夫─季孫氏，在自家庭院擺出「八佾舞」，讓重視禮制的孔子憤怒大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來按《周禮》規定，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也就是8X8，共64人舞蹈)、諸侯為六佾、卿大夫四佾、士用二佾。結果身為大夫的季孫氏用周天子禮儀(這概念可以想像成市議員擺出總統級國宴)，可見他超級藐視禮制。
昔日強大的晉國也沒躲過大勢所趨，最終被原本侍奉的韓、趙、魏三家大夫瓜分了土地及人民。隨後，周天子追認三家分晉的合理性。
為何老ㄕ以三家分晉作為戰國開端？因為此事代表周朝禮樂制度的進一步崩壞。
春秋時代，雖然諸侯國已經藐視周天子，但仍會把作為立國基礎的禮儀拿出來做樣子。比如做為春秋首霸的齊桓公，當年他率領各國聯軍對抗楚國，楚國派人去問：「老兄，你幹嘛派大軍逼近我國？」齊桓公回答：「我要打你，原因之一是你竟然沒給周天子貢品！」這話看實際層面其實非常搞笑，因為齊桓公跟周天子並不親密，這很像一個學校孩子王，領著一大群同伴去堵其他學校的熊孩子，然後說原因是：「因為你沒還我隔壁班阿明的橡皮擦！」
但從齊桓公凡事都要使用周天子的名義，就知道這人多少是講規矩的。所以有次，齊桓公跟魯國談判，結果一個叫曹沫的魯國將領突然就在會議上脅持齊桓公：「把你侵占魯國還來，不然我要你命。」齊桓公無奈之下，只能接受。結果等到曹沫放走了齊桓公，齊桓公立刻跟他手下表示：「把曹沫給我抓過來剁了！」此時，輔佐齊桓公的超級政治家─管仲，立刻說：「算了吧，與其出爾反爾，不如就守信用的歸還魯國土地，各國看您這麼守規矩，一定聽您的號令，這樣能獲得的好處一定更多。」之後形勢的發展果然如管仲所料，可見春秋時代，大家還講表面文章也有基本底線。
但三家分晉，卻是直接把上下尊卑的規矩打破，重點是：身為規矩的名義老大─周天子，對此卻是一點異議都沒有。可見此時是真正的禮崩樂壞，凡事只講拳頭而不講道理。如果說戰國時代是以背叛、霸凌、壞規矩做為開端，那用一個字就可以定調這個時代的氛圍，那就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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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認知的誤區

再來，戰國時代何時結束？我採用司馬遷的說法，也就是西元前221年，秦滅六國。這時我們就要提到一個名詞：戰國七雄。
拜舊課綱的教科書內容所賜，不少人對秦、楚、韓、趙、魏、齊、燕，這七個戰國強權有些記憶，而教科書通常還附贈一張戰國七雄的形勢圖去強化心心學子們的印象。但其實教科書提供的，通常是戰國晚期的形勢圖，雖然沒錯，但容易造成兩個錯覺。
第一就是：國家數目很少。
實際上，戰國初期仍有不少中小型國家，像是老牌諸侯國：魯、衛、宋，或是邊疆民族建立的國家：越、中山、巴、蜀，甚至是一些有功之臣的私有土地也可成為一個國家，代表有：戰國四公子的孟嘗君領地─薛國、商鞅因改革有功而獲得的封地─商。這些名不經傳的國家，有些實力不容小覷，像是越國曾屢敗楚國及齊國，所以當時的天下大勢其實尚未明朗化，戰國七雄更是尚未成形。
第二就是：用土地面積衡量國家實力。
乍看戰國七雄地圖，楚最大、秦次之，接下來是燕、趙兩國，而韓國土地小的可憐。這一方面容易讓人覺得土地越大的國家實力就越強，另一方面也會讓人疑惑：就韓國這個份量，怎麼也能被稱為七雄之一？
實際上，對於古代國家，國土面積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因素有二……地力及人口。
試想你擁有一望無際的土地，可卻是一片荒漠，那有價值嗎？就算土地資源很多，但沒半個人居住，那這塊土地能夠有效開發嗎？所以燕、趙、秦三國看起來土地雖大，但很多地區土地貧脊又靠近邊疆民族，對國家的GDP貢獻也就難以期待，而生活條件這麼惡劣的地方，自然無法期待有大量人口定居。
韓國雖小，但它的國土全是高度開發地區，人口密集且經濟上量小質精的搭配，甚至讓韓國在科技表現上居於各國的前段班，像是遠程武器的弩，當時人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的評價，近戰武器的劍也是「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所以韓國在初期還是擁有一定競爭力。
而燕國雖大，但位置偏僻又大多土地資源匱乏，導致這個國家的國力長時間處於弱勢。史記紀錄燕國，提到該國的第一代君主是燕召公，然後是「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啥意思？就是開國第一代君主掛掉後，接下來有好幾代君主連名字都不知道，簡直邊緣到了極點，若是強國，又豈會淪落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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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權的崛起

那有沒有土地大、資源好、人口多的國家呢？其實是有的，那就是魏國與齊國。
先說齊國，背靠大海擁有漁鹽之力，尤其是鹽，這是人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在漢朝以後還被列為國家專賣品好斂財，可見齊國佔有不小的天然優勢。另外齊國的開發歷史很早，是西周最初建立幾個諸侯國之一，歷經數百年的經營，此地的人口發展極具規模，當時人形容齊國首都臨淄「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白話翻譯：人多到展開衣袖可以遮住太陽，每人揮一把汗就像下雨，走路時彼此會肩碰肩、腳挨腳)。」
相比之下，魏國是個年輕的國家。魏國本屬於春秋大國─晉國的一部分，後來三家分晉，魏國就以今日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陝西、河北的部分地區立足，而這些地區很多是周朝時代高度開發的蛋黃區，按電玩術語，魏國就是開局即土豪的優勢狀態。

不過凡事有一好無兩好，齊、魏兩國也有各自的毛病。
先說齊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軍事能力很菜。生活在戰國時代的荀子曾這麼評價：「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就是齊軍比魏軍爛，魏軍又打不贏秦軍。就連在齊國訓練部隊的軍事家─孫臏，都曾說：「齊軍以怯戰聞名。」
再說魏國，翻看地圖，不難發現該國位處中央地帶。好處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壞處是：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有方便的通交隨時來胖揍你！

或許是位處四戰之地的危機，魏國在所有國家當中最先做出革新的行動。
魏國的開國君主─魏文侯聘起李悝為相，按《法經》的內容治國。法經的具體內容可以先不用理會，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核心意義─使用成文法。
前面提到，周朝的統治基礎是禮樂制度，也就是規矩。但很弔詭的，《禮記》卻又提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就是平民老百姓是不知道規矩怎麼玩的。之所以如此，其實是周初的統治者很刻意的要做初社會階級的差別，這本來沒毛病，因為平民跟貴族的資源不一樣，自然無法讓兩者享受相同待遇。可隨著時間發展，上層人士已經不遵守禮樂制度，這時如果還不置定新規矩將平民階級動員起來，那整個國家將毫無動力，更無法在亂世中競爭。
所以李悝用《法經》，就是告訴極具潛力的平民老百姓以後怎麼跟著國家玩。同時，也制定出升遷制度，認有新發展的人才看到具體清楚的努力方向。所以在魏文侯時代，武有吳起、樂羊，文有孔子的弟子─子夏、技術官員有治水達人─西門豹，堪稱是面面俱到的豪華人才團隊。
另外魏文侯本人也十分聰明的運用外交手段，減少自己四面受敵的處境。曾經韓、趙兩國發生戰爭，然後兩國都派使者拉攏魏國，結果魏文侯沒有趁人之危或坐地起價，反而調解兩國紛爭。此舉讓韓、趙兩國與魏國組成同盟，魏文侯得以解除南北兩面的軍事壓力。
隨後魏文侯憑藉著改革的國力，加上韓趙聯軍的支持；東破齊國，甚至把齊國君主都給俘虜；西攻秦國，取得河西之地，讓秦國只能龜縮一隅；南敗楚國，攻掠下不少土地；另外由異族建立的中山國，也被魏文侯消滅，魏國自此成為率先崛起的戰國首強。

但這一切在魏惠王的時代，完全變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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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無信義

魏惠王的名字叫魏罃，是魏文侯的接班人─魏武侯的兒子。當初武侯死前並未確立繼承人，結果造成魏罃與魏緩互相爭奪領導權，起初魏罃佔優勢，魏緩於是逃到趙國，結果韓國君主卻覺得：「現在魏罃只掌握一半的國土，所趁這時候侵略一地能撈到好處。」於是慫恿趙國，聯合進攻魏國。
根基不穩的魏罃很快被聯軍擊敗並被包圍，眼看就是等死的局面，沒想到韓趙兩國卻起了內鬨，因為趙國主張「殺死魏罃、擁立魏緩後，就讓魏國割地，我們就退兵吧」，韓國卻認為「乾脆分裂魏國，魏罃、魏緩個治理一半，如此就永遠消除魏國的威脅」，在各持己見的狀況下，兩國都選擇退兵，魏罃這才殺了魏緩，成為新的魏國君主。
回想文侯時代，魏國對韓趙的矛盾盡心調解，可韓趙兩國卻在多年後趁魏國內亂興風作浪，搞的魏國差點滅亡。如此恩將仇報的舉動完全證明：「戰國是亂世，沒有什麼仁義道德，更沒有永遠的盟友。」這也徹底點燃魏惠王向韓、趙兩國報復的念頭。
西元前354年，趙國攻打魏國的附庸衛國，魏國因此攻趙，並在隔年攻破趙國首都─邯鄲。這次的進攻，可以視為魏惠王復仇的成功，問題是有那麼一句話：「出來混，遲早要還。」韓趙兩國攻魏因此種下仇恨，那魏國以前就沒有攻打過其他國家而結下樑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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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業崩壞

在魏國大肆擴張時，齊、秦兩國正在蓄力改革並等待反擊的時刻。
如今魏國因攻趙，造成國內多個地區防務空虛。齊國以救趙的名義，派軍攻打魏國，而齊軍在田忌、孫臏的領導下速攻魏國首都─大梁，造成魏軍回救本國時，被齊軍在桂陵打埋伏。同時間的秦國，則趁魏國注意力被東方齊國吸引時，攻取河西地區的城市，甚至還進一步打下魏國核心重鎮─安邑。就連楚國都趁機攻打魏國南部，造成魏國被三面圍毆的窘境。
但戰國首強的實力非同小可，在重整態勢後，魏惠王先在東線戰場重挫齊軍，使齊國趕緊聯合楚國向魏請求和休兵。然後魏惠王在調動大軍，並聯合12個小諸侯國兵臨西方的秦國，嚇得秦孝公認聳求和。

從桂陵之戰後的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出魏惠王頗有手腕，而魏國依舊生猛。對此，其他諸侯國表示：「一次不成功，還可以來第二次呀。」
公元前343年，魏國攻打韓國，然後就是一樣的劇本發展，齊國以救韓的名義攻打魏國，結果在馬陵打埋伏，殲滅10萬魏軍。同一時間，秦國又搞背刺，並且一口氣打下大部份河西地區。
馬陵之戰後，魏國因為損失相當比例的青壯年人口，開始走向衰弱而難以挽救，這當中最悲情的，莫過於魏惠王。除了他葬送父輩們建立的優勢，另一個折磨人的，是他遠超同時代平均的長壽。惠王一直活到81歲，統治魏國50年，是戰國史上統治期第二長的君主(第一名是統治56年的秦昭王)，但在他統治中後期，眼睜睜看著各國相繼崛起，自己還必須一再承認他國的權威，比如：統治的第36年尊稱齊國君主為王、統治第47年一口氣承認韓、趙、燕、中山為王(是的，連曾經被打到滅國的中山，魏國都必須和它平起平坐，可見當時的魏國已經是多麼無力)，這日薄西山的趨勢，對一生都在奮戰的人來說，那是何等的悲涼。

本來我想就魏惠王喪失霸業的往事總結出一些道理，可我寫到最後卻發現：魏惠王大致上也沒犯什麼致命性錯誤呀。
你若說他窮兵黷武，在亂世中又怎能不大動干戈？你若說他四處結怨，可是有很多敵人不是他主動招惹，而是主動趁火打劫。身處一個隨時變動、充滿背叛、人才流動極大的領導位置，我自認絕對做不來，那我有什麼資格評論魏惠王？真要我說，那就是：不是惠王不努力，也不是惠王沒實力，只是他的競爭者做的比他更好。

經由惠王以及魏國的興衰，我們大致了解戰國的形勢轉變以及時代氛圍，此後，透過不同時期、地區、出身的名將，去更多了解個人在時代下究竟會活出什麼樣的際遇了。所以接下來，歡迎踏進入金老ㄕ建構的戰國歷史，也請大家踏出戰國時代思考模式的第一步吧。

圖片：馬陵之戰示意圖

8月1日是 #原住民族日
原本當天就想分享我為《#百年香山》第二輯，寫的 #香山開發史，這是一本由竹塹城社區願景協進會發行、紀錄在地長者的生命訪談集。基於種種因素，遲至今天才分享。
　
踩在有記憶的土地上，踏實做事、帶來改變。這是我對自己從政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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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開發史
　
#近山逼海的開展之地🌊
　
綜觀全台的史前遺址，多數坐落於山海間。開墾，是將荒地開闢為宜人居之所。據聞香山，是新竹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了列在教科書中的台東長濱文化、十三行文化，到前陣子因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受到注目的南澳漢本遺址，史前遺址幾乎都在山海間的小平原區域。
　　
香山是台灣西部山與海距離最近的地方，在狹長的香山平原上，於西元2000年，發現了史前遺址—「上沙崙文化遺址」 。其位在香山區樹下里浸水街附近的沙丘上，根據考証，遺址主要有2個文化層，下方文化層是屬於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繩紋紅陶文化；而上層文化層則是出土近代漢人的文物，推測大約是清朝早期的漢人墓葬物品。
　　
上沙崙文化遺址比著名的十三行遺址（一千八百年到八百年前）早了近兩千年。可惜出土文物不多，無法判定當時居住於此的究竟是哪一個族群的祖先。
　　
在鹽水里的耆老訪談中，蔡清火阿伯分享了一句俗諺：「近山逼海，做呷挫屎」。巧妙地點出古早時香山討生活、求溫飽的艱辛。
　　
幾千年前，新竹地區的史前聚落，同樣有人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求，選擇於香山定居。無怪乎，清火阿伯憶及在物資貧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甚至會有市內的人選擇下嫁到香山求個溫飽。
　　
香山是，新竹地區人類文化的開展之處，故事自此揭開序幕。
　
　
#原住民與渡海之人
　　
雖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皆曾統治台灣，然統治力皆不曾貫通南北，在十七、十八世紀，香山居民仍是以原住民為主。
　　
新竹市政府網站「新竹沿革」寫道：「『竹塹』是居住在新竹平原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音譯。明永曆15年（1661），命左先鋒楊祖駐屯竹塹；康熙57年（1718），王世傑率族人由同安首先開墾竹塹埔，這是漢人開墾竹塹之開始。」當時的竹塹埔，是以暗街仔（今東前街與平和街一帶區域）為圓心。
　　
因著渡海之人的強勢迫遷，一路北遷的竹塹社，最終在采田福地（今新竹縣竹北市新社村）於康熙36年，歸順清廷成為熟番。
　　
當中的竹塹社，據廖瓊林撰《新社采田公館記略》云：「我祖造基海島，我社始基於香山，繼移於竹塹。及索遷至舊社，始營公室，纔入版圖，厥分七姓，曰錢、衛、廖、三、潘、黎、金、為國新丁。」極有可能始於香山。
　　
荷西時期，曾有西班牙人探險南下竹塹（今新竹），甚至遠及二林社（今彰化二林）；直到荷蘭時代，竹塹社才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管轄，荷蘭戶口表中，有代表該社的「Pocael」名稱的出現，1650年時，計130戶、520人。
　　
永曆15年（1661）四月鄭成功克台後，於六月派遣左先鋒楊祖駐紮竹塹屯墾。 這是漢文名「竹塹」最早的出現。此時的竹塹社居住於香山、鹽水港一帶。永曆30年（1676）鄭軍置通事於竹塹社，永曆三36年（1682）鄭克塽修築台灣北部雞籠等港，徵調原住民搬運糧食，軍令嚴苛，原住民紛紛起而抗之，竹塹社、新港社響應，殺通事、社商。鄭克塽派左協理陳絳督兵征剿。
　　
香山沿海一帶有許多百姓公廟，百姓公是台灣漢人對客死他鄉或無子孫祭拜之孤魂野鬼的統稱，沿海各里耆老們對於百姓公的遺骨為誰莫衷一是，有說兒時聽長輩們說過因為香山靠海，有些船在此上岸，漢人、外國人和原住民打鬥有死傷就地在此埋葬；有說是閩客械鬥、漳泉械鬥；有說在明鄭與清廷開戰時，清兵上岸於此兵戎相見；或說日治初期日兵上岸即遭抵抗，死去的日本兵只能草率掩埋…。後來開墾時挖出遺骨，即送到百姓公廟供奉。
　　
山與海的交界之處，原住民與渡海之人在此相遇，原本尚未有固定名稱，「香山」之名，是漢人大量來此開墾時才出現的，這是後話了。
　
　
#淡水廳治在竹塹
　　
新竹地區大規模的漢人開發，一直要到清廷治台時期才開始，「六死三留一回頭」這句俗諺道盡當年漢人開墾之艱辛。
　　
雍正年間積極鼓勵開墾，甚至放寬許多條件，像是：雍正2年（1724）准許民番進行租佃，朝廷覆准「福建台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因此，漢人取得土地的方法時常是以租佃方式進行，即表面上是番產，實際上土地卻是由漢佃掌控。逐漸吸引漢移民前來拓墾。
　　
香山地區則是在康熙末年，有閩人許、晉、葉三姓人入墾，然遭遇番人抗拒，三姓人被慘殺者達十餘名，致墾務中斷一時。直到雍正年間有泉州府惠安縣人吳忠信及同安縣人吳祖入墾香山。
　　
「香山」這地名也是在這時期出現的，一說為福建惠安陳姓族人遷居到此。其族人目前大多居住在埔前聯里，於大坪頂一帶，漫山遍野無名花草盛開，薰芳馥郁，故名香山。另一說自鹿仔坑秀才林秀春，傳云：香山往昔為竹塹番棲住地，漢人初來稱曰番山，後覺地名不雅，乃改稱「香山」。
　　
香山港的存在讓香山在清代有一定的位置，道光末年至咸豐年間，竹塹港已漸淤淺，而被南邊的香山港所取代。 自大陸來的商船主要停駛於香山港，再以小船轉運舊港，因此兩港常常合稱「香舊」。 其開港年代各文獻說法不一，有一說是道光五年（1825）甚至更早，《新竹文獻會通訊92號》所記載為光緒二年。 船隻往來頻繁、郊商、鄉民買賣雲集，連帶讓香山天后宮也擁有竹塹城內的信徒，一時香火鼎盛。
　　
此時，香山其他地區仍有不少熟番，依據熟番大租繳交數量可推論，在清治時期，香山地區仍有不少原住民存在。
　　
無怪乎，位於香山南端中隘里的陳金昌耆老提及老一輩告訴他，早先這一帶是「番仔庄」，「隘口」是彼此交換物品的集市之意。
　
　
#日出日落香山觀海
　　
《新竹縣鄉土史料》中，新竹八景關於「香山觀海」的描述為：台灣鐵道驛站只有香山可觀海。
　　
現在從香山車站往外看，所見的是貫穿香山的省道中華路，很難想像在日本時代，「香山觀海」為八景之一。其實海埔新生不過是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這幾十年的事，香山火車站前轉角朝山里的陳漢卿阿伯亦在訪談中提及，過往的中華路是石頭路，路旁滿是竹林、林投樹，於朝山活動中心旁，甚至可以在道路間看到堤防。
　　
由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898）與Google地圖（2017）的套疊可得，過往的香山火車站離海岸不過一百多公尺。
　　
昭和七年（1932）後因戰爭因素，總督府停止海峽貿易，香山港轉為以漁業活動為主。
　　
大正13年（1924）碑圳公有化政策實施後，將既有何勝圳改建延伸至香山地區，末代圳長何汀甫捐出，由政府擴大整治，原先命為昭和圳，後考慮居民習慣的稱呼，更改為汀甫圳。汀甫圳引頭前溪水，流經十八尖山腳下，過香山地區入海，是竹塹東南隅的重要灌溉水源。可見香山當地水脈無法提供足夠的灌溉水源，只好遠從十幾公里外的頭前溪引水灌溉。從汀甫圳的修築年代研判，香山地區的大規模水田化，可能遲至日治中期才發生。
　　
而汀甫圳未及之區域，則多靠水塘，或是旱田耕作，在香山地區，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擁有大片甘蔗田，五分車鐵道一路從新竹糖廠延伸到香山以及苗栗竹南一帶。也因此，香山在日本時代的都市規劃中，是作為新竹州的糧倉與後花園。
　
　
#國民政府在台灣
　　
香山在此時期面臨了三次的行政區劃重大變更。
　　
先是戰後新竹州解體，1946年，國民政府將原日治9轄區整併東、西、南、北、香山等5區，並將新竹縣竹東區、竹東鎮、寶山鄉併入新竹市竹東區和寶山區，新竹市當時為全台九個省轄市中面積第二大市（僅次於屏東市）。
　　
二於1950年，台灣調整行政區劃，省轄新竹市被撤銷降級，和新竹縣合併，成為新竹縣轄的新竹市。香山、竹東、寶山成為新竹縣轄鄉鎮，原省轄東西南北四區整併為新竹縣轄市，設縣政府於今市政府。
　　
直到1982年，新竹縣市分治，新竹市（升一級回來）和新竹縣分離，縣政府遷至竹北。新竹市與香山鄉合併升格為省轄市，香山鄉改為香山區，才成為今天的樣貌。
　　
民國40年初，有鑒於相思樹經濟價值菲薄，大量農民隨當時風潮所趨改種荔枝。民國56年時，曾經一度盛行栽植洋菇，由食品工廠收買製造罐頭外銷，賺取不少外匯。民國50年台灣玻璃奠基設廠，帶動大同磁器、中台興、美爽爽等廠商前來投資。民國63年都市計畫規劃出香山工業區；民國67年朝山都市計畫實施。 許多耆老也在這段時期，因工業區的興起，選擇棄農從工。
　　
1940年代至1966年間，沿海浮復地急速陸化成為海埔新生地。香山本為港泊地，容易變遷，一旦潟湖地形變化或淤淺，港口機能即迅速衰頹，必須另尋泊地取代。歷史上的香山港泊地一直在頂寮、下寮、汫水港、鹽水港、內湖等地擺盪，而最後以潟湖陸化終結。
　　
幸好，潟湖區是優良的漁場，沿岸漁業成為當地居民重要產業活動，挖公呆、養蚵是許多耆老的共通記憶，香山海域養殖牡蠣的時間更是超過百年，卻因「綠牡蠣事件」重創養蚵業，2004年底，根據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老師林曉武的研究報告，新竹香山一帶的牡蠣銅含量高達1000ppm，是世界平均標準的40倍以上。造成當地牡蠣銷售量嚴重下滑。然政府期間並無積極作為，一直到2009年，漁業署才陸續收購銷毀並禁止養殖。
　　
一個百年產業，因工業污染而沉寂，農地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2001年到2006年間「鎘米事件」，受汙染面積共約33公頃，主要分布於浸水里和樹下里；肇因為汀甫圳的牛埔溪支線及八輪支線流經香山工業區，水源受到工廠排放水污染。雖然92年9月15日新竹香山區浸水社區部分區域（約3.2公頃）已完成改善並解除列管。 但地方的恐懼仍未消失，在訪問的過程中，仍會聽到地方耳語－刺鼻氣味、圳裡突兀的顏色和油汙…，香山工業區在面臨傳統產業出走後沒落，原有的農、漁業也受到損傷，擁有豐富生態的濕地與丘陵綠意的香山，該如何尋找新的出路？這也是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耆老擔憂，該如何讓子孫留在香山？
　
　
#看不見的城市
　　
時光荏苒，地景更迭。
　　
義大利名作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的「城市與記憶之三」說過；「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
　　
透過與耆老的訪談，屬於香山的共同記憶於焉展開、往外延伸，景色、聲音、心情的記憶，相同的事件、相異的感受…，記憶隨著時間被型塑或保有原貌。百年香山，存在於耆老的口中和老照片裡，我們紀錄、串聯、想像。
　
或許，耆老訪談的意義就在這裡了吧！透過地方人的回憶，見證香山的興衰。
　
或許，我們都存在於某個看不見的城市，找尋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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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參考書目都在書中。
照片是回母校盪鞦韆，以前是輪胎泥土地。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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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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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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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