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很多人討論的「劉銘傳從臺灣鐵道之父除名」，我聽到這件事第一個想到的是多年前讀許雪姬教授《洋務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其中的一段話。
『前幾年學者在討論臺灣何時現代化時，有部份學者主張日據明治末期，亦即後藤新平時期，臺灣才開始現代化，認定劉銘傳當時的自強新政還談不上現代化。此說一出立刻引起「民族主義」的情緒，不僅反駁前者之謬，且唯美劉銘傳，認為所有臺灣現代化的種子都是劉銘傳播下的，至於後來自強新政完全無法落實，是後任巡撫邵友濂的罪過，這一說法有三個漏洞：一是淡化了劉氏前期來台官吏的貢獻，二是矮化了邵友濂，三是間接證明了後藤新平才是臺灣現代化的開創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點，完美地解釋了為何如我這年紀的人，在小時候讀課本裡篇幅為數不多的台灣史時，只有劉銘傳之名而無後藤新平，也就是黨國體制下的教育為了避談日本人的現代化建設。
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用這些錯誤的雙標觀念看事情。例如當年八田與一銅像被破壞，就有人說八田與一區區建了一座水庫有什麼好紀念，蔣中正時期蓋了多少水庫貢獻才大，這就是把「設計主事者」與「落成時的最高領導人」混為一談的謬誤。而且我在某個高中對學生演講談起這件事時，我說「而且為什麼蔣中正時期水庫落成得最多？因為他任期長啊！」那個高中不愧是名校，學生一聽就懂我在酸什麼，哄堂大笑。
劉銘傳的貢獻確實是有的，但他不是設計者，如果真要紀念，應該也是紀念當時的外籍鐵道工程師；就如同我們提到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時，一定是想起八田與一，而非想起當時的臺灣總督一樣。更何況清朝那時的鐵道並沒有全島長程的設計，而且品質也不好，所以日本後來砍掉重練。因此說臺灣鐵道之父是日本長谷川謹介工程師，是比較符合歷史真相的，不過當然要平衡報導一下，這些宏大的鐵路計畫，當然主要也是為了方便殖民、為日本母國賺取利潤的目的，並非專為造福臺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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