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知道林鄭睇到呢封潘曉穎父母寫俾陳同佳嘅公開信時有咩感受。
// 潘生、潘太形容,陳同佳親手破壞一個原本幸福完美的家庭,一家從此變得支離破碎、家人陰陽相隔,「沒有了將來,沒有了希望」,對此永遠不能釋懷,「請問你良心過得去嗎?」公開信又指,陳同佳由獄至今差不多一年了,希望他堂堂正正站出來,為自己的極大錯失承擔責任,盡快赴台、在當地接受殺人案的公正審判,「不要讓我們無了期地等下去!」
公開信最後指出,管浩鳴牧師已表示自己不是陳同佳的代言人,並不能代表陳說話,陳同佳家人亦曾表示積極鼓勵、支持陳赴台投案,台灣方面早已建立了一個「特别聯繫窗口」,隨時準備他赴台投案,最後提出三個問題,「為什麼你還要龜縮?」、「為什麼必須要等到通關才赴台投案?」、「為什麼你不可以踏上台營航班赴台投案?」,要求陳同佳親自回應。//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BD%98%E6%9B%89%E7%A9%8E%E7%88%B6%E6%AF%8D%E5%90%91%E9%99%B3%E5%90%8C%E4%BD%B3%E7%99%BC%E5%85%AC%E9%96%8B%E4%BF%A1-%E8%A6%81%E6%B1%82%E8%A6%AA%E8%87%AA%E5%9B%9E%E6%87%89%E8%B5%B4%E5%8F%B0%E6%97%A5%E6%9C%9F-%E7%82%BA%E4%BB%80%E9%BA%BC%E4%BD%A0%E9%82%84%E8%A6%81%E9%BE%9C%E7%B8%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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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佳家人 在 新聞人事全面睇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值得一看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容顏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h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另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陳同佳家人 在 黃耀明 Anthony Wong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外表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容顏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h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另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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