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教育的深圳模式 - 肖經棟
深圳在國際教育辦學上,不僅包容多種模式,還屢有創新,且具有極強的市場敏感度,有相當的前瞻性。
最近5年,我基本上每年會在深圳呆一個月左右時間,到當地的國際學校/國際部做系統性調研和了解。除大本營上海之外,深圳是我們調研學校和花費時間最多的地方。深圳之所以會受到我們如此重視,是因為我們基於一個判斷,即深圳是觀察中國國際教育發展的最佳窗口。
創新與包容
中國的國際教育發軔於成都,北京、上海結出碩果,深圳則是持續創新之地。成都最早採用了公立學校與外部教育機構合作辦國際部的模式,風行全國並影響至今。目前,北京和上海的國際教育水平領先於全國。而深圳則在國際教育運作方式上不斷有創新之舉,深刻影響著中國國際教育發展。
2003年隨著《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頒布實施,國際教育在中國有了法制保障。2003年,深圳國際交流學院誕生。到目前為止,深圳具有高中段的國際學校/國際部約有60所,數量緊跟上海、北京之後。
境外大學的申請情況,深圳國際交流學院每年拿到全國最多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offer。深圳中學、深圳外國語學校等當地名校在美國頂尖大學申請上也是屢有收穫。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深圳的國際教育發展水平在國內處在一流梯隊當中。
深圳在國際教育上有很多的創新,以及出了一批深刻影響業內發展的大咖。比如業內通行的培訓資質辦全日制學校的方式便發端於深圳。而在國際教育人才上,深圳也是貢獻不小。
蔣繼寧和梁循安是國際教育界兩位大咖,均是從深圳起步。蔣繼寧採取了往下延伸的方式,創辦小初學校——深圳城市綠洲學校,是深圳當地的名校。而梁循安則採取各地開花的方式,在上海、北京、蘇州、武漢、廣州五個城市同時創辦領科系列學校,發展得也很不錯。
高中段的國際教育運作方式,目前主要有北京和上海兩種模式。
北京採取了國際項目合作機制,即北京的學校和境外一所學校進行合作辦國際項目。上海則採取了國際班模式,學校並不和境外學校合作,而是採取引進國際課程作為學校的特色課程來開設。深圳則兼顧了這兩種模式,但在辦學機制上有很多新的嘗試與創新。比如深圳明德實驗學校採用了基金會的模式,這在國內很罕見。
而在高等教育領域,國內九所中外合作大學,有深圳北理莫大、港中深等兩所大學落戶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學辦學則比較獨特,在國內也是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深圳國際教育的市場敏感度
觀察下來,深圳的國際教育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創新性強;二是前瞻性高。其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跟深圳城市特性有關。
眾所周知的是,深圳是一座很年輕的城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樣板城市。在城市的快速發展過程中,深圳落戶了一大批重視教育的精英人群。同時,由於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深圳的教育資源滿足不了市民需求,其學位緊缺一直是很大的社會問題。因此,對能夠解決教育資源緊缺上的方式,深圳總體上是比較包容,也願意進行多方面的嘗試。
比如在辦學主體上,深圳出現了明德實驗學校用基金會參與的方式。在教學方式上,深圳厚德書院採取了高考和出國留學兩條路並行的措施。在市場推廣上,薈同以及貝賽思的做法引發業界關注。
而正是由於創新性強,其背後便是市場敏感度很高。深圳國際教育發展在國內具有前瞻性。深圳國際教育所出現的情況,往往過幾年會在國內普及。很典型的是,今年由於中美關係出現波動以及疫情等因素,導致留學總體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申請美國方向也出現了數量下降的趨勢。而這種情況,早在兩三年就已經在深圳出現了。
深圳出國留學家庭主要來自於三塊,一是深圳當地的醫生、律師、企業管理等專業人群以及公務員等;二是在南山區從事高科技行業人群;三是中小企業業主。這些人群對政策以及國際教育形勢變化的敏感度比較大。
宜校經過多次調研後發現,深圳的國際教育出現國內很獨特的一種現象,即學生在整個留學過程當中,話語權很高,深圳家長的參與程度整體上要低於北京、上海、南京這些留學發達區域。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深圳是一座商務城市,家長普遍工作比較繁忙,雖然會有比較高的經濟收入,但花費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有限。因此,深圳很容易出現「父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現象。在這種環境下,深圳的優秀學生總體會比較自立和獨立,其成熟程度要高於其他區域的學生。
也正是這種特殊的現象,使得深圳接納新建的國際學校程度比較高,加上學位本身的短缺,所以在深圳創建一所新的國際學校的成功概率一般要比其他城市高。
同時,由於深圳商務城市的特性,偏愛或者不排斥創業型機構。為此,深圳出現了很多小而美的教育機構,傳統大機構比較難佔到壟斷地位,跟北京、上海、南京、蘇州這些城市有比較大的差異性。
再來看看具體的每所學校,深圳的學校出現很多有意思的現象,可以為國際教育發展提供一個參考。
國內知名高中當中,由於在申請境外大學時,同校同學之間的競爭往往十分激烈,導致會出現關係不太和諧、資源雪藏的現象。但在深圳最好的學校——深圳中學,卻不是這樣的。我訪談其畢業生當中,多次聽到學生因各方面表現優秀,其他家長主動提供實習機會的現象。
深圳中學十分有名的畢業生便是騰訊創始人馬化騰,而其創業夥伴則主要是來自於深圳中學的同學。這是一種比較獨特的現象,這跟深圳中學注重讓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文化包容等息息相關。
在學校管理上,深圳國際交流學院採取了讓學生多樣化選擇的方式,提供30來門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但另外一所學校卻採取嚴格的管理機制,深大師院附屬國際高中以嚴格管理出名,在這種機制下,我們發現了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即男生的申請結果反而要好於女生,這跟男生在嚴格管理機制下,只能全身心進行學習有關。深圳厚德書院創始校長何道明是個美國人,但在創辦這所學校時,他卻十分重視中國本土傳統文化教育。
經過17年的發展,深圳國際交流學院成為國內知名的國際學校,每年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錄取量佔到全國總量的10%以上。2020年,該校搬入到了自有的新建校區,招生量也接近翻番。這正是深圳國際教育發展的縮影。
原文:金融時報
#教育
蘇州大學科系 在 古典好好聽 Classicalmusic to go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這是一個老生長談的話題!雖然一般很多愛樂者都知道,但還是一直發生,台灣古典音樂界真是很慘的!
引用--鋼琴家劉孟捷票房失利,誰之過?
◎吳家恆(遠流‧出版三部總監)
前幾天一早起床,打開手機檢視郵件,便看到焦元溥寄來一篇怒氣溢於言表的文章,起因是高雄出生的年輕鋼琴家劉孟捷上週與台北市交合作,演出難度超高的巴伯鋼琴協奏曲,結果台下的座位有超過一半是空的。
任何讀者從焦元溥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以劉孟捷闖蕩國外樂壇所達到的成就,和任何被冠以「台灣之光」的人物──如曾雅妮、郭泓志、王建民──相比,都毫不遜色。而劉孟捷所經歷的考驗,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幾年前,劉孟捷罹患怪病,全身肌肉萎縮,十指糾結,身高一八○的二十幾歲年輕人人,瘦到只有三十公斤,被醫生斷言「不可能再彈鋼琴」。但如今,劉孟捷用他打了鋼釘的食指和肌腱曾經斷裂的無名指、小指,挑戰許多鋼琴家不敢碰的巴伯鋼琴協奏曲。
照理說,這場音樂會應該以票券全數售罄、全場起立鼓掌二十分鐘,才算是相稱的結局,而不是台下聽眾稀落的難堪境況。
究竟是為什麼,劉孟捷音樂會的票房會這麼慘澹?
原因很難一概而論。音樂會票房就跟選舉拉票一樣,必須把聽眾卅選民切割成小區塊,每一塊用不同的訴求、手法來「固票」,所以沒有一個單一的歸因。焦元溥的在音樂會之前還寫了一篇文章,點出這場音樂會多麼難得,但是仍然難以拉抬票房。
如果,劉孟捷不是和台北市交,而是和國家交響樂團合作,以現在呂紹嘉剛上任的鋒頭,票房說不定會不同。
如果,北市交平時耕耘得更深一點的話,票房可能會大大不同。
在焦元溥告訴我有這場音樂會之前,我並不知道劉孟捷要開音樂會,最近光是為了喬出空檔去聽國家交響樂團新樂季的套票音樂會,就已經很傷腦筋。此外還買了蘇州評彈、20x10蕭邦國際音樂節、中國京劇院的票,市交的音樂會,就像天邊的一朵雲那樣遙遠。
但是,情形可以不是如此。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作為台北市的樂團,有多少人知道現在台北市交的團長是誰?音樂總監是誰?有多少台北市民覺得北市交是「我們」的樂團?雖然這個樂團是市政府在養(也就是市民在養),但是它到底跟台北市民有什麼關係?
大部分的市民想起這個樂團,面目是模糊的,大概腦中浮現不出任何一張臉孔,也想不出這個樂團跟市民的生活有什麼關連。
有別的選擇嗎?我們不妨來設想一下──
既然北市交是台北市政府出的錢,如果,市府用預算來換票,每場音樂會都劃出若干座位,做為音樂欣賞扎根工程之用,然後分贈給北市國中、國小學生,讓每個學生每年得到兩張音樂會的票,可以由長輩、朋友陪同欣賞。這當然還需要其他環節的設計和規範,避免流於形式或衍生弊端。這麼一來,音樂會的票房得到支撐,藝術欣賞人口得到滋養的資源。
北市交也可以針對不僅是音樂科系師生,而是廣泛的繪畫、舞蹈等藝術相關科系以及建築、設計科系師生,發行「市交之友卡」。因為在一個號稱要發展文創的國家,人才必須廣泛接觸各種藝術的養分。憑卡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購票,同時隨票憑卡入場。音樂廳的一張座位空在哪裡,就只是空在那裡,但是,當這張座位有人坐之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展出來。
曾經聽劉岠渭教授說他在維也納留學的時候,可以用很低的價格買到歌劇院的「站票」,入場之後把手帕綁在欄杆上,佔了位子,就去喝巧克力等歌劇開演。劉岠渭教授回憶時,臉上泛著微笑。又像是師大音樂系的陳漢金教授,留學巴黎時辦了美術館的出入證,可以隨時進入羅浮宮、奧塞等美術館,這是為何陳漢金教授雖然專研音樂學,但是對於繪畫有很深造詣的原因。
既然市交是市政府「最好聽」的單位(他們的聲音比任何市府發言人、官員都還好聽),一些重要的場合,市府有把市交當一回事,推到全台灣、甚至國際去?既然花博是市府重大活動,會有一場在譬如說在某個花卉園區的音樂會,由市交演奏,廣播、電視同步播出,讓國際「看見台北,聽見台北」?每年市府廣場除夕倒數計時,有想過找市交在現場開音樂會,兼容古典流行通俗曲目,讓煙火配著音樂施放?愛丁堡藝術節每年可是以在城堡旁舉行的煙火音樂會作為壓軸節目啊!
既然市交團員是政府雇員,為何不要求團員每年有固定時數,到國中、小學進行音樂教育?如此一來,對於學童來說,市交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張張臉孔,一個個曾經跟他們說過話的人。這就跟選舉跑攤一樣,握過手、說過話,就是不一樣。
這麼做,當然會有阻力。我相信,第一個反彈的大概是市交團員。以我以前的瞭解,市交團員上班時間並不長,下班後私人授課賺錢、逛街購物,日子十分逍遙。但就是太平日子過久了,把市交原本可以跟市民發生的關係,一點一滴給侵蝕掉了。
前一陣跟曾派駐法國的楊子葆聊天,他提到法國的學生在一個年紀之前(好像是高中的階段,記不太清楚),每年都可以吃到米其林星級廚師煮的一頓飯。不管你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也好、工人的孩子也好,每年都可以免費吃到這麼一頓飯。
我很疑惑:怎麼這麼好?這有可能嗎?對,楊子葆初聽也是覺得不可能。米其林星級料理,一頓吃下來可要不少錢,每個學生吃下來,這筆錢誰出呢?這些廚師怎麼願意做這件事呢?
楊子葆解釋,這不是政府花錢買單(至少不是按市場價格買單),而是法國廚師工會的規定,凡是米其林星級廚師,都有義務做這件事,理由很高尚:為了法國飲食產業的永續發展。
今天的礦工兒子,可能是明天的富豪。你必須現在「投資」,讓孩子無分貴賤,都瞭解什麼是真正美好的食物,這樣你明天才有顧客。今天不投資,等到明天,礦工兒子變富豪了,他不懂得欣賞美食,讓烏龜吃大麥,美食的標準就會下降。
真是高招!表面看起來不敷成本,其實是放長線釣大魚。回頭看看台灣的音樂界,恐怕連很多從事音樂這行的人,心裡都沒有身為這行業一份子的自覺,也沒有維護行業尊嚴、永續發展的概念。太多人想當「鐮刀派」,不想當「鋤頭派」,都想抓魚,而不願養魚。理由很簡單,鋤頭太重,一柄鐮刀多輕便,養魚忙了半天,自己不一定抓得到。
前一陣,我寫了一封信,給各個音樂科系的教授們,推薦《鋼琴課》這本書。結果南部某國立大學音樂系的一位教授回信,勸我不要白費力氣,「以身在此工作圈的背景,我知道圈內人會看這類書籍的非常少,不只是因為古典音樂是個小眾市場而已。學生也一樣,基本上就是非常低落的讀書風氣所致。……同事們連音樂會都難得出現,更沒有誘因去看此書。……老師們不看,怎會推動學生去看?大學生連修課相關的教材,都懶得用功作學問了。」 (原信照刊)
這裡所呈現的景象是,連音樂從業人員都不支持、不關心同行的演出與作為,那要怎麼期望業外人士來聽?難不成開音樂會的是瘋子,買票去聽的是傻子?如果連音樂從業人員連自身的專業水準也不顧,這些學生畢了業,能有什麼作為?
講回市交(其他各級公辦樂團也可適用),在納悶票房不見起色之前,恐怕得先自問:到底有沒有把市民卅聽眾當一回事?貝多芬有句話好像是這麼說的:只有從心出發,才能走入內心。
「從心到心」不是光靠浪漫情懷和自我感覺良好就可以過關,而是要去仔細研究、經營「心的路徑」,加上細心而長期的灌溉,這條路才能暢通。
劉孟捷的票房失利,絕不是因為演出不好,甚至,也不是宣傳不夠,而是這條路太缺乏灌溉。如果,北市交能認真去做個「屬於台北市民的交響樂團」,或許在十年後,像劉孟捷這場音樂會的遺憾還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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