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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兩黨的存在，才是台灣「治理」困難的主要元凶！（文長慎入）

🙅🏻 倫哥，在本土全面執政五周年的今天，批評小英政府「全面治理失能」。此言差矣！！

當前台灣諸多治理難題，除了是民生、社會與政治問題本身的難度之外，國共兩黨的存在，甚至內外隔海唱和，才是當今台灣「治理困難」的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國民黨長期不願意「土斷」(在地化)為本土的政黨，用一個中國落跑來台時候連帶扛過來的不知所謂的「種花冥國」作為框架硬套在台灣身上，再加上，過去數十年的黨國腦殘洗腦教育之下，至今少說還有藍丁腦殘者五百多萬枚。隨著，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濟全球化，主要是以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築就為表現，於是，分享大中國天朝意識形態的「國共」也就在中國經濟利益中得到共識，「反共」的姿態搖身一變成為「舔共」的身影。

再加上，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原本有賴於政治改革作為下一階段的鋪墊，但政治改革可能革掉中共一黨專政的命；因此，對外擴張的霸權崛起，把原本物質需求滿足之後的形而上的自由追求，轉挪成「想我中國百年來，受盡列強侵略，積弱就挨打」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職是之故，所謂中共一黨專政下的「中國模式」，勢必就被轉譯包裝成「中國可以平視世界」、「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納美中」、「中國也要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世界爭霸」或「全球制霸」的路徑。

中共帝國的崛起路徑之中，在徹底掌控香港之後，最重要的一站，便是拿下台灣。可是，由於中共軍事「硬實力」離美國一流軍事水準尚有距離，因此，反正「能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的「超越人類底線」的「超限戰」的不對稱戰爭，並以各種「銳實力」為表現的中國影響力、滲透力、偷矇拐騙無恥力，就開始滲透影響全球各地。馬哀帝邦伯八年任內，就是「門打開，沒顧厝」的讓中國白蟻、中國滲透、中國資本、紅色代理人….長驅直入台灣的年代。

直至2017年，西方才有專家學者理解到過去十幾二十年，所謂「中國影響力」的施為模式，並非傳統大家認知到的「文化軟實力」，而是一種具備中國特殊性的「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利益要脅、以商逼政、藍金黃、買收…等等超越人類底線的方式，快速擴增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台灣就是中國各種「銳實力」滲透、穿透、駐紮、寄生、在地代理、在地協力…的重災區。中國銳實力，有一種中國的特色，那就是利用「民主社會的灰色空間來顛覆民主」。例如，民主社會擁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中共便利用此種自由將中共中宣部麾下管轄指揮的「宣傳機構」佯裝cosplay為「新聞媒體」，進行詆毀世界各地民主，宣傳中國模式好棒棒的機構。又如，網路本來就有其穿透國界的特殊性，中共便利用一手阻絕西方網路媒體、社群媒體穿透中國境內，另一方面利用這些穿透國界的網路與社群自媒體，用網軍、假帳號、旗下網紅直播主、在地協力者、中共代理媒體，詆毀在地民主，宣傳中國好棒棒。

然後，中國政權既然知道，躲藏在民主社會中的灰色空間，以中國銳實力把對方民主利用各種極端的言論、主張、立場，分化、切割、部落化與零碎化，於是，當台灣八月公投議題本是可被討論與多元顧慮的民主決定事項，就變成沒有「大潭藻礁一片不能少」此一極端情形。就這樣，原本意見紛陳的民主社會，大家投票來決定，就在中共銳實力滲透切割之下，變成一種「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的極端意見狀態。這一切操作，都屬於中共早在多年前即已經提出來的「認知領域」作戰的表現範疇。

🙅🏻 隨手舉個例子，台灣疫情突起，但台灣民眾陷入各種慌張之中，最終效果都是對當前政府產生各種不信任。查其原因，大多數可能跟中共有關的假新聞、假訊息的資訊認知作戰，再加上台灣內部一堆拒絕「土斷」，認同錯亂的藍丁與藍丁政客、白裡透紅政客與白粉與韓粉，這些內部推波助瀾的唱和者與推手，試問，台灣的民生、社會與政治問題，如何「有效治理」呢？！

🙅 當各種討論的背後，充斥著中共藉機擴張矛盾的作用力，滿佈著台灣內部代理政客、協力政客，藍丁腦殘韓白粉的推波助瀾時，台灣的問題，如何能夠有效的治理呢？？

💢 說到這裡，問題梗概已清晰：台灣政府若遲遲不願把清除中國各種滲透，利用民主灰色空間進行的破壞，當成主要議程來推動，並以此些清除中國各種滲透的議程，重新打磨與捍衛台灣的各種民主工具與機制，那麼各種原本該是民主討論的機制，都會變成中共銳實力拿來顛覆台灣民主與主權的手段工具啊⁉️

👉🏿 早在四年前，我曾在台教會的極光電子報寫就一篇《Ungovernability: 小英政府面對的『不可治理性』危機？！》，就非常關注台灣不可治理(ungovernable)的問題。但這些年觀察下來，台灣當前眾多紛雜問題的難以治理，其實歸根究柢的根源，就是「國共兩黨」的存在啊⁉️

【#堅離地球YouTube: 隨緣家書l🇭🇰🇮🇳】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本來充滿特色，例如重慶大廈，絕對是真香港的體現。《時代雜誌》將香港的重慶大廈譽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而按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麥高登教授的說法，重慶大廈屬於「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據他非正式統計，大廈住客至少來自全球120個不同國家，除喜愛租金便宜的背包客，還有來自加爾各答、孟加拉的逾期居留客，日常在大廈餐廳工作，販售冒牌手錶、手機等，賺匯款到家鄉；也有來自非洲的商人，甚至音樂人、唱片監製、rapper；更有一批無國籍的第三世界難民、尋求庇護的人，結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社區。重慶大廈的居民不少，估計可容納數千人，而世上人口最少的國家，像瑙魯、圖瓦努等島國，總人口也不過一萬人。換句話說，重慶大廈的住客、旅客，不但粗具衛國家規模，還儼然一座「小聯合國」。

可惜香港人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傲慢與偏見，政府更是完全不知善用。麥高登以「他者」視角，發掘了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重慶大廈，引領不少外國媒體一同探索，將這座最能象徵香港獨特文化背景的大廈呈現在國際間。反而「我們」從來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誤解，將罪案、社會問題跟大廈拉上關係，隨着香港回歸，重慶大廈難免慢慢喪失獨特性，也許反映香港正不知不覺間，放棄一道又一道與國際接軌的橋樑，最終喪失曾經擁有的國際特質，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那時候，世人只知馬拉喀什，還會來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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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本來充滿特色，例如重慶大廈，絕對是真香港的體現。《時代雜誌》將香港的重慶大廈譽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而按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麥高登教授的說法，重慶大廈屬於「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據他非正式統計，大廈住客至少來自全球120個不同國家，除喜愛租金便宜的背包客，還有來自加爾各答、孟加拉的逾期居留客，日常在大廈餐廳工作，販售冒牌手錶、手機等，賺匯款到家鄉；也有來自非洲的商人，甚至音樂人、唱片監製、rapper；更有一批無國籍的第三世界難民、尋求庇護的人，結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社區。重慶大廈的居民不少，估計可容納數千人，而世上人口最少的國家，像瑙魯、圖瓦努等島國，總人口也不過一萬人。換句話說，重慶大廈的住客、旅客，不但粗具衛國家規模，還儼然一座「小聯合國」。

可惜香港人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傲慢與偏見，政府更是完全不知善用。麥高登以「他者」視角，發掘了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重慶大廈，引領不少外國媒體一同探索，將這座最能象徵香港獨特文化背景的大廈呈現在國際間。反而「我們」從來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誤解，將罪案、社會問題跟大廈拉上關係，隨着香港回歸，重慶大廈難免慢慢喪失獨特性，也許反映香港正不知不覺間，放棄一道又一道與國際接軌的橋樑，最終喪失曾經擁有的國際特質，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那時候，世人只知馬拉喀什，還會來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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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廈 #GordonMatthews #國際都會

Background Music Credit: ROYALTY FREE MUSIC by BEN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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