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思 覺 失調症 犯罪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我們是人，卻要做神的決定」：司法精神醫學的鑑定與治療
社會大眾常將精神障礙者的犯罪事件汙名化，認為只要患有精神病，犯案都能脫罪，但其實司法精神鑑定具有非常嚴謹的過程。
　　
每一次社會發生精神障礙者的犯罪事件，大眾對於司法審判都有自己的期待。然而，瘋狂與理智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醫學中心李俊宏主任」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假設今天火車站發生一起事故，某甲將某乙推下月台。依據直覺，我們會直接認為某甲就是罪犯。然而，今天如果：
　　
1.某甲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在他心目中，某乙是加害他的人。
2.某甲是失智症者，他認定某乙與自己的太太私通，所以動手推人。
3.某甲和某乙都是幼童，在月台玩耍時，一個小孩將另一個推下去。
　　
假如你是法官或未來的國民法官，會怎麼判呢？
　　
■精神疾患案件中的醫學鑑定
在類似案件的審判中，司法精神醫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司法精神醫學是以醫學角度判斷個案在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並提供法院相關證據做為參考，就是一般俗稱的司法精神鑑定。此外，司法精神醫學醫師也會提供精障犯罪者的各式醫療服務，特別是針對法院要求的強制治療，甚至是出院之後的社區居家治療，希望能夠改善病患的病況，減少因為病情復發，而導致再犯的可能性。
　　
近年來不少人討論的「思覺失調症」，在過去稱為「精神分裂症」，與失智症一樣，許多醫學影像研究都證實這是一種腦損傷疾病。而在醫學發達、一切可憑科學證據說話的今日，醫師能透過各式檢測與評估，去查驗嫌犯是否裝病。
　　
李俊宏主任提出台灣過去曾做的調查，對犯罪者使用測謊器結果與法庭裁判的一致性，地方法院大約75%，高等法院則約71%；精神科醫師針對重症精神疾病的診斷，與法庭的一致性高於測謊器，均可達90%以上。
　　
當然，司法精神鑑定絕不是一位醫師說了就算。從1950年代台大醫院開始導入司法精神鑑定以來，每一次的司法精神鑑定團隊，包括醫師、社工師、心理師，會經過三方專業判斷之後，找出科學性的解釋。如果在過程中發現有必要進行較長時間的觀察，就會啟動「留置鑑定」，將個案留在醫院觀察一週左右，讓鑑定程序更為完善。
　　
■不是只要有患病，殺人就不用負責
▸只要患有精神病，犯案就都能脫罪嗎？
這是大眾最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根據台灣過去的調查，真正能夠達到法律免刑要件的個案，大約只有4%左右，也就是約有96%的個案必須要負一部分刑責。法律不是不處罰精神病患，就算嫌犯本身有精神問題，也必須要確認他在案發當下的辨識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明顯缺乏，才符合免刑要件。
　　
■犯案後的治療與支持
▸另外也有不少人會問，如果判決之後個案又回到社會，會造成社會安全問題嗎？
我國目前針對精障犯罪者的治療叫做「監護處分」，屬於強制性治療。以嘉南療養院為例，個案會先被安排到急性病房，給予急性精神症狀的治療，如果有自傷傷人等比較強烈衝動的個案，會轉到精神科的加護病房，待其穩定下來之後，再轉到復健病房。
　　
復健期間，醫師會與個案培養長期的醫病關係，除了重建他的病識感之外，也希望能協助他在這個不幸事件中振作起來。因為精神科醫師可能是個案生命中，少數幾個願意坐下來好好聽他說話的人。
　　
■不再汙名化，讓需要治療的人都得到治療
▸根據美國統計，所有的暴力事件當中，約4%與精神疾病相關。這代表有高達96%的暴力事件，是由一般健康人所犯。
　　
▸又根據國外的醫學期刊《柳葉刀》報導，9,125位思覺失調症患者當中，542人有犯罪行為，若持續使用精神科藥物治療，再犯的比例只有未治療者的65%。
　　
▸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思覺失調症患者都會傷人，而對於有暴力行為的患者，只要能夠接受穩定的治療，是可以預防因為疾病症狀所造成的犯罪行為的。【註1】
　　
■精神病患犯罪率，未高於一般人
針對多起隨機傷人事件，外界推測與異常有關。「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楊添圍院長指出，根據國內外研究統計，接受規則治療的精神病患者，出現暴力及犯罪行為的機率並未高於一般人，而缺乏病識感，又沒有規則就醫或中斷治療的病患，確實有較高的危險性。
　　
■精神疾病治療需多管齊下
楊添圍院長強調，精神障礙者須接受規則、長期治療，減少急性精神病症狀，如幻聽、妄想、混亂行為及個人能力缺損，尤其在社會壓力遽增，又缺乏家庭與社會支持的環境時，患者病情容易惡化，更需要及時、有效的精神醫療及社區介入，透過藥物治療、心理治療、社會心理支持多管齊下，是維持病情穩定的唯一方法。
　　
■精神科居家治療，助穩定病情
楊添圍院長呼籲，若有藥物順從性不佳、無法規則治療的精神疾病病患，親朋好友應立即尋求精神醫療專業協助，除了常規門診追蹤外，還有居家治療、精神科緊急醫療等可在社區中進行的精神醫療模式，以增加治療強度。【註2】
　　
■根據統計，有高達7成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沒有病識感，該如何鼓勵他們接受治療？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醫學中心李俊宏主任」建議，除了親友的關懷與體諒，或者以健康檢查為由，協助病患就醫，最重要的是社會大眾要對病友保持平常心。
　　
唯有在重視精神健康的環境下，才能讓病友在疾病發作初期，甚至是開始有壓力時，就能尋求專業協助，避免精神疾病發生。精神健康就是國家的安全基礎，希望我們能早日停止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讓我們的社會多一點同理心與平常心，再也不要發生令人遺憾的社會悲劇【註1】。
　　
【Reference】
大愛電視 DaAi TV《人文講堂》節目：
〈司法與精神醫學：瘋狂和理智的分界線〉- 李俊宏主任
李俊宏，現任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從事司法精神醫療相關業務多年，除了司法精神鑑定（民事、刑事）之外，亦從事司法強制治療（藥癮、酒癮、家暴、性侵害、監護處分等）十餘年，目前每週均有司法精神鑑定與門診、住院強制治療業務。他呼籲大眾，要對身邊的精障朋友保持平常心，只要他們能夠持續就醫，病情就可以維持穩定，這才是從最根本解決社會悲劇的方法。
https://youtu.be/polMLyqeWHg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出版品「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醫療照護：精神病人社區化照護是世界趨勢，也是近年來重大的精神醫療政策。國家衛生研究院曾為此開過三次論壇研討會（胡海國, 2002, 2003, 2004）。這十多年來在精神病人社區照護上增設了許多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開辦許多職業訓練、就業輔導、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也增聘了社區關懷訪視員，期望在離開醫院後能有後續社區的追蹤關懷服務。
▸ https://forum.nhri.edu.tw/book-108-5/
　　
1. 來源
➤➤資料
∎【註1】
獨立評論在天下「我們是人，卻要做神的決定」- 司法精神醫學的鑑定與治療：https://bit.ly/2JoBDfZ
主講：「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醫學中心」李俊宏主任
https://www.cnpc.mohw.gov.tw/index.php?func=team&pid=90
　　
∎【註2】
健康醫療網-「精神異常惹禍？　隨機傷人恐是模仿效應」：https://bit.ly/33t6lvD
　　
➤➤照片
∎【註1】
∎(3Q 陳柏惟)「完整司法精神狀態評估過程」：https://bit.ly/2HTvcku
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2. 【國衛院論壇出版品 免費閱覽】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出版品-電子書(PDF)-線上閱覽: https://forum.nhri.org.tw/publications/
　　
3. 【國衛院論壇學術活動】
➤https://forum.nhri.org.tw/events/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衛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國衛院論壇 #衛生福利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司法精神醫學 #司法精神鑑定 #精神疾病汙名化 #李俊宏 #思覺失調症 #精神分裂症 #楊添圍
　　
署立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醫學中心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 衛生福利部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他們會突然發狂，我擔心被他們攻擊？」
　
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仍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其中令大家擔心、害怕的，多半是認為，他們會突然發狂、失去控制，進而傷害無辜的人。
　
但是，精神疾患者就一定會攻擊人嗎？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先前我們去向陽會所參訪時，遇到一位病友阿和。母親較為複雜的情感關係，以及父親的逝去，也影響了他的幻聽症狀，耳朵邊的聲音不時對他嘲弄，有時會出現過世的父親，不斷叫他去尋找殺父仇人。
　
所以當他整夜睡不著的時候 ，就會跑到家裡附近的公園找殺父仇人，也認為也有人要來殺害他。過去，他這樣的行為與舉動，對於鄰里間容易造成了緊張與衝突。
　
阿和來到向陽會所之後，與社工們建立起長期而穩定的關係，社工們發現，阿和的狀況出現時，多半是在沒吃飽、血糖比較低的時候。某一次阿和的幻聽強烈發作，阿和受不了又跑到公園要找殺父仇人，他把自己關在公園裡的廁所裡，拍打吵鬧。社工們立即跟上，很快的準備好各式食物，希望阿和能先進食，讓情緒緩下來。
　
但此時的阿和，因為擔心別人要殺害他，對社工們充滿防備、懷疑食物裡是不是有下毒。社工們知道阿和的擔心，因此，每打開一包食物，社工們就先吃幾口，再邀請阿和進食，就這樣，阿和慢慢卸下心房，也從公廁的門下空隙接過食物，逐漸安穩下來。
　
對阿和來說，因為媽媽的感情生活比較不固定，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爸爸是誰，這個不斷叫他去尋仇的聲音，可能是基於對父親沒有著落的情感，也可能源自於他跟媽媽之間緊張的關係，進而衍伸出這個幻覺，反映對媽媽的不理解。
　
社工們持續給予關心，讓阿和能好好吃飯，同時也培養他的運動習慣。放鬆之後，阿和在晚上便比較容易入睡，有狀況時，也都會打電話給向陽會所求助。建立起信任關係後，阿和也慢慢穩定了下來。
　
另外，讓我更印象深刻的是，向陽會所的廚房，並不會因為害怕病友出現不穩定狀況，就把尖銳的物品藏起來。
　
他們仍把菜刀或剪刀，放在固定的地方。
　
因為他們知道，只要在這個會所內，對病友們有足夠的關愛跟支持，建立起足夠的信任關係，即使在不穩定狀況下發生爭執，也不會演變成無法收拾的衝突。
　
　
　
基本上，只有被害妄想症、或有幻聽幻覺症狀的患者，才可能基於自己幻想世界的劇本，為了保護自己或其他原因，而產生攻擊行為。除此之外，多數的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交上都是呈現害怕和退縮的狀況。
　
對於有幻聽、幻覺的患者來說，幻聽、幻覺所建構的世界是非常真實的，他所要防衛的對象，是他幻想出來的、那個不斷貶低、攻擊自己的人。
　
病友的幻覺就像是不同頻道的世界，幫助他們恢復穩定的關鍵點，就在於我們能否將這個頻道的世界，與現實銜接，把另一個世界的劇本拉回現實來對話。在幻聽或幻覺的症狀裡，劇情是幻想的，但其中的情緒、情感依然是真實的，可能存在著他們對逝去親人的思念，又或者希望回應與母親的關係。
　
　
　
我們以實際數據來討論，精神疾患者的犯罪率確實比一般人高，但都是以「微罪」為主，像是因為意識不清醒，可能拿了別人的東西，或是騷擾他人等等。
　
但若是以嚴重的傷害或兇殺案件，則並非如此。
　
根據英國的研究估計，該國 2003 年到 2013 年的陌生人殺人者，共 1,563 人，佔所有殺人事件的 25 %。陌生人殺人案件中，有精神疾患者只有 117 人，佔所有陌生殺人案件的 7 %。
　
而 2017 年臺灣學者周愫嫻、吳建昌、李茂生教授等人綜合各研究的發現顯示，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礙殺人者比例不高，其中以思覺失調症、反社會人格、智能障礙較多。陌生人殺人者中，僅有約 5 －7 % 類似疾病或障礙者。
　
這些數字顯示出，在嚴重的社會案件中，精神疾病者的犯罪率其實並沒有比一般人高，但卻因為被「特別標記」，才會形成比較危險的標籤。
　
這些標籤，導致許多精神失序者害怕承認自己的疾病，外界的異樣眼光和社會的輿論壓力，讓他們不得不把自己隱身在大家看不見的角落，也因此難以得到需要的協助，讓他們的病情更加惡化。
　
我們想消除這個污名、將這些標籤撕下。
　
我們希望持續努力與社會溝通，讓大家能更了解這個疾病，才有可能減少社會對患者的偏見與歧視，讓他們有勇氣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進一步尋求醫療、復健與社區生活的協助，一步一步慢慢回歸到社會中。
　
未來，我們也會針對先前幾篇精神失序者的誤解與迷思，逐一發表我們認為該努力的方向，也請大家共同關注。

【喪心病狂的法官？為什麼判無罪？—精神病無罪的前世今生】

　　去年一名年輕的鐵路警察處理民眾逃票事件時，被民眾持刀砍死，英勇的行為與其背負的結果，引起社會惋惜。嘉義地方法院經過長達7個月的審理，這名砍殺警察的兇手一審判決無罪。消息一出，各大媒體爭先恐後報導，把話鋒導向法官荒腔走板的判決。其中中視及中天新聞甚至還以「引共憤」的主觀感受作為標題，將人民的怒氣激發到最高點。

➡️殺人怎麼可以無罪？

　　「殺人就是有罪！憑什麼因為他有精神疾病就無罪？」

　　要澄清的第一點是，「無罪」是法律上的名詞，一個人依法應該判無罪，法官就應該判無罪。「無罪」從來都不代表法官認為做這件事是對的，甚至鼓勵大家可以多做。要判一個人有罪，在刑法的檢驗上，至少就有三個步驟。首先，被告所做的事情要確實是法律禁止的事情；第二，做這件事情不是基於正當的目的（例如自衛）；最後，還要這名被告具有「責任能力」。三個條件都要滿足，法官才可以判被告有罪。而這名兇手就是因為被法院認定「欠缺責任能力」，所以必須判決無罪。

　　至於兇手有精神疾病，就可以減刑或無罪的理由，要從刑法的基本目的說起。

　　回到你對死刑、坐牢最原始的想像，為什麼我們要把人關起來、甚至處死？在刑法學上，刑罰有幾個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防」。一方面把罪犯隔離、教育，以免危害社會；另一方面嚇阻想做壞事的人不要去做，以免受罰。基於這個理由，刑法要處罰的對象，是明明有足夠的心智能力去判斷是非的當下卻「選擇」做壞事的人，這在法律上叫做「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在做「壞事」的時候時根本就沒有判斷是非的能力，是不應該處罰的。因為去處罰這樣的行為，根本沒辦法達到上面說的目的。因此我國也在刑法中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與罪責同時性原則的反動—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發展

　　「有精神障礙就無罪嗎？那我也去喝酒、裝精神病！」

　　上面談到看似「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的鐵律，在現實社會中，遭遇到了一些挑戰。例如有人想要假借酒醉狀態殺人無罪，事先準備好犯罪工具、殺人計畫，藉酒讓自己陷入迷幻，順便壯膽，再去殺人。幾百年前人們就知道這個漏洞，把他稱作「原因自由行為」。因為如此，有的國家把兇手著手準備的過程的時候當作殺人行為的一部分去處罰，有的國家則認為自己把自己弄到精神異常而去犯罪的這種特殊情形，根本沒必要同情，不適用減刑規定。我國刑法在15年前，就已經把這種情形訂在法律中，直接規定這種情形，不能適用一般的減刑或不罰規定。

　　再來，要主張自己有精神疾病，導致應該判無罪，是要有科學證據的。在刑事訴訟上，要透過醫生或專家的鑑定，經過起訴的人與被懷疑犯罪的人兩方辯論後，法官依據證據及辯論結果，按照法律判決。正常人絕對不會想為了減刑而讓自己罹患精神疾病，或者有能力裝到能騙過醫生，相信我，那是非常痛苦的。精神疾病的診斷非常複雜，涉及生理、心理，要確定患有某種疾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患者自己覺得自己有精神疾病，醫師都不敢做出判斷。更何況這個案件中的兇手，在十幾年前就已經罹患思覺失調症的診斷紀錄。怎麼會突然覺得平時擔任發掘事實、拆穿各方謊言的法官，這時候瞬間腦波弱被騙過了呢？

➡️「刑罰」與「預防」的不當連結－重刑化的迷思導致保安處分的偏廢

　　「你說不要關他，那要怎麼保護善良民眾？」

　　如同我們對待年幼的犯罪者（例如少年）一樣，我們希望透過教育來取代刑罰，因為這正是最適合他們的。刑法中有考量到這種情形，對於因為精神狀態而判無罪的人，可以把他關在醫院中監護，取代刑罰。但是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長只能關他5年，法官不能隨意曲解法律規定判更久。

　　因此，與其罵法官恐龍，不如檢討為什麼法律所訂的其間這麼短。因為向來，很多人都把「預防犯罪」跟「重刑」直接連結在一起，最著名的就是「亂世用重典」這句話。可是，在法律規定不能處罰的時候，刑罰訂得太重，根本都沒用呢！最糟糕的是，你以為刑罰變重了犯罪率就降低，殊不知經過統計，根本沒有明顯作用（酒駕罪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所以立法委員不斷修法，把各種刑罰加重（例如販賣毒品判好幾十年、酒駕一定要判徒刑），但卻忘了刑罰以外，把這種人關起來的保安處分根本置之不理。結果落得沒降低犯罪，還把人放出來的尷尬局面。

➡️回歸刑事政策的思考：建構完善的保護機制

　　對患者而言，關在小房間裡或者進入人群與人起衝突，都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如果最後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品嘗人生的苦樂，融入人群，不危害社會，不正是患者與大眾追求的目標嗎？從法律政策而言，或許我們可以對兇手這樣的人延長監護年限（甚至終身）、規定必須要對社會沒有危害才能回歸社會；而從事前的角度，投入社會資源、建立人際關係，建立照顧者的責任，根本避免這名兇手踏上火車，是不是我們都不會對這件事惋惜與憤慨了？

➡️無罪判決改變的可能性

　　「法律還能怎麼做？我們可以怎麼做？」

　　本案目前只是一審判決，如果不滿判決，檢察官也可以上訴，請擔任二審的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改判（目前嘉義地檢署已經上訴了），可以向二審法官提出證據說明兇手的精神狀況可以受處罰，或者兇手自己明明知道有可能做出脫序的事，仍然拒絕治療或服藥，因此依照「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不減免刑責。

　　而作為公民的你，是否也應該敦促你的立法委員，去建立完善的法律，去隔離這樣的兇手，或者提早介入治療，避免憾事發生呢？如果又發生殺人案件，只要沒判死刑，又跟著喊「恐龍法官」，是不是只是放任無辜的人死亡，又嗜血地再找那可惡的人賠償根本沒辦法賠償的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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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蔡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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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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