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台灣，是個多元化的兩極社會，是中西文化交錯衝突的一個試驗場。台灣的年輕人，背上仍然扛著沉重的華人文化歷史包袱，又急著擁抱民主自由的西方文化。
由於網路化，使得訊息普及，由於全球化，使得全體人類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疫情影響之下，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夠自外於這個共同的命運和業力。
在第三波疫情爆發之下，中產階級及富人們也發現了，過去他們用金錢建立起來的保護圈，也不管用了。再多的錢也買不到醫院的醫療床位和氧氣筒，他們的免疫力也不會比窮苦的大眾更強大。
反觀台灣，在疫情爆發的今天，仍然可以過著安逸的生活，追求小確幸。宛如在混亂的世界當中，仍然保有一塊小桃花源。
在旅行受限的今天，在經濟發展緩慢下來的今天，在各國忙著防堵疫情控制疫情的今天，台灣能夠做什麼？
藉著這篇文章，我拋出一個議題，或許我們可以考慮梳理我們的價值觀與文化，將過去媒體行業出現的亂象和潛規則，和目前社會上許多積非成是的錯誤價值觀，做一次盤點與改革。
疫情總是會過去的，我希望從疫情的痛苦中走了出來之後，台灣會變得更強壯、更美好。
握有第四權的媒體行業，具有改變社會主流是非標準的影響力。如果說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限，那麼我希望媒體能夠代表道德的最高標準。
我在惠普服務的時候，對於惠普的商業道德與行為準則有所疑惑，我直接問了我的老闆：「白紙黑字的規定，沒有辦法包含所有的企業行為，那麼如何判斷我的行為，是否符合惠普一貫的價值觀與文化？」
我的老闆說：「如果明天報紙的頭版頭條，提到了你所做的事，你覺得很丟臉，那麼就是不符合惠普的價值觀。」
如果媒體不能夠代表道德的最高標準，如何成為企業商業道德，和員工行為準則的參考標準呢？因此，就更不能代表，自由民主社會的「第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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