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資料的轉譯，不只關乎語言翻譯的精確程度，更需要思考的是「轉譯」本身是帶有權力關係的行動，因此更需要田野工作者謹慎判斷自身立場與定位對於「話語權」可能帶來的影響。事實上，從進入田野到將田野素材轉譯成讓更多人了解的作品，「誰能夠代表田野說話」涉及個人乃至社群複雜的文化認同，語言的政治性始終都會是田野工作者無法迴避的議題。然而，有關話語權的思考，若是成為了限縮多元觀點與對話的框架，反而容易導致另一種單一敘事的危險。一起透過Openbook閱讀誌吳坤墉的這篇文章，從一則引起國際媒體關注的翻譯事件，帶我們深入了解「取消文化」對於社會開啟多元差異對話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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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悟得從文學創作、書寫評論，到身處威權國家的生活日常，都在追求自由與對抗宰制。他直言這個事件讓他感到恐懼，也將這個事件歸類於取消文化之害。取消文化從原本因政治不正確而取消追蹤名人社群媒體，發展成激烈的形式：網路上的鼓動者隨意地、不管歷史脈絡地將古今名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或是性別歧視者等等大帽子，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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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類似的「獵巫」行為在人類歷史屢見不鮮，但今日的發展，因為社群媒體的文法更適合斷章取義，網路使用者更容易隨著搧風點火表現集體瘋狂式的鄉民正義，虛擬世界的刪除、複製、貼上讓歷史彈指間就可以改寫等種種因素，使得「獵巫」不但成為日常，對象更包括古人，而範圍更輕易地擴及文化、學術等領域。在台灣，好比所謂的書評、影評，卻是以扣作者「統派」或「獨派」帽子，必欲除之而後快。在美國，好比大學裡要讀經典文本，卻指控哪個古人當年歧視女性，試圖從課綱除之而後快。
事實上，取消文化的問題極為複雜，當美國前總統川普等保守反動人士也收編了這個詞彙，以此去抨擊所有的進步主張之後，到底談的是哪一個「取消文化」？需要細膩地深入討論。
在此我們回到答悟得使用這個詞彙的脈絡，也就是一年多前，包括答悟得在內，愛特伍（Margaret Atwood）、魯西迪（Salman Rushdie）等作家，及杭士基（Noam Chomsky）、Michael Walzer等學者，總計約150名具批判精神的有識之士共同連署的投書中的建言。
這份投書呼籲：保守反動力量的上升，讓種族或社會正義的抗爭日益重要，但追求改革與進步的方法絕不能是仿效保守反動派，以教條或是強制行之。今日取消文化的發展，削弱了公開辯論與容忍差異的規範，更造成審查與自我審查。連署的學者作家們認為，正義與自由並非互斥的，反之，它們互為彼此存在的條件。要戰勝惡劣主張的方法，不該是試著消音或除之而後快，而應是揭露、論述與說服。
(引用自：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4677?fbclid=IwAR10qdJIYhTBwXfW4VWhBSfslJKEjqhLlPN1VfzF1k9-cBEYgkyO7L_6EJw）
吳坤墉 在 2021臺法文化獎得主吳坤墉I Lauréat du prix de la Fondation ... 的美食出口停車場
吳坤墉 為無境文化出版《人文批判》系列叢書總策劃，臺灣法語譯者協會創辦人之一。他持續透過出版推動社會運動實踐，將法國思潮引介來臺，同時也將臺灣推介至法國。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