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美國撕裂了自己，因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文/季辛吉(原文刊載於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帶給我們的近憂，只是如何解救滯留阿富汗的數萬美國人、盟國人和阿富汗人：如何營救他們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的影響。
美國應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美國的盟友和相關人員，在過去20年間，在阿富汗戰爭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美國卻未發出足夠的警告，也未與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已於前年起擅自做出全部撤軍的決定。
美國更應思考，為什麼阿富汗問題會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呈現給公眾，使大眾以為美國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軍之間，做出選擇。
從深陷越南戰爭到開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美國介入他國的根本問題，困擾了數代美國人。美國必須首先將戰略目標和政治目標結合起來，然後再派出軍人冒險血戰，賭上國家的信譽並將其他國家牽拉入戰爭中。
在戰略上，美國要搞清楚戰爭的形勢；在政治上，美國要明確的制定目標，以便在相關國家內部和國際上維持戰爭成果。
在開打阿富汗、尤其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撕裂了自己。
因為美國搞不清為何而戰，以及可以實現什麼目標？美國人也無法在美國政策過程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
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便會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
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美國領袖們無法將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這一直困擾著美國，並導致美國深陷國內紛爭的泥沼中，自己無法團結一致。
基地組織從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發向美國發動襲擊：於是作為報復回應，美國在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軍了阿富汗。
最初進行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但當塔利班崩潰之後，我們除了斬首追捕賓拉登外，已經失去了戰略重點。
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護才苟活下來，後來在巴基斯坦個別部門的協助下，十年後，他們又重返阿富汗展開了游擊戰。
於是我們告訴自己，甚至深信只有將阿富汗變成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憲政政府的現代國家，才能最終避免阿富汗重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樣「宏偉的計劃」，不可能成功！
2010年，在一篇評論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便警告不要貿然延長這場戰爭：否則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塔利班聖戰的阿富汗人，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
因為阿富汗從來就不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國家建立在共同體的宗教意識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
貧窮的阿富汗，恰恰缺少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令通行全國的現代民主國家，這意味著要制定一張時長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表；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與該國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宗教本質信仰，完全背道而馳。
正是因為阿富汗倔強、閉塞和缺乏中央權威，才使其成為恐怖組織首選的基地。
一個獨特的阿富汗實體早在18世紀就已形成，但組成這個實體的各個民族卻一直強烈反對中央集權。
阿富汗的政治統合，尤其是軍事統合，一直是沿著種族和部族的脈絡發展，它基本上處於一種封建結構中，發生主導作用的權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裝的領導人。
這些軍閥通常在開戰時，才會結成廣泛的聯盟，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阿富汗時。例如1839年英軍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正是各個部族從鬆散改變為聯合，才導致英國人於1842年倉皇撤離喀布爾，最後只有一名歐洲人逃脫了被殺或被俘的命運。
接下來便是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大規模撤退。
現在所謂阿富汗人民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說法；並沒有歷史依據。當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為自治而戰時，他們都是英勇無畏的戰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富汗戰爭呈現出以往美國開戰漫無盡頭的特徵，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也逐漸減弱。
摧毀塔利班基地的目標基本早已經實現，但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卻佔用了太多太大量的軍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滅。而從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則削弱了美國的政治承諾，並加劇了業已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
因此，美國國內原有的爭論模式又在阿富汗問題上重現了。
在這場辯論中，平亂一方被定義為進步派，而政治解決派則被視為災難製造者。在兩黨交替執政期間，這兩派人總都想搞垮對方。例如，美國政府在2009年決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宣佈將在18個月後開始撤軍。
被忽視的是一個本可想得到的、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戰爭的目標可縮小為遏制而非摧毀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徑則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現實的一個特殊層面：該國的鄰國，即使在相互敵對時和偶爾與我為敵時，也會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義的可能威脅。
這有沒有可能會促使我們聯合展開反恐行動？
印度、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開創造性的外交活動，有可能提煉出戰勝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一致的外交聯合措施。
英國就曾採用這一戰略。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沒有永久基地的情況下，與臨時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護其經過中東到達印度的陸上通道。
但這一替代方案從未被仔細研究過。
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反對這場戰爭，在就任後與塔利班展開了和平談判，而正是這個塔利班，是我們在20年前曾發誓要鏟除它，並勸誘盟友出手相助。
如今，拜登政府的無條件撤軍，使這齣戲達到了失敗的高潮。
大談形勢發展並不能抹除政府撤軍決定的粗疏和突兀。
由於美國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歷史價值，美國無可避免地要在國際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無法通過撤退來逃避這一個命運。
能夠自主研發且掌握更多先進技術的國家，將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要想抵制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把國際戰略利益和國際合作相互結合，我們可以通過展開相應的外交努力，來創建合適的國際框架。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近些時候，沒有任何重大戰略舉措可以抵消這一次自作自受的失敗，比如在其他地區作出新的鄭重承諾。
美國的魯莽會加重盟國的失望情緒，鼓勵對手，並使觀察家們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剛剛執政，它還有機會制定和維持一項符合國內和國際需要的全面戰略。
民主就是在各界衝突意見中發展而來的，透過和解，民主可以實現偉大的成就。
印度巴基斯坦宗教衝突 在 [新聞] 印巴分治：75年前英屬印度為什麼被分而- 看板Geography 的美食出口停車場
BBC中文網
印巴分治： 75年前英屬印度為什麼被分而治之？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2518595
1947 年 8 月，英國同意印度獨立。
英屬印度被分割為印度和新的巴基斯坦邦（東巴基斯坦後來成為孟加拉國）。這種狀況導
致不斷升級的暴力衝突，約有1500萬人流離失所，估計有100萬人喪生。
自那以後，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處於敵對狀態。
為什麼會分治？
1946年，英國宣佈將同意印度獨立。它再也負擔不起這個國家的治理費用，希望盡快離開
。
最後一任總督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將日期定為1947年8月15日。
當時，印度人口中約有25%是穆斯林，其餘的主要是印度教徒，另外還包括錫克教徒，佛
教徒和其他少數民族宗教的成員。
「英國人把宗教作為將印度人分為幾類的方式，」印度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研究員納夫
特吉·普裏瓦爾（Navtej Purewal）教授說。
「 例如，他們為地方選舉分別建立了穆斯林和印度教選民名單。議會中包括為穆斯林政
治家保留的席位，也有為印度教徒保留的席位。宗教成為政治生活的一個因素。」
倫敦智庫查塔姆外交政策研究所（Chatham House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的加雷斯
·普萊斯（Gareth Price）博士說：「當印度看起來有可能獲得獨立時， 許多印度穆斯
林對將來要生活在一個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國家的前景感到擔心。
「他們覺得自己會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他說。「他們開始支持那些為創建一個獨立的
穆斯林家園而奮鬥的政治領導人。」
國大黨獨立運動領袖莫罕達斯·甘地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表示，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包容
所有信仰的統一的印度。
然而，全印穆斯林聯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領導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納（
Muhammad Ali Jinnah）要求將分治納入印度獨立的解決方案。
普萊斯博士說：「就統一的印度將如何運作達成一致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分治似乎是一個「快速而簡單的解決方案」。
分治造成怎樣的痛苦？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新邊界是由英國公務員西里爾·拉德克利夫爵士（Sir Cyril
Radcliffe）於1947年劃定的。
他將印度次大陸大致分為印度教徒佔多數的中部和南部，以及穆斯林佔多數的西北部和東
北部兩部分。
然而，英屬印度境內各地都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社區。這意味著印巴分治後，大約有1500
萬人要長途跋涉 - 通常是數百英里 - 跨越新的邊界線。
在許多情況下，人們被本地的暴力趕出家園。第一個此類案例是1946年的加爾各答殺戮慘
案，估計有2000人被殺害。
「穆斯林聯盟組建了民兵組織，右翼印度教團體也成立了民兵組織，」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南亞歷史高級講師埃莉諾·紐比金（Eleanor Newbigin）博士說。
她說：「激進恐怖組織會把人們趕出村莊，擴大自己一方的控制權。」
據估計，在難民營中，有20萬至100萬人被殺或死於疾病，數以萬計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婦女被強姦、綁架或毀容。
分治的後果是什麼？
自分治以來，印度和巴基斯坦為克什米爾的控制權爭執不休。
兩國為此打了兩場戰爭（1947-8年和1965年），1999年克什米爾卡吉爾危機中雙方也爆發
衝突。
印巴兩國都聲稱克什米爾是自己的。雙方目前分別控制著該地的不同區域。
印度在1971年與巴基斯坦開戰。當時，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國）爭取從巴基斯坦獨
立，印度出兵干預那場戰爭。
現在，巴基斯坦只有不到2%的人口是印度教徒。
普萊斯博士說：「巴基斯坦已經變得越來越伊斯蘭化，部分原因是巴基斯坦現在穆斯林人
口眾多，而印度教徒卻很少。
「印度現在更多地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響。」
紐比金博士說： 「分治的歷史遺留問題令人痛苦，」
「它在兩國都營造了強大的宗教多數派。少數派比以前更微小，更脆弱。」
普利瓦爾教授說，其實分治是有可能避免的。
她說：「1947年完全有可能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它可能是一個鬆散的聯邦，包括穆斯林
佔多數的州。」
但甘地和尼赫魯都堅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他們沒有真正考慮過穆斯林作為少
數人口如何在那樣的國家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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