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點: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詐欺罪(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之重點說明
一、保護法益
本款規定除了保護整體財產法益外,同時還包含「公權力之信賴」之國家法益,這也是本款之所以加重處罰的原因,因為行為人之惡性與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已超過純粹財產法益之侵害,擴及對國家公權力信賴之侵害,故特別針對此等行為態樣加重處罰。是以,倘若行為人是假冒「外國」政府公務員,即無從侵害我國政府機關之公權力,而適用本款加重規定。(註)
二、實務應用
實務認為,行為人所冒用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只要客觀上從外觀來看,足使一般人民產生誤信,即可成立本罪,不以確有該機關或該公務員存在為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訴第 574 號判決
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並不以有所冒用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要件,祇須客觀上足使普通人民信其所冒用者為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有此官職,其罪即可成立。故本罪行為人所冒用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含其所行使之職權)是否確屬法制上規定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因該款規範之目的重在行為人冒充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並以該冒用身分行有公權力外觀之行為,是僅須行為人符合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並據此行公權力外觀施以詐欺行為,即構成該款之犯罪。
三、相關考題:103 年律師二試刑法試題(節錄)
詐騙集團成員甲、乙、丙,由甲利用某線上購物的電腦系統漏洞,取得會員 A 之個人資訊電磁紀錄,然後偽刻「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章,蓋於製作之「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監管科」公文書寄給 A。再由乙公然佯裝檢察官以電話向 A 宣稱其涉及某洗錢案,須將帳戶內的存款提領出來交由法院監管,另由丙公然冒充檢察事務官向 A 收取現金,順利得手數百萬元。請問:(一)甲、乙、丙三人如何論罪?(20 分)
註:王皇玉,加重詐欺罪之解釋與適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2017 年 11 月,頁 72。
加重詐欺罪構成要件 在 讀享周易刑事法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 近年非常重要的刑法爭議,請考生務必點開來仔細看! 】
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的糾葛,是近年實務討論的重點。老師將這個問題,有層次、有脈絡地整理思考問題點給各位:
▌爭議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之競合
行為人以一個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構成要件行為單數,詳後述),期間違犯數個加重詐欺罪,此時應如何競合?
目前最高法院多數見解認為,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第一次」成立的加重詐欺罪想像競合後,再與其餘加重詐欺罪數罪併罰。
上開見解尤其體現在「最高法院108年度第337號刑事判決」的說明(刑七庭何信慶法官主筆):倘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之財物,因該一貫穿全部犯罪歷程之參與犯罪組織的不法內涵,較之陸續實行之加重詐欺犯行為輕,自不能「以小包大、全部同一」,應僅就參與犯罪組織及首次加重詐欺二罪,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其餘加重詐欺罪則論以數罪併罰。
蔡聖偉老師認為,參與犯罪組織罪的保護法益為公共安全和秩序,而三人以上犯加重詐欺罪僅保護財產法益,與維護公共安全秩序無涉,兩罪的不法內涵不同,若要完整評價行為人的犯行,應論以真正競合。而因參與犯罪組織罪屬繼續犯,透過先前積極加入犯罪組織和後續不退出之不作為,結合成一個行為單位,應合一整體評價為構成要件行為單數,於參與犯罪組織行為與詐欺行為具有局部同一性的情況下,就行為人同時觸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三人以上犯加重詐欺罪,論以想像競合,上開見解值得贊同。(註1)
此外,判決提到「自不能『以小包大、全部同一』」,實際上隱含學說對於「夾結效果」與「去夾結效果」的思考。所謂「夾結效果」,係指於行為部分合致的基礎上,若行為人在實施犯罪(通常是繼續犯)期間另犯他罪,此時二者行為即有部分合致關係。而在法律效果的判斷上,為了避免單一犯罪受到重複評價,學說即以此原則作為評價標準:以實行之繼續行為為「夾子」,將其他各罪「夾」成一行為,如此一來,所有罪名都能想像競合。但問題是,倘若夾結的繼續行為法定刑輕於被夾結的犯罪,若仍論想像競合,將無法達成充分評價原則,此時應否定夾結效果,一般稱為「去夾結效果」。(註2)
但去除夾結效果後,該怎麼處理?目前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作法即目前實務所採,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刑一庭林恆吉法官主筆)指出: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
但蔡聖偉老師認為,最高法院的上述主張,會忽略剩餘加重詐欺罪與參與犯罪組織罪實行行為有所重合的事實,也就是說,為什麼剩餘的加重詐欺罪不能和參與犯罪組織罪形成構成要件行為單數?因此,蔡老師參考德國學者Jakobs教授的見解,提出第二種看法:應先針對全部加重詐欺罪數罪併罰,並依刑法第51條定出執行刑的量刑範圍,再接著和參與犯罪組織罪成立想像競合,並將「併罰之加重詐欺罪之量刑範圍」和「參與犯罪組織罪之法定刑」互相比較輕重,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註3)
當然,第二種作法不是沒有缺點。薛智仁老師認為,此一說法曲解了「從一重處斷」的內涵,因為想像競合的刑度比較,是指各罪「法定刑」的比較,而不是「執行刑」與「法定刑」的比較。倘若數罪併罰後的執行刑比他罪的法定刑來的重,且所定的執行刑沒有量刑空間下,法院要如何對輕罪進行量刑,會發生適用上的難題。(註4)
▌爭議二:刑法第55條但書封鎖效果之範圍為何?
首先必須釐清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的意涵,才能接續討論後面的問題。
刑法第55條之「想像競合」,係以行為人所犯數罪侵害不同法益為前提,各自具有獨立的不法與罪責內涵,無法互相取代,此時為了貫徹充分評價原則,法院必須考量行為人所犯各罪,並宣告行為人實現的「全部」罪名,而不是只宣告其中較重的罪名,較輕的罪名則不予宣告,而產生漏未評價之誤,此即學說所稱「想像競合的釐清作用」。(註5)
當我們確立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的想像競合中,所謂「從一重處斷」係應宣告「全部罪名」,亦即必須宣告參與犯罪組織罪後,接下來的問題是:法院能否於處斷加重詐欺罪之後,另依據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諭知強制工作處分?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刑事判決(刑七庭李英勇法官主筆)係採肯定見解:參與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行為,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罪名者,無論從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刑法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抑或實務之法律能否割裂適用等各面向以觀,均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方符法之本旨。
然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號刑事判決(刑九庭莊松泉法官主筆)卻持不同見解:由於刑法第55條但書僅限於輕罪「科刑」的封鎖作用,並不包含「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的封鎖作用,若如此解釋,恐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詳言之,行為人雖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惟行為人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既已與加重詐欺罪想像競合,而從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此時既未就行為人等併予宣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自無再宣告其等應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
至於哪一個見解會成為最後的定見?就看大法庭怎麼決定吧!
註1:整理自蔡聖偉,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的競合──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92期,2019年9月,頁185-187。
註2:整理自薛智仁,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86期,2019年8月,頁52。
註3:整理自蔡聖偉,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的競合──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92期,2019年9月,頁190-191。
註4:整理自薛智仁,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86期,2019年8月,頁53。
註5:整理自薛智仁,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86期,2019年8月,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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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6 言詞辯論線上看:https://reurl.cc/312089
加重詐欺罪構成要件 在 梁律師的執業日記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刑分條文爭點分享
一、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與第346條恐嚇取財罪競合之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乃是出於過去有判例曾認為詐欺行為與恐嚇行為係互相排斥的構成要件行為,詐欺罪所稱之詐術乃指未含有使人心生畏懼之手段;恐嚇取財之恐嚇則是包含有使人心生畏懼之手段即屬之,不論其是否為真實內容(例如詐騙集團謊稱子女被綁架,要父母匯款)。因此刑法第339條詐欺罪與第346條恐嚇取財罪係屬構成要件互斥,僅論第346條即可。惟103年增訂加重詐欺罪後,若仍依照這樣的解釋路徑將使得該新法被架空許多,因此現行實務見解在解釋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與第346條恐嚇取財罪競合時,皆不在當成互斥構成要件,而是依法條競合之吸收關係,重罪吸輕罪,論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
判決參考:
84台上1993判決:「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與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二者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施用使人心生畏怖之恐嚇手段,致被害人心生畏懼,明知不應交付財物而交付,後者則係施用詐術手段,使人陷於錯誤,誤信為應交付財物而交付。惟上開之恐嚇手段,常以虛假之事實為內容,故有時亦不免含有詐欺之性質,倘含有詐欺性之恐嚇取財行為,足使人心生畏懼時,自應僅論以高度之恐嚇取財罪,殊無再適用詐欺取財罪之餘地。」
105年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4號節錄:「其犯罪手段採集團化、組織化,甚至科技化,受騙民眾多,其不法內涵顯較恐嚇取財為重。加重詐欺罪之法定刑提高至 1 年以上 7 年以下,亦比恐嚇取財罪重。而法定刑輕重係立法機關對行為之惡性、手段、不法內涵之整體評價,自有相當的客觀性。是以,集團詐欺與恐嚇取財競合之情形,應僅論以較重之加重詐欺罪名。」
二、第294條有義務遺棄罪,近期實務見解皆認為乃抽象危險犯,因此縱行為人將無自救能力之人棄置於現實上無危險之場所仍會成立本罪,這個問題老師覺得是近年來頗重要的刑分條文,不過近期似乎較少出現,考生們需多加留意!
判決參考:
104台上2837判決:「就實務所見觀察,行為人將無自救力的人轉手給警所、育幼院或醫院,無論是趨使無自救力之人自行進入,或將之送入,或遺置後不告而別,對於警所等而言,上揭轉手(交付、收受),乃暫時性,充其量為無因管理,自不能因行為人單方的意思表示,課以上揭各該機關(構)等公益團體長期接手扶養、保護的義務,而行為人居然即可免除自己的責任,尤其於行為人係具有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條所定的法定扶養義務場合,既屬最為基本的法定義務,其順序及責任輕重,當在其他法令(例如海商法的海難救助、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肇事救護義務)或契約之上。至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條第二項第六款,雖然規定警員應維護兒童安全,又警察法第二條亦規定警察應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仍非謂警察應長期替代、承擔對於棄童的扶養義務。何況行為人原可依法向相關社會福利機關(構)請求提供協助,適時、適切、適法使無自救力人獲得生存所必要的安置、保護措施,倘竟捨此不為,卻任令逃免刑責,無異鼓勵不法,豈是事理之平,又如何能夠符合國民的法律感情、維持社會秩序、實現正義。」
107台上1362判決:「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94 條第1項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以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其要件。此所謂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對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有發生危險之虞者而言,係抽象危險犯,故不以果已發生危險為必要。又負有此項義務之人,不盡其義務時,縱有其他無照護義務之人為之照護,因該非出於義務之照護(類似無因管理)隨時可能停止,對無自救力之人之生命既仍處於有可能發生危險之不確定狀態,自不影響該依法令負有此義務之人遺棄罪之成立。」
三、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投票罪之著手時點判斷,這個條文看似冷門,但千萬別忘記警特才剛考過包庇賭博這種也頗冷門的條文阿,所以千萬不要隨便放棄刑分任何條文的解釋,除非真的是極度冷門到老師也說了絕對不會考的條文!
有關於本罪之著手時點,大致上可以分為幾個時點,一虛偽遷徙戶籍之時,二取得投票權之時,三投票日領取選票之時,四圈選完選票即將投入票匭之時。
實務上一向認為本罪著手時點為取得投票權之時,這個部分大家要特別留意虛偽遷徙戶籍與取得投票權之時係不同時點哦,根據不同選舉會有不同的遷入戶籍地時間長短之立法設計,因此並非一遷入該戶籍即取得投票權哦,這點老師前幾天自己也誤會了😅
另外學說上則有認為以取得投票權作為著手時點,處罰時點有些過早,因此至少要到達投票日當天領取選票始屬著手。
判決參考:
101台上392判決:「其立法目的在杜絕任何選舉舞弊,以達選舉之純正與公平性;而該條所稱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係以該選舉區之整體投票結果,包含計算得票比率基礎選舉權人之人數及投票數等投票結果在內,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已足。行為人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而虛偽遷移戶籍,取得選舉人資格,且於投票日前二十日以前仍未將戶籍遷出該選區,經編入該選區選舉人名冊中,取得形式上之選舉權而得於該選區行使選舉權,已足以妨害選舉之純正及公正性,適足以影響該選舉區之選舉權人人數或投票數等整體投票結果,其行為已達於可實現該罪之構成要件,自應認係已著手犯罪。倘謂行為人之該行為係僅止於預備階段,因該罪不處罰預備犯,其行為自不受刑事處罰,則該項規定將形同具文,顯昧於社會事實。是應認行為人已著手犯罪,如其並未前往投票,自屬未遂,若其進而前往投票,則完全實現妨害投票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屬既遂。」
另外再附上該罪近年來也頗有趣的一則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的判決!
簡單來說該判決認為本罪行為人支持自己配偶或直系血親之競選而遷徙戶籍,未實際居住者,基於法、理、情之調和與社會通念之容許,雖認不具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但是不得將身分關係擴張至第167條所指之「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等其他親屬」。
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刑法第167條,係就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的配偶、一定親屬,為圖利該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藏匿、使之隱避或頂替)或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之罪,基於社會防衛之考量、司法審判之維護,及其等親屬關係密切,相為容隱,雖觸法禁,情有可原等情,所設減輕或免除其刑之特別規定。該行為人之所以犯罪,乃為避免配偶或一定親屬之不利益,此與刑法第146條第2項 ,係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致觸犯刑章,二者有其本質上之不同。申言之,前者如行為人不為犯罪(藏匿、使之隱避、頂替或湮滅刑事證據),其配偶、一定親屬恐將身陷囹圄,基於親情不忍見之受罰,其有強烈之動機鋌而走險,甚至犯罪;後者如行為人不為犯罪(虛偽遷徙戶籍),其親屬至多未能當選,並無何緊迫之危險可言,難認其有非虛偽遷徙戶籍不可之情,是立法者未就刑法第146條第2項另設相當於同法第167條減免其刑之規定,其來有自。實務上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 ,就行為人支持配偶或直系血親之競選而遷徙戶籍,未實際居住者,基於法、理、情之調和與社會通念之容許,雖認不具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然此係就特別親屬間人倫關係而為考量,尚難執此遽謂應擴大及於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等其他親屬,亦應認無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 。」
加重詐欺罪構成要件 在 台灣創新法律協會- #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 ... 的美食出口停車場
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的闡釋⭕️ 最高法院110 年台上字第3171 號刑事判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