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刑事訴訟第62條是什麼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桃園警壓腳事件判決分析】從法院認定的事實，看清楚真實的法律程序問題！

在看判決之前，請各位讀者先思考：
「台灣是法治國，還是禮貌國？」
如果你的答案是前者，那就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的答案是後者，那慢走不送，我們很抱歉又要「逆風」了。

關於近日在網路上被媒體、爆料粉專鬧得沸沸揚揚的桃園警遭「壓腳」事件，
由於台灣是法治國，不是「禮貌國」，
所以本粉專認為在討論態度、禮貌問題之前，
應該提醒大家找出這個案件的判決，讓大家學習著透過判決來了解法律程序以及事實。

該案判決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桃交簡字第4067號刑事簡易判決，判決公告網址為：https://bit.ly/3vP0ZXg

以下法普協助大家讀懂判決：

1. 簡易判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
在偵查實務經驗上，如果檢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九成以上是 #被告在偵查中自白認罪 者，而證據明確，為訴訟經濟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依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2542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的證據清單第（一）項「被告黃○○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為之供述」可知，被告應該是在偵查中做了不利於己的供述。

2. 自首
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簡單、白話來講，是指在偵查機關還不知道本案犯罪之前，被告先行向檢察官、司法警察等具偵查權之人說出自己的犯罪事實，且願意接受法院的裁判。

本案法院調查卷內證據後，認定被告在偵查階段「有」自首。

我們先不管這位當事警員在影片中的態度如何、也不管一般人的奇檬子如何，純就法律上來看：
這則判決認定的事實（法院調查的事實，而不是鍵盤鄉民調查的事實）是：這位上網「爆料」的網友，在偵查階段已經「自首」＋「自白」過失傷害罪。

如果這位當事網友認為自己是被「碰瓷」，那麼，身為一個法治國家的成年人，最該做的事情是在法律程序中為自己爭取權利：例如找（有律師證書的真正）律師、向檢察官否認犯罪、提出抗辯、請求檢察官調查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為什麼要在偵查中自首、自白？
如果對於警方的處理方式有所不滿，面對檢方訊問時，也有辯解的機會，為何捨此不為？
為何在法律程序中不主張自己的權利，卻把網路當成「超法律審判程序」全民公審？

當事員警的態度，或許讓一些民眾感到不愉快，對於純粹「態度問題」本粉專不予置評。
但身為法治國的公民，是不是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對於這個執法態度有所不滿、認為自己根本連「過失」都沒有的話，要 #如何在正規的法律程序中主張自己的權利？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的國家，距離法治國還很遙遠，人民比較喜歡古代「街談巷議」，而且網路公審，好像比正當法律程序還要有用。

我們建議乾脆廢除偵查機關、法院，
在凱達格蘭大道前架上火刑台，以後所有的案件，都送到總統府的火刑台上，開放直播全民投票公審好了！

【司法改革不是少數人鬥爭的工具 在野黨不該成為幫凶】

在立法院眾多法案中，有兩項議題是我們這代政治人物不可迴避之重，一個是憲政改革，另一個就是司法改革，從1999年司法改革會議以來的20幾年，我都一直站在歷史的現場，立法院修正了法官法、大法庭制度、憲法訴訟法等等重要法案，當中的遺珠之憾就是人民參與刑事審判。

「為什麼民主進步黨在1986年11月10日第一次全代會時，把陪審制放入行動綱領呢？」

戒嚴時期，國民黨制定刑法一百條（內亂外患唯一死刑）、懲治叛亂條例（唯一死刑）以及檢肅匪諜條例（唯一死刑）作為整飭異己的工具，動輒以內亂外患罪判決政治犯死刑，高壓統治，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更以軍法法庭審判政治犯，包括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以及陳菊(花媽)等人，檢察官都以唯一死刑的叛亂罪起訴，後來是因為美國的壓力才改判有期徒刑，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為了避免國民黨持續利用內亂外患罪來壓迫人權，在行動綱領中，通過內亂外患罪案件的審理中，必須以政黨代表、國會代表以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陪審團進行公開審判，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後，黨禁與報禁也一併解除，民進黨成立正式合法化，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主張廢除刑法一百條，更促成1991年5月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5月17日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同月21日廢除檢肅匪諜條例，刑法一百條也在1992年5月16日被廢止，臺灣民主化更邁進一步。

「轉型正義已法制化，時空背景早就不同」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我也自隔年開始擔任立法委員，不斷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相關法規，終於在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撤銷四波有罪判決，當中也包括美麗島事件受難者、監察院院長陳菊，從黨外一路走來，臺灣逐漸民主化，通過行動綱領的白色恐怖已然不再，內亂外患罪的陪審團制度也失所附麗，更遑論當時的陪審團亦非現在在野黨的陪審團，請國民黨、民眾黨跟時代力量認清事實，不要別人說什麼，你們就跟著說什麼，立法委員要做自己！

「司法院從來都沒有提出陪審制的相關法案」

司法院最早在1987年3月黃少谷院長任內，就在該院第二次首長會議決議「我國不宜採行陪審制，並建議派員考察參審制度」，後來在1988年，林洋港院長任內，認為臺灣可以參採歐陸的參審制，並開始研擬草案，終於在1994年3月完成「刑事參審試行條例」草案，但卻因為各界意見仍然相當分歧，因此未送交立法院審議。

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議決「專家參審制」，司法院根據此決議，在2000年翁岳生院長任內，頒布「專家諮詢試行要點」，在當事人同意下，參與審判諮詢的專家學者可以提出意見給法院參考，但不能進行事實認定跟法律判斷，但後來因使用率過低而在2008年中止，此外，司法院也在2006年提出「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送行政院會銜，但卻因為行政院不同意，最後也無法送交立法院審議，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可說是一波三折。

「國民黨徒具形式的觀審制草案」

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因為發生許多爭議判決，社會各界嘲諷法官是「恐龍」或是「奶嘴」，為了解決此問題，司法院院長賴浩敏曾經在2012年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但是這項制度讓人民進到法院後，「可觀不可判，可聽不可說」，僅是讓人民形式上參與審判，跟法院旁聽沒有兩樣，根本沒有實質的意義，人民參與審判可謂是漫漫長路，始終走不到終點。

「民進黨為何同時提出陪審制與參審制的草案？」

為了抵抗國民黨提出的觀審制，民進黨黨團當時由我領銜，代表司改會提出「陪審團制度」，也請當初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吳宜臻提出「參審制」，本黨團委員間也相互連署，藉此來阻擋國民黨的觀審制，最後三種制度的草案都未在立法院審議，第八屆立法院屆期不連續後，也未再提案，在野黨不認清歷史脈絡，反而人云亦云，成為特定人士的傳聲筒，甚至是鬥爭的工具，立法委員失去個人自主意識，照稿讀稿不知所云，悲哉！惜哉！痛哉！

「漫長的溝通與審議歷程」

2015年，總統與立委大選前，我與許多民進黨委員，在基於不讓國民黨繼續推觀審制，受司改會之邀，也簽屬願意支持陪審制的連署書，時至今日我也從未否認此事，但情勢已然變更，主客觀條件早就不同，持續用過去的事情來抨擊本黨並沒有意義。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司法院在呂太郎秘書長的努力下，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但在立法院審議時，就到底要採行參審制，由人民與法官合審合判，或是陪審制由人民決定有罪與否，法官來決定刑度，而爭論不休，即使呂秘書長多次與各方溝通，也未有成果，立法院在第九屆結束前，仍然無法三讀通過。

「橘逾淮而為枳，移植美國陪審制將是法治史上的大災難」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在草擬法案時，必須衡酌國內的審判體系、司法教育系統以及人民觀感，若貿然採行陪審制，我國的審判體系跟美國完全不同，美國是英美法系，是採行以判例為主的審判制度，有嚴謹的「刑事證據制度」以及「量刑基準」，與臺灣的司法體系不同，如果直接施行美國的制度，很可能出現如同移植手術後的「排斥現象」，反倒使我國的司法體系受到嚴重的傷害，而陪審團制度中，沒有判決書只有評決書，檢察官也無法上訴，更嚴重的是，陪審制中必須要所有的陪審團一致決定有罪，只要有一個人認為無罪，就會出現僵局陪審團（Hung Jury），必須解散目前的陪審團，重新啟動選任陪審員的程序，再次進行審判程序，若是再出現僵局陪審團，就必須再行解散，這樣一來一往，曠日廢時不說，我國重罪嫌疑人的羈押上限為15個月，如果陪審團審議超過這個期限，重罪嫌疑人就必須釋放，試問，臺灣人民能夠接受殺人嫌疑犯因為僵局陪審團而被無條件釋放嗎？

「變形的參審陪審拼裝車，不負責任的在野黨」

第十屆立法院上任後，司法院再次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在委員會與朝野協商時，在野黨無法回應陪審制的缺陷，於是提出許多奇怪的變形制度，或是一意孤行強力支持陪審制。

「時代力量的錯誤之處」

時代力量提出純陪審制，在審查時長篇大論，但卻未回答如何解決僵局陪審團的問題，特別是提出世界獨創的條文，只要最低本刑三年以上，就必須使用陪審制，時代力量號稱最在乎環保團體，最在乎臺灣的生態保護，空污法第51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以及水污法第37條，致死或致重傷都是三年以上的重罪，也就是時代力量認為必須適用陪審制的案件，請問這些破壞環境的嫌疑犯，如果遇到僵局陪審團，是不是就要無罪釋放？請問時代力量如何向最支持你們的環保團體交代？另外，時代力量也引入訴因制度，讓法官不能夠變更起訴法條，如果檢察官以傷害罪起訴，但最後法院發現犯人有殺人故意，在訴因制度的規範下，法院必須判這個人無罪，試問，公平正義何在？

「民眾黨的荒謬之處」

民眾黨代表司改會提出參審與陪審的兩制併行，最低本刑七年以上或是致死的案件是用參審，但是在第五條之一卻規定許多重大政治性的案件，例如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貪污、選罷法、內亂外患、反滲透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集會遊行法等敏感政治案件，都要適用陪審，這些案件在臺灣藍綠對立的社會氛圍下，非常容易出現僵局陪審團，所有的嫌疑人都可能因此被釋放，民眾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台灣社會能夠接受嗎？

「國民黨的離譜之處」

國民黨在這個議案上的行為，更是荒謬中的荒謬，離譜中的離譜，起初提出跟司法院版非常類似的參審制，後來為了杯葛民進黨，又支持參審陪審兩制並行，表決時，突然提出第五條之一的修正動議，國民黨的版本比民眾黨的更加荒謬，在陪審的適用案件中，除了民眾黨版本有的敏感性政治案件外，還增加了國安法、國家機密保護法、政黨法、促轉條例等，此外，也新增跟環境有關的案件，例如空污法，以及行政訴訟類的所得稅法等案件，都必須優先適用陪審，這些案件都會出現僵局陪審團的情形，而國民黨也只在該條文聲稱兩制並行，後續條文卻完全沒有陪審制的施行條文，顯然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製造出一台根本跑不動的拼裝車。

身為立法委員，必須擔負起責任，不能民間團體說什麼或是司改國是會議的投票結果是什麼，不加思索就照單全收，「司改會找義和團來當自己的御林軍，在野黨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跟打手。」

「兩制併行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如果採行兩制併行，除了陪審團制度可能的問題以外，還有司法教育上的疑慮，大學教授不可能同時熟悉兩套制度，並且把相關知識傳遞給學生，如果連大學老師都無法熟悉兩套制度，那未來將成為法官、檢察官跟律師的法律系學生們，如何使用這兩種不同的制度進行訴訟，又如何追求真相、如何保障被害人與被告的權益？我們不可能眼看著臺灣的司法體系，因兩案並行而陷入重大的危機，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能夠做的事情。

「司改會、陪審團跟在野黨無所不用其極抹黑污名化司法體系是極大不道德」

司改會與在野黨，刻意透過所謂的權威效應來污名化法官，懷疑臺灣的法官不值得信任、都會貪贓枉法或是操守有問題，我必須說，司法體系確實有需要檢討的地方，但不是利用這種無限上綱的攻擊方式來進行，中間討論本來就是為了讓職業法官能夠在國民法官有疑問時，由職業法官回答國民法官，但在野黨卻不斷抹黑，民進黨的版本中，直接明定職業法官的釋疑只能在國民法官提出時才可以進行，民間原有的疑慮早該消除，而在野黨跟有心人士的扭曲抹黑，也該適可而止！

「實踐承諾的民進黨，進步的國民法官法」

蔡英文 Tsai Ing-wen總統在就職演說時，提到要進行司法改革，獲得臺灣人民最大的掌聲，身為執政黨黨團，我們也非常負責地提出「國民法官法」的修正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實踐了許多進步的司法改革理念，包括人民參與審判、起訴狀一本以及全面證據開示等等，民進黨黨團始終站在改革的第一線，從不退縮，也從不盲從，今日三讀通過的國民法官法，更是民進黨推動司法改革的重大里程碑，期盼司法制度在人民參與審判後，能夠注入活水，讓人民願意信任司法制度，使臺灣的訴訟體系能夠更公平，更符合人民期盼！

謝謝所有黨團同仁以及助理們的努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國民法官法 ＃民進黨 ＃蔡英文 ＃鄭運鵬 ＃鍾佳濱 ＃周春米 ＃郭國文 ＃何志偉 ＃劉世芳 ＃吳玉琴 ＃司法院 ＃法務部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今天(22日)上午新黨記者會嚴正揭發，1219綠色恐怖事件，調查局國安站人員在國安站副主任葉麗卿帶隊下，一組人大陣仗地強行找鎖匠開我家門，手持的竟是「沒有法官簽名」的搜索票！而我父母住處被搜索後留下的扣押收據清單，上頭完全沒有我父母的簽名。

此外，當時我詢問調查員是以何身分要搜索我家，第一時間先說是「目前設定是犯罪嫌疑人」，後改口「是證人」。也許大家會以為是一時口誤，但當天(19日)台北地檢署的新聞稿，竟仍稱「有關今日王姓民眾等人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云云，顯示檢調根本預設立場，不僅將我們幾人設定為犯罪嫌疑人，甚至根本就是「犯罪人」(新聞稿用字連「涉嫌」二字都不提)，其第一時間回答我的答案，就是不小心說漏了嘴，居心叵測。

在此要特別感謝網友，從我臉書直播的影片中發現調查員手持的搜索票根本沒有法官簽名。也正因為如此，當時我問該男性調查員法官是誰，他只是不斷在空白處用手劃圈，說「在這裡」，我追問他「在哪裡」，他又繼續在空白處劃圈說「在邊邊」，我再問「叫什麼名字」，他拿起搜索票看，卻仍然答不出，其身後的調查局國安站副主任葉麗卿才趕緊說「廖紋妤」。

如今台北地檢署秀出所謂蓋有「廖紋妤」私章（非職章）的搜索票，著實令人起疑，究竟是當天我和該位男調查員都「鬼遮眼」，還是現在大家「活見鬼」？何況《刑事訴訟法》128條規定，搜索票「由法官簽名」，簽名就是簽名，不是「簽章」。

再者，我說如果，如果現在台北地院公布的蓋有「廖紋妤」私章的搜索票，是事後才補蓋的，那更涉及更嚴重的偽造文書的問題。我完全贊同陳麗玲律師主張的，應交予國際組織鑑識，到底是我直播當時就蓋有「我和該位男調查員都看不到」的章，還是事後補蓋？

另再向大家說明，由於當天我不願意開門，調查員找來鎖匠強行開門，並立即扣走我正在直播的手機。但好險因為前面的直播，才讓媒體朋友知道此事，趕來我家門口，拍下已經也趕到場的陳麗玲律師，竟被調查員強行隔離於我家的兩道門外，連打開第二道門、讓律師隔著第一道鐵門看屋內情況都不允許。當時我隻身一人被他們整組近十人關在「黑箱」裡，新黨秘書長祖先生、陳麗玲律師不斷敲門，我也願意開門，卻都被強行拉住在屋內。　

當時他們騙我說：「證人被搜索時，律師不能在場，因為偵查不公開，讓律師或任何人看就是洩密。」我非法律專業，也就這樣被唬住，直到這幾天沉澱心情，看了前法務部長、資深新聞人及相關法條後，才知道法律並無規定「證人被搜索時，律師不能在場」，既然律師及時趕到，檢調根本沒有憑據可以把律師擋在門外，也不能阻止我開門。

且檢調疑似刻意用模糊的「第三人」身分，讓我不能以「當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身分「隨時選任辯護人」（刑事訴訟法27條），並欺騙、要脅我不能讓律師進來，否則就會「妨害公務」。　　　　　　　　

記者會後，中午我已在陳麗玲律師及新黨黨部同志陪同下，正式按鈴、遞狀控告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及法務部調查局承辦人員等非法搜索、侵入民宅、妨害自由。同時，由於台北地檢署本身就是涉嫌者，因此也向台灣高檢署聲請移轉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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