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即興（一）」
一齣戲如果在這個週末要上演了，經常在星期一開始裝台，星期二演員上台適應，星期三把舞台、燈光、音樂等等技術點整合順走，星期四彩排，星期五觀眾進場進行首演。這就是劇場界俗稱的劇場週。演員們會從星期二開始，一直到星期天演完，都在俗稱「黑盒子」的劇院裡工作，暗無天日，經常一轉眼已經晚上卻渾然不知，以為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片絢爛，如同台上的聚光燈餵養我們的慾望，想像就這麼可重複地，永恆放射劇組這群心靈的集體精神。有時候我們會在休息時間走出室內，因為在黑盒子的時光，不是現實的時空。一推開門，戶外的陽光和非空調的自然風湧入鼻息之際，我們演員就在這個時間，想想我們剛剛進行的戲碼情節，多麼濃粹，多麽震撼，多麼精緻，或是多麼奇怪，哪裡還不夠好，什麼是誇大，美學了嗎，徒勞無功的恐懼，自我感覺良好的蓄勢待發…..此時吹有自然風被市井氣味包裹的我們，仍把戲服認成是自己的真正膚色。戶外相對於劇院遮風避雨的室內，只是次要的背景，短暫的放鬆，重點還是台上，斤斤計較的時空技法。街頭即興表演就成了很特殊的經驗。
二十幾年來，我所學所做的是西方舞台劇為主，但大一時期竟然也參加過新竹玉米田劇團的《與東門神的對話》，在新竹市的做法是大小偶人溜冰鑼鼓遊街後，在東門城直接封街表演，而去湖口老街、南寮漁港、北埔義民廟、內灣國小操場這類場地時，是像工人一樣坐在卡車後面，迎著強大竹風，架起佈景，遊街么喝，聚眾開始演給鄉親看，關於新竹地區文化歷史與科技如何在新竹消長著。那是我這一生中，第一個環境劇場的演出；後來，大三參加汪其楣老師做的學製《海山傳說・環》，我們附帶去了些台北的高中和松江詩園等公共戶外場，甚至延伸到美國奧樂岡大學演出（當晚中場休息我與這群亞熱帶台灣學生還一起看到人生中第一場雪），身穿各族原住民服裝，講述神話和禁忌、傳說，跳起不同的舞蹈，節奏裡我也深信我就是原住民；在陳水扁做台北市長的任期內，捷運開通，當時我所就讀的北藝大和捷運公司合作，在中山站到北投站之間甚至台北車站內，進行街頭演出，有雜耍、踢踏舞、希臘悲劇服飾秀、布偶短劇，我則是小丑裝扮的默劇，體會了演員製造孤獨的風景與取悅人群的本質；921震災去日月潭附近的國小，一間間教室進行五分鐘的丑偶表演，我們認為至少給小朋友們一些安慰；踢踏舞可以接演選舉造勢場和商演，戶外演出給了戲劇學子一些零用錢和震撼教育；堯樂茶酒館、畢業後在松山機場、台南舊糖廠、早期華山烏梅酒廠，都做過戲劇、行為藝術或工作坊，了解了看與被看的學問，事件在景觀裡重建……，還記得一次颱風天在台中某個西餐廳裡，只有一兩位客人在吃飯，我們呈現一個身體聲音實驗劇，當時年紀小覺得荒謬至極還跟導演吵架……直到幾個月前《在棉花田的孤寂》於台北戲劇院與桃園展演中心戶外廣場，讓我重新反省與擁抱，其實所有的戶外街頭演出，訓練了表演者應該隨時決定，何時融入環境與觀眾互動，何時如同戴上耳機般隔絕人世：在這些不同傳統的黑盒子劇場中，因為來來去去的觀眾無從預期，多變的天候和空間歷史的重疊性，使得表演成為一種既放鬆又更需要表演內在精神力的實驗所。街上和劇場密閉黑盒子，對演員，似乎應該只是關門開門之間的事。
苗栗市三十多年來一直維持在元宵節舞龍火旁龍的傳統，我親眼目睹2019二月十六日，一個小鄉鎮的十字路口，為了迎接中正路的一場嘉年華，開了小卡車車上放了十幾張塑膠板凳、婦人從巷口鑽出搬了諾大的Ａ梯，一家四口用摩托車卡位，輪流去買麥當勞然後在路邊一根根薯條吃完，拖鞋家族攏進婚紗店二樓，沾沾自喜享用大櫥窗最佳視角而眾人仰頭稱羨，火消車上火警人員也駕好他的手機準備拍攝，一群孩子爬到環保車腳踩特瓶為了看熱鬧，人群縫後看不見表演的鄉下人忍不住一起呼喊『表演！表演！』，然後表演者對不起自己的藝術良心（或虛榮心）只好再表演一輪。除了抗議、攤販、酬神、謝民或聚眾而生的兒童劇、歌仔戲、布袋戲，媽祖遶境和苗栗火旁龍、宜蘭利澤偶戲節的遊街……，這些傳統宗教風俗外，還有哪個時刻、誰的需要，人們得以創作更多「當代生活」的嘉年華？而演員，又如何擁抱回饋庶民文化的放鬆下的活力？ （原載於《文訊》4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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