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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後幾日，就是新年了。連假期間進校園，在冷清的文學院四樓長廊上，看見一隻死去的小小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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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躺在公共行政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輕輕的，風大時稍稍晃一晃，修長的黑翅膀蓋住白色的身體，像是一片枯葉子，掩著一枚發霉的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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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研究所時我似乎沒在學校裡看過這樣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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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十餘年，再次回到校園，很多東西都變了。還是沒見到飛翔起來自由得近乎狡猾、近乎魔法的燕子，但到處都是鳥禽──現在的學校裡，已經成了鴿子的練飛場。文學院，共同科，人文學科這一區的建築物屋頂上，幾乎都棲停滿了灰撲撲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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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燕子，鴿子倒是我以前唸研究所時就有了。但那時，頂多是久久看到路燈上落拓著停了一兩隻，轉頭張望的樣子，看上去有些茫然。或許是那樣的情境和當時的我們心境太像，又被附會了什麼自由平和的象徵，每次遇見，心裡常常是沉靜、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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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寬闊的縱谷天空下，鴿子群不去別處，不由分說沿著文學院的簷頂屋脊停了一整排，咕咕噥噥，歡快熱鬧。「現在學校的鴿子啊，比我老家的鴿舍還多」，學弟這樣說，口中是輕佻、誇大的語氣，是那種青春而戲謔的快樂。（遠遠離開家鄉抵達這裡，對他來說，是一件得意的事嗎？）我凝視著鴿子一次又一次飛起，但哪也不去，盤旋著繞文學院飛過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群體龐大綿延無盡，像一條氧化的金屬鎖鏈，像一隻鏽唱針重複讀取著黑膠唱盤。沒有盡頭的日常練習，讓人看著不由有些不耐，但為什麼不耐？我卻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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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日復一日、重複軌跡的飛行，是現在天天瑣碎忙碌的我能夠做到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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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持續飛行，給人與時間拚博的聯想。飛行，但哪也不去。若是那些年自認遲遲沒有準備好、而遲遲不願畢業（但同時又這麼恐懼出社會後日復一日的辦公桌人生）的自己，看到這樣群鴿繞圈飛行的場景，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說不定也沒有什麼感覺。對長久生活在都市裡的我而言，鴿子並不常見，賽鴿的鴿舍更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了：舉著紅旗子的人高高站在天台上，在陰霾、但更顯飽滿有力的天空底下，偶爾揮動，遠方的鴿群感應到什麼一樣低低飛近，掠空而過，像是受著魔魅的超自然力量招喚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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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養鴿是為了賽鴿，賽鴿的用途則是賭博。文學院的鴿子──文學院裡停著的這麼多、這麼多的鴿子，能有什麼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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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多到一定程度，對衛生或許是有一點影響了。學校能處理手段不多，放毒或擊殺，觀感上都太殘忍。聽說想來想去，曾嘗試引入天敵，一度請人帶了訓練過的老鷹來驅趕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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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口耳相傳，問了幾個學弟妹，其實都沒有親眼看過。只知道曾有這樣合理、但似乎有點好笑的事。為什麼好笑呢？一時也說不太上來。是覺得那種「人為模仿自然食物鏈」的做法太可笑了，還是覺得「以為這樣比較不殘忍」的心態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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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老鷹的驅趕計畫最後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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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那樣習於滑翔的巨大禽鳥，在學院寬敞、但對牠而言實在還是太過狹小的上空，勉力拍著翅膀，撲飛追趕鴿群而不可得的樣子，有些不忍。老鷹沒有久留，聽說還曾一頭誤撞上學院大面透明的玻璃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追問過幾個朋友細節，大家不置可否的說說笑笑，把話題帶過。那就是一個非常有趣、合乎我們期待的故事吧？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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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受傷，終於走了。鴿群在交頭接耳的鼓譟中，重新佔據了文學院設計典雅的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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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老鷹回去休息，去更大的地方做自己擅長的事。鴿群在美麗的文學院，繼續溫暖、快樂、安全的生活。日子一樣過去，很難說這不是一種各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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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後只好在各間教室、各個研究室的窗台外側拉上了鐵網，避免鴿群逗留，衍生衛生問題。鐵絲太細太利，鴿子的腳爪無法久握。所以，原本敞亮的窗戶，現在看出去都是緊緻的鐵窗風情了。我每天進研究室，隔著窗戶觀望曾經熟悉、但疏遠太久的校園，像一個學畫、學書法的人，在輔助的格線上確認線條與顏色理想、確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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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原先詩情畫意的大塊風景，現在看上去，都有精確的座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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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網的網目大概是眼鏡的大小，密密注視著天空盤旋的鴿子。鴿子再也不能隨隨便便停在窗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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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以前唸研究所時，上小說家老師的課，老師講到精采處，真心在乎處，偶爾會停下來深思，看著窗台上孤獨的鴿子出神，鴿子往往也偏著頭注視老師，久久不動。修課的我們也停下來，窗外的風景也停下來，時間也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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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停下來，沒有為什麼。那曾經是我最喜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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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照這樣看，從前的那種狀態是不會再回來了。所有的窗台拉上鐵網，整個文學院像是武裝起來的堡壘。泊車困難的鴿子群，只能停到更上層熟悉的屋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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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也很好，只是不知道下雨的時候怎麼辦呢？花蓮的冬天那麼容易下雨。又冷又漫長的冬天，曾經帶給習慣南台灣陽光的我極大的絕望。躲進外套裡，房間裡，棉被裡，書本裡，濕氣如影隨形，讓人覺得無處可去。人都這樣了，何況是只能停在屋頂的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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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不能停，停地上總可以，例如，或許能躲進走廊裡避雨吧？我確實這樣想過，但很快就知道為什麼不可行───一天晚上，我走文學院的長廊去研究室，昏暗的燈光裡，不小心驚動了一隻雨天躲進走廊的鴿子，牠驚慌地在走廊和樓梯間拍翅亂飛，撲上頂燈、玻璃窗，又摔下來，四處找尋亮處想逃，或至少努力想停留在半空中、爭取時間找尋出口。我靠牆站著，大氣也不敢喘，注視著那隻絕望、瘋狂的鴿子。不是怕牠，是怕牠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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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是有點怕牠吧？或許我也有點怕我。那樣以為自己受困、恐懼、而近乎瘋狂的樣子，我並不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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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以後的校園裡，鴿群又排排站滿了學院的屋頂。雨繼續下，或許還要下整個冬天。鴿群咕咕咕咕，停留在文學院的屋頂，我仰頭去看，無法分辨飛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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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實還變了很多。單是文學院內就有許多不同。建築還是一樣的建築，但時間過去，不可能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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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中的大樹長高了。印象中以前唸研究所時，樹梢大概只到二三樓的交界。以前我們創作所設置在英美系上，所辦位置在文學院三樓的西側，一出門，就可以看見中庭對面的中文系。但現在樹紛紛長高，已經完全看不到了。以前的東華中文系後來也改制了，叫華文系，併校後我還來不及認識的花師的朋友們來了，繼承下中文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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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系佔據了文學院長長的ㄇ字型走廊。這次回來學校，我繞著走過幾次，有些迷惘，慢吞吞沿走廊看過一個個布告欄，像一個失去國籍的水手沿著海岸找尋港口。鴿子在文學院裡咕咕叫著，很熟悉。可是現在，我誰都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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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高的大樹上，現在棲著擅長學舌的八哥，非常神奇，像精通多國語言那樣，能夠多聲道用不同音色彼此唱和，好像在溝通，但也難以確定，畢竟牠們飛也不飛，整天就那樣勉力叫著。會不會是單純想發出聲音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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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樹上幾乎沒有鴿子，沒有老鷹沒有燕子，就只有八哥。我有時研究室忙累了，出來趴在窗台看他們，整天鳴叫不休，站在枝頭迎風擺盪。他們似乎是以發出聲音這個行為本身為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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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但好虛無。只是想想，牠們就是八哥啊，八哥做著八哥擅長的事，這有什麼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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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無論是從前唸研究所時，或者這次返校，印象裡，我從來沒有在文學院裡外遇見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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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後門外的小路上倒是四處都是燕子，個頭小小黑黑的，速度飛快，像是活的音符，樓房間低空穿梭，貼地飛行，突然拔高又急轉，彷彿轉音出色的爵士歌手似的。我有些佩服，燕子從來都飛得如此好看，從來沒有撞上人車樓房，最後總能輕輕巧巧落在細細的電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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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出那是一種艱難高超的生存方式，或者單純炫技的遊戲。飛翔的燕子來來回回畫過空中，有時就這樣一整個下午，好忙碌，但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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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或者傍晚買飯回租屋處，走在小徑上，總看見燕子就這樣來回在天空裡寫畫著無人知曉的符號，彷彿正興奮地連起空中隱藏的星星圖案，我常常興起羨慕的感覺──感覺那是什麼神祇正向我顯示某種充實、自由、又率性的生活方式，暗示我，勾勒另一種更理想的、更盡其在我的生命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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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羨慕，還能怎麼樣呢？人類無法飛行，這我已經知道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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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是夏候鳥，秋冬理應要往南飛走避寒，壽命約十年。這是我看見走廊上那隻死去的燕子後，回研究室上網查詢才知道的。（但那些在鄉間小路上亢奮飛翔的燕子，為什麼沒有離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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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回來之前，我畢業離開東華，也已有十年之久。常常返校，找朋友，講座，更多是純粹旅遊，多半也挑在夏天。若無必要，真是沒有興致再經歷一次花蓮的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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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這樣，幾乎年年夏天回來的我，仍然對文學院裡的燕子毫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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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晚起，瞎忙一陣，入夜了才回到文學院。連假後的期末考前，走廊上師生皆臉色木然默默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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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到四樓，刻意去看昨天燕子死去的地方。但整條走廊乾乾淨淨，淡淡反光，甚至連打掃的痕跡都幾乎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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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燕子消失了。我四下張望，一無所獲。鴿子在夜裡的文學院裡咕咕鳴叫著，有些委屈，像是摀著棉被偷哭的聲音，小小聲、低頻率的幼獸哀鳴一般，迴盪在夜裡的文學院。因為已經知道那是鴿子了，咕咕，咕咕，所以毫無恐怖的感覺，我靠著欄杆凝視一片漆黑的文學院中庭，只覺得好苦，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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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文學院看過真正活著飛翔的燕子，只看見死去的。還未想清楚那是怎樣的事，一天過去，死去的燕子也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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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哪裡來，為什麼來到這個校園，自己大概總有一套說法，即使心裡其實並不一定那麼確定。不過想假裝條理分明、有意說得頭頭是道、引據證明自己收穫豐碩或所言不虛，並不是多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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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燕子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怎麼生活，因著什麼死，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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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研究所時學校後門還沒拓寬的、窄窄的志學街，季節到了常有盤旋飛翔、特技演出一般的燕子。但太常見了，那時的我似乎從來沒有把那當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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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我唸著文學，忙碌著學過很多奇異、艱難、與我無關的敘事技術。現在回想，收穫是真的，但不是我以為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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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也是真的。只是我那時不知道。現在的我真想專注看看那隻死去的燕子。真想好好寫牠。可是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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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前夕，一隻燕子死在公行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屍體不知道是被連假結束後的清掃工人清理走，還是被貓狗或其他鳥類叼走了？想起《快樂王子》的故事，寒冬裡分送雕像上的寶石給窮人、因而錯過南遷時機而凍死的小小燕子。我想那不是真的，但那成就了故事裡最快樂、也最憂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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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裡，燕子死前輕輕的親吻了雕像，那讓我想起學校後門的長長巷子裡，燕子特技飛行的最後，輕輕迴身、降落在黃昏天空中的電線上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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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感傷的心情，在研究室待到深夜。關燈離開時，意外看見窗外的鐵網上，卡著一小片鳥類脫落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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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的。在研究室的窗前來來回回幾個月，我從未看過這片羽毛。實際上我沒有在這面窗景裡看過任何靠近的飛鳥。現在深夜裡看不清楚，但單就毛色來看，似乎是鴿子留下的。當然，也可能是別種飛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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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無法久棲的位置，在我不知道的某個深夜時刻，曾經有飛鳥撲翅趨近，嘗試停留。停著停著，或許痛了，最終只能匆忙選擇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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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真是奇怪的感覺。我們全力避免飛鳥靠近所設的鐵網，竟然反而為我們全力避免的飛鳥，留下了奮力飛翔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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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翔的證據／林達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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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副刊2021.04.09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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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沉浮錄：掙扎、擴張、出海與新希望

北京新浪網 (2020-03-07 07:24)

2019年12月的最後兩天，百度Apollo率先拿下40 張自動駕駛載人測試牌照，成為國內首批在北京市展開自動駕駛載人測試的企業，馭勢科技在機場完成城市航站樓至行李中心無人貨運第一單。不管2019年的自動駕駛有多艱難，這兩則消息算是為2019畫上了積極的句號。

2019年的自動駕駛，投資減少、公司倒閉、事故不斷、技術路線被否定，但創業者們依然堅定不移，因為他們相信自動駕駛的廣闊前景。據德勤報告預計，自動駕駛規模將在2021年達到70.3億美元，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無人駕駛市場。

正是對未來的信念讓自動駕駛這條賽道上集聚了眾多夢想家和實幹家。站在2020年，回望2019年，或許會對沉澱重生的2020年有一些借鑒意義。

從「熱鬧」到「冷靜」

「2019年自動駕駛領域的投資情況不太好，第一是市場上的錢變少了，第二是投資機構變得更加理性。」自動駕駛投資人升波向蓋世汽車記者表示。

據億歐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自動駕駛零部件和解決方案供應商的融資總額達162.3億元，為2017年（53.7億元）的三倍，甚至是2016年的20倍之多。但是2019年該領域融資總額降至107.1億元，同比下降34%。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自動駕駛公司「落地難、造血慢」。

有限的錢會流向行業頭部公司，資本的聚集效應越來越明顯。與2018年的8.5%相比，2019年自動駕駛領域B輪以上的融資事件佔總事件的22.2%，呈大幅提升態勢。「2020年頭部公司的吸金效應會更加明顯，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會更加艱難。」自動駕駛投資人張翔向蓋世汽車記者表示。

按照張翔的話來說，投資機構的偏好已經從追風口轉向了求穩健、追成長。

那麼，自動駕駛公司如何自救？

抱團取暖成為眾多車企的選擇。在2019年的各項重大合併中，包括PSA和FCA，大眾與福特Argo,寶馬與戴勒姆，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推進汽車轉型和智能化的發展。

不止是主機廠，車企與科技公司，車企與自動駕駛初創公司，都在馬不停蹄地共同趕製自動駕駛商業化落地的時間表。

Auto X CEO肖健雄向蓋世汽車記者表示：「主機廠與自動駕駛方案提供商的合作是必然的，我們的方案需要與主機廠合作才能推進，而主機廠也需要自動駕駛公司為其提供相應技術。」

滴滴自動駕駛CEO孟醒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過去自動駕駛公司都是單打獨鬥的，但是現實發展讓自動駕駛從業者意識到，要想推行自動駕駛落地，必須實行聯盟打法。」

Robotaxi的圈地運動

2019年在自動駕駛領域逐漸分化出兩種不同的技術路線，以L4為中心的激進式路線和以輔助駕駛為核心的漸進式路線。

在激進式路線奉行者肖健雄看來，漸進式路線的市場已經被國際巨頭分割完畢，創業公司想從中分一杯羹的難度不小，而高階自動駕駛領域還是個藍海市場，巨頭和創業公司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做出成績的概率要遠遠高於走漸進式路線。

根據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預測，真正實現L4的高級別自動駕駛，節點應該在2020到2025年，而且最先是在卡車、共享計程車等專用車輛上實現。Auto X、百度Apollo、Pony.ai（小馬智行）等公司也是首先在自動駕駛計程車上進行試驗，也就是人們所熟知的Robotaxi。

2019年，在長沙、廣州、武漢、北京、上海、滄州等城市已經可以見到Robotaxi的身影。

2019年8月，百度Apollo的Robotaxi紅旗E·界亮相長沙展開測試；9月，首批Robotaxi車隊在長沙開放道路智能駕駛示範區正式開放試運營。

小馬智行在南沙的核心區域推出了Robotaxi的常態化服務，迄今已有超過7萬多次的打車訂單。

文遠知行在廣州黃埔區為居民提供日常的Robotaxi出行服務，只需要在文遠知行App上預約就可以使用Robotaxi服務。

2019年12月，Auto X與深圳鵬程電動汽車出租有限公司達成合作，共同推動純電動無人駕駛Robotaxi在深圳中心地區的規模化商業運營進程。

但這些對於實現量產還遠遠不夠，自動駕駛量產的實現，需要感測器、車規級計算平台和專門的自動駕駛車輛等多方面的配合。

「Robotaxi的量產離開車企根本做不了，我們只是解決方案提供商，沒有造車的能力，沒有規模化的車隊就拿不到數據，也就不能迭代產品。此外，沒有政府的支持也做不了。」肖建雄表示。

Robotaxi是個需要打通產業上下游才能做成的事，在未來會看到更多的車企與方案提供商合作的案例。

出海是好選擇嗎

2019年，一些自動駕駛公司還將目光瞄向了國外。

2019年9月，新石器科技有限公司與阿拉伯地區首個B2C電商平台noon簽署訂單總量為5000台無人車的戰略合作協議，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動駕駛商業化落地合作協議。

12月，Auto X引入東南亞資本，並宣布在東南亞拓展業務。

同樣在12月，智加科技在美國完成了無人重卡生鮮運輸試運營，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為乳業公司藍多湖®（Land O Lakes®）提供自動駕駛貨運服務。

此外，上海仙途智能、小馬智行、百度同樣是這場出海運動的先行者。

但是出海能解決問題嗎？

事實上，只有在國內競爭中脫穎而出者才更有資本拓展海外業務。「國外不乏優秀的自動駕駛公司，如果不能在技術或者成本上超過對方，那麼國外企業或者政府為什麼願意合作？」自動駕駛投資人張翔表示。

這也就意味著，出海並不是逃避國內市場不景氣的解決方法，而是企業本身業務拓展的必經之路，只有技術過硬者才能獲得國外市場的認可。

另一方面，國外的道路情況、政策法規、民眾接受度與需求量與國內有很大差別，這對於出海的自動駕駛公司又是新的挑戰。如果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盲目出海，只能鎩羽而歸。

新希望：車路協同

如果說2019年有什麼讓自動駕駛公司能稍微緩解下壓力，那麼車路協同就是那顆靈丹妙藥。

簡單來說，車路協同就是統籌車、人、路及實時交通的動態信息，來實現車況、路況、交通動態信息的共享。

早在十年前就出現了車路協同概念，但為什麼會在2019年火爆起來？

根本原因還在於單車智能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2019年環境變差了。」一位自動駕駛公司創始人向蓋世汽車記者表示，「我們可以用更多的錢、更多的數據去無限接近目標，但是如果不是100%解決問題，就等於項目失敗，又有多少公司能撐到解決全部問題？」

目前的單車智能還處在演示階段，離商業化還有一段距離，但是車路協同可以幫助企業輸血和造血。其中的玩家除了自動駕駛公司，還有華為、中興等通訊領域企業，騰訊、阿里等互聯網公司，四維圖新、高德等地圖廠商，甚至還有道路設計單位和建設單位。

據統計，目前全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大約為14萬公里，而一般的硬體和改造成本約為幾十萬到一百萬/公里，以此計算，車路協同光在「智慧高速」的改造上就存在一個千億級的市場。在改造中，自動駕駛公司可以為其提供設備以及解決方案，以此為公司生存獲取空間。

從節約成本的角度來看，車路協同會更加有利於自動駕駛的推廣。在車路協同中，道路建設由科技公司和政府來搭建，通過配備道路感測設備，可以減少車輛本身感測器的使用，以目前感測器動輒幾萬、十幾萬的成本來看，可以節省不少費用。隨著成本的降低，消費者也會更加願意購買自動駕駛汽車。

蓋世小結：

2019年，雖然大環境蕭條，但自動駕駛公司的自救與努力仍為這一年譜寫了眾多值得說的故事。

他們的堅持在2020年看到了回報，前不久，小馬智行獲得豐田4億美元投資，馭勢科技獲得博世加碼投資，這些消息給遭遇黑天鵝事件的2020年注入了積極能量。2020年可期，未來可期！

資料來源：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307/344482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