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運談根部中心】
2020東京奧運終於在剛過去的星期天落幕。在環球疫情肆虐下舉行的這次奧運會,本身已經極具歷史意義,透過自身就已經盡顯不屈不饒、堅持不懈的奧林匹克精神。而更值得高興的,當然是香港與台灣皆獲得了前身未有的好成績,相信能夠在這動盪不安的大時代,帶給大家一點安慰與振奮。
能夠踏上奧運這終極舞台,並最終贏得獎牌的選手們,必定每位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士,擁有常人無法媲美的強大心臟(拳擊術語,代表無法阻擋的求勝意志,如何被擊倒都有力量再次站起來)。然而,看著選手們的精彩比賽,不禁讓我疑惑到,他們的Human Design 人類圖設計究竟長甚麼模樣?根據Human Design人類圖的區分系統,有說到開放根部中心的人(空根)比較不擅於抗壓,那奧運奬牌得主是否會比較偏重有定義根部中心的人呢?
在好奇心和市場調研職業病的驅使下,我決定做一個客觀的研究分析,挑選了6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歷屆奧運奬牌得主,跑他們的圖來看看他們的設計差異。
這60位選手皆曾經在奧運比賽中贏取過奬牌,也橫跨了不同的年代、國籍與比賽項目,以求盡量減低sampling bias(取樣偏誤)。此外,除了少數能夠找出準確出生時間的選手(依據 Astrodatabank),其餘大部份選手我都會替他們每隔6小時跑一張圖,確保得出的結果具可靠性。
在這60個樣本當中,有31位選手根部中心有定義,其中包括「台灣聖筊」麟洋配二人、為香港拿下第一金的張家朗、100米世界紀錄保持者牙買加飛人Usain Bolt(保特/博爾特)、以及曾拿下三面奧運銀牌的「大馬羽球一哥」李宗偉等。
開放根部中心的則有16個,其中包括為香港拿下兩面銀牌的飛魚何詩蓓、被譽為羽球壇GOAT(Greatest of All Time)的林丹、曾於2016里奧奧運拿下四金一銅但這次因為精神健康而選擇臨場退賽的美國競技體操選手Simone Biles(比列絲/拜爾斯)等。
另外的13位,由於無法呈現出一致結果(同一天的部份時間為有定義,部份時間為開放),所以無法解讀。
➡️➡️ 如果有興趣知道詳細分析結果,歡迎前往網頁版並滑到最底下查看明細:https://bit.ly/3yK0xLS
驟眼看來,31比16(66% vs 34%),奬牌得主看來彷彿真的比較傾向擁有有定義根部中心。然而,當考慮到人口中根部有定義的本來就偏多(60-68%),剛好與以上選手有定義比例相符合(fair share的概念)。換句話說,根部中心有定義與否,似乎並不影響這選手在奧運做出好表現並贏得奬牌的機會。
若是如此,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有定義與開放根部之間的差別呢?
首先,開放根部中心,並不代表一定無法在壓力下發揮,只是代表他們比較沒有穩定的方法去面對壓力,因此在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反而會呈現出兩極化的表現,要不超水準,要不失場。
在近代NBA中,出現了三位歷史級超巨,分別是Michael Jordan(佐敦/喬丹)、Kobe Bryant(高比/柯比)以及 Lebron James(大帝占士/詹姆士大帝)。他們經常被球迷拿來作比較,而且就算不太懂籃球的人大概也聽過他們的大名,所以用來作例子正好。
Michael Jordan 與 Lebron James 兩者的根部中心皆有定義。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場均得分大約是27-30,歷史最高單場得分分別為69和61,而得分少於20的場次只佔總場次的14-18%。
相比之下,開放根部中心的Kobe則有著很不一樣的表現。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場均得分為25,略少於前者,但差異並不算太明顯。但有趣的是,他的得分更顯兩極化,他曾經單場砍下81分(1963年後的最高記錄),但得分少於20分的場次卻佔總場次的30%,比例明顯比前者高。
當然以上只是很片面的數據分析,既沒有理會數據的完整分佈(data distribution pattern),也無可避免忽略了很多難以量化的影響因素(傷患、職業生涯的長短、關鍵時間的得分)。
但無論空根也好,兩極化的得分也好,我以上所說的,並沒有意圖否定Kobe的偉大。剛好相反,我反而覺得Kobe的偉大,正正在於他能夠從自己的不穩定中,領悟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打球智慧。
面對壓力的不穩定性,只是開放根部中心的一個特質,並不代表比較不厲害,也絕非甚麼需要改善的缺點。現實是,只要能夠讓自己回到內在權威與策略,開放根部中心的人其實也能夠減低壓力對他們的負面影響,在轉化壓力成為推動力的同時,不會被壓力壓垮。
擁有20-34通道的Kobe正正是這樣的一位偉大球員。他曾說過,當他專注在比賽中,他會忽然進入一個心流的境界(being in the zone)。時間會放慢,你再也聽不見週邊的聲音,只專注在當下眼前這事情上,彷彿一種入定的狀態。就是這樣的一套打球心法,讓開放根部中心的Kobe最終成為了籃球世界中的傳奇。
換句話說,根部中心有定義與否,影響的並非最終的表現或成就,而是你展現才能的模式。
回到這次的奧運賽事觀察體驗中,上星期看著小戴與陳雨菲的羽球冠軍戰,也同樣讓我得到很深刻的感受與領悟。
看著小戴不斷猛烈進攻,和陳雨菲的穩守突擊,讓我不禁好奇他們有著怎樣的Human Design人類圖設計。我本來最想看的就是小戴的圖,但偏偏因為出生時間不明,只知道她必定是顯示者,卻無法確定她根部中心是否有定義。但她的對手陳雨菲則一整天都是開放根部中心。這確實讓我感到挺訝異的。
雖然我也很想小戴可以擊敗陳雨菲,拿到金牌,但無可否認的是,陳雨菲的防守真的很厲害。尤其無論落後或領先,她總是一直能夠穩定地、不慌不忙地執行相同的策略,就是一直防守等待對手出錯。
這不禁讓我疑惑到,開放根部中心的人,面對壓力時真的能夠如此穩定嗎?壓力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然後我發現到,壓力其實是一件很個人的事,全看個人的心態。
同樣的一位奧運選手,如果他覺得自己能夠走到這裡已經很滿足,真心相信輸贏與否已經不再重要,因此只想盡情享受高手過招,那壓力應該會比較少;但如果他覺得自己非拿到奬牌不可,就會形成很大的壓力,再加上如果他更自覺能力比不上對方,那壓力就自然更大。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壓力絕非一個可以由旁人客觀量化的指標,也因此可以透過心態的改變作出調整。
一個空根的人,或許可以透過作出充足的準備,讓自己壓力減少。當他已經把對方的招數研習清楚,當他認定雙方實力程度有明顯的差距,那壓力自然會降低。
同樣地,一個空根的人,也可以透過接受抗壓鍛鍊,讓自己對壓力變得麻木,去提升自己的抗壓力。(當然這只是一種可以提升抗壓力的可能性,或許的確能夠讓選手在大賽中獲得好表現,但對空根的人來說,絕非好的做法,因為長期下來身體或許會付出代價)
當然,我們都不知道陳雨菲在背後經歷了甚麼,經過了甚麼鍛鍊,才能夠在壓力下保持穩定,但從她、Kobe和其它空根奧運選手的例子中應該能夠看出,空根絕非弱點,擁有這設計的人更不一定無法承受壓力,做出驚人的表現。
只要學懂跟自己的身體相處,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用適合各自的方法,把壓力轉化為推動力。
#東京奧運 #Tokyo2020 #小戴 #戴資穎 #陳雨菲 #Jordan #喬丹 #佐敦 #Kobe #柯比 #高比 #Lebron #大帝 #根部中心 #空根 #定義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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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定義 在 邱志偉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2021.07.22
什麼是菁英?菁英的責任?
邱志偉,立法委員
最近網路上正在熱烈討論一個議題:「何謂菁英?菁英該承擔什麼責任嗎?」對於菁英一詞的定義,相當複雜,很多人會歸結為各階層或學歷上最頂尖者方屬菁英,這當中也包含了金錢、文憑主義的心理作用在。但我認為所謂的菁英,不須有太多複雜的劃分或界定,俗語說行行出狀元,只要能在自己崗位闖出一片天,都應當是菁英,這也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應當具備的共識。但我更想深入挖掘的一件事是,那世俗所謂的菁英,該扛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嗎?
一般人對於菁英的記憶,除了必須是在各行各業的翹楚者外,甚至必須有特殊卓越的貢獻。例如棒球,大家會對王建民在大聯盟的表現印象深刻。電影上,沒有人會忘記奧斯卡獎得主李安。但上述這些菁英,從未單純因為成就卓越,就自封菁英。菁英的可貴,不單是貢獻卓著,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相當程度上的相信,不單是天賦或先天資源,若從倖存者謬誤理論( Survivorship Bias )來看,自己也只是比較幸運而已。
若以先天資源來論,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2年曾發表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刊登在《經濟論文叢刊》上。這篇文章一針見血的用統計數據說明,城鄉差距讓一個人光是出生的縣市,就大程度上的影響未來是否將會成為台大學生。
根據統計,1987-2000年,來自台北縣市的台大學生,占了約56%。以台灣大學的學生來說,在通過大學考試階段上都可稱作菁英,然而光是雙北的學生就屬大宗,我們可以由此反思,若是從小生長在這樣城市的學生是何其幸運?成為菁英的起跑點是否已經高人一等。
我們對菁英的要求不必然要非常嚴格,但我認為若能成為菁英,要有謙遜、知道自己其實比許多人幸運,進而體認自己的幸運應該要有所回饋,或至少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在許多大時代下的菁英,經常做出許多讓人動容的決定,而成為讓人歌頌的人物。其中謙遜與持續關懷社會是關鍵。例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學術表現讓人敬仰,其弟子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節深受影響。在文革時期代陳寅恪受批鬥,當外人問其感受,答曰:「我的學問遠不及我的老師,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榮!」又如在意外殞命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從小就是天才學生,赴美留學後,在美國學界已是閃耀新星,仍持續關心台灣民主,在警總威逼斥責之下,他仍堅持回答:「我一直希望台灣進步。」民主前輩陳定南受美麗島事件感召,棄商從政,放下商場得意之路,締造傳頌至今的宜蘭經驗,其政治風骨更是我們民進黨從政者的標竿。
或許我們不必然需要這麼偉大,也不是說在各行業或領域的菁英,都非得做出特殊貢獻才能回饋自己的天賦。但要能認知自己的幸運與成功,進而化作善的種子,帶給社會進步力量,這樣的力量不必然是具體行為,甚至只要保持謙遜,就可以形成一種善的循環,能夠體諒不同能力的人,理解關懷不同的事,對這社會都有正面影響。唯有如此,長久以來由各行業菁英領導的社會才能變得更好。
bias定義 在 Eric's English Lounge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淺談「假新聞」
最近上課時學到一個新單字「positionality」,讓我想到當前社群媒體上,不停看到的「fake news」——假新聞。
簡言之,「positionality」(位置性) 被定義為於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以及能力等狀態中,創造你身分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位置性還描述了你的身分如何影響你對世界的理解與看法,以及潛在的偏見。
positionality 位置性;定位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3390885/
https://www.lexico.com/definition/positionality
以下是我對「positionality」與 「fake news」的些許觀點:
“Fake news” has permeated all facets of life, ranging from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 t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ake news can be defined as “fabricated information that mimics news media content in form but not in organizational process or intent” (Lazer et al., 2018, p. 1094). The creators and outlets of fake news do not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but rather disseminate misinformation or disinformation for purposes ranging from personal amusement to creating deceptions to achieve political aims. At times, fake news is created and disseminated by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 using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networks of bots designed to hijack feed algorithms of platforms such as Twitter or Facebook (Prier, 2017, p. 54).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Facebook estimated that up to 60 million bots were used to post political content. Some of the same bots were then used in an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2017 French election (Lazer et al., 2018, p. 1095). Such campaign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information warfare, a comprehensive attempt to control and influence every facet of the information supply chain, thereby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and behaviors. (Prier, 2017, p. 54). Often, fake news is not directly created by actors that seek to manipulate but by journalists or content creators whose content favors or aligns with the narratives of these actors (Doshi, 2020).
從社群媒體的互動到總統選舉,「假新聞」(fake news)已滲透至生活的各個層面。假新聞可被定義為「在形式上而非組織過程或意圖上,模仿新聞媒體內容所捏造的資訊」(Lazer et al., 2018, p. 1094)。無論是出於個人愛好或為達政治目的而有所欺瞞,假新聞的製造者與傳播管道並不保證資訊的準確性與可信度,反而是為了散播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或扭曲訊息(disinformation)。有時,假新聞是由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state or non-state actors)所製造與傳播,藉由社群媒體帳號及網絡機器人來劫持諸如臉書與推特等平臺的推送演算法(Prier, 2017, p. 54)。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臉書估計有多達6千萬個機器人被用來發布政治貼文。其中,有部分機器人被用於影響隔年的法國大選(Lazer et al., 2018, p. 1095)。此類行動可視為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的一種形式,一種對控制與影響資訊供應鏈各環節的全面嘗試,從而影響公眾輿論與行為(Prier, 2017, p. 54)。假新聞通常是由記者或內容創造者(content creators)所創造,而非試圖操弄的行為者,前者的內容偏好符合後者的敘事(Doshi, 2020)。
Nevertheless, while the term “fake news” is commonplace, there is no universal, measurable way to quantify the fakeness or truthfulness of news. There are many fact-checking and media-bias detection tools, but they cannot objectively detect and clarify the more subtle and nuanced aims of manipulative actors tha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news production. It can also be argued that the veracity of new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actors that seek to manipulate it, but also on the positionality of its consumers. Therefore, one’s initial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misleading news lies not in the plethora of fact-checking devices but more in one’s pre-existing dispositions and skills to think and act in response to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his ability can be referred to as critical thinking, which can be more concretely expounded as “reasonable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Ennis, 2011, p. 15).
然而,即便「假新聞」一詞隨處可見,卻沒有統一、可衡量的方式來量化新聞的虛假性或真實性。目前有許多事實查核與媒體偏見檢測工具,但它們無法客觀地檢測與說明行為操弄者更狡猾、更細緻的目標,而這些操弄者往往在新聞的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也可以說,新聞的真實性不僅取決於試圖操弄它的行為者,同時還取決於新聞受眾的位置性。因此,一個人對抗誤導性新聞的第一道防線,不在於這些五花八門的事實查核方式,反而在於個人所固有的性格,以及針對誤導性資訊的思考與行動等相關技能。這種能力可稱為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意即「專注於決定相信什麼或做什麼的理性思考與反思性思考」(Ennis, 2011, p. 15)。
Taiwan, also know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is at the forefront of information warfare. It is wedged between the geopolitical struggle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hegemon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ompounding the matter are the Taiwan’s own political actors vying for influence and power. This struggle seeps into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practice, mainly manifesting itself on social media, a battleground of information warfa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 is cognizant of these information campaigns, and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ntroduce media literacy into all parts of its educ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promot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since 2000 (MOE, 2002, p. 1), with one of its primary goals to cultivate its “citizens” abilities for independent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MOE, 2002, p. 2).
臺灣,也被稱為中華民國,正處於資訊戰的最前線。這是全球霸權與地區霸權之間——如美國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緣政治對抗。使問題惡化的是臺灣自身的政治行動者對影響力與權力的奪取。這場對抗遍布於現實生活的各個面向,主要於社群媒體中——資訊戰的戰場——展露無遺。臺灣的教育部注意到了這些資訊的煙硝,並已努力將媒體素養引入其教育體系。據該部稱,自2000年以來,政府一直試圖推展媒體素養教育(MOE, 2002, p. 1),其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公民獨立學習、批判性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MOE, 2002, p. 2)。
★★★★★★★★★★★★
上述段落認為,由於個人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假新聞」極難定義。此外,有許多人把不符合自身成見與偏好的新聞逕斥為假新聞。這其實相當危險,因為個人觀點將會變得愈發孤立與激進。
閱聽人應意識到,他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每個資訊都有特定立場。是否真有毫無立場的新聞文章?為了對抗操弄性或強制性資訊(coercive information),我們必須意識到權力於個中的作用,以及我們自身的位置性如何形塑我們的詮釋。這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
參考文獻
Doshi, R. (2020, January). China steps up its information war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March, 21, 2021,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1-09/china-steps-its-information-war-taiwan
Ennis, R. H. (1985). A logical basis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3(2), 44-48.
Lazer, D. M., Baum, M. A., Benkler, Y., Berinsky, A. J., Greenhill, K. M., Menczer, F., ... & Zittrain, J. L.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 359(6380), 1094-1096.
MO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2002). White paper 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al policy. Retrieved March, 21, 2021, from http://english.moe.gov.tw/public/Attachment/ 2122416591771.pdf
Prier, J. (2017). Commanding the trend: Social media as information warfar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SSQ, 11(4), 50-85.
★★★★★★★★★★★★
教育時評: http://bit.ly/39ABON9
相關詞彙: https://bit.ly/2UncrfI
TED相關影片: https://bit.ly/3BDsD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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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定義 在 [討論] 什麼是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 - 看板NCKU-PH98 的美食出口停車場
在這篇裡面要跟大家說明什麼是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
在上一篇裡面有跟大家提到,我們是從來源將偏差分類的
其中選擇性偏差是因為研究對象的選取不當所造成
像是1.研究組與對照組的可比較性差
2.研究各案的抽樣架構選擇錯誤
3.研究對象追蹤漏失或沒有回應(loss to follow up)
也就是說 當目標族群中不同疾病與暴露狀況下的個案 與被選為研究族群的比例不盡相同
這時候就有可能產生選擇篇差
我們來看看郭浩然老師上課時所給我們的定義(A Dictionary of Epidemiology)
Error due to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ose who
are selected for study and those who are not.
一個因為系統性所導致的錯誤(Error)造成了被選進來做研究的人與沒有被選進來是不同的
也就是研究對象的選取不當 重點就在不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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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選擇性偏差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我們一樣看看郭浩然老師給的定義(A Dictionary of Epidemiology)
“Selection bias invalidates conclusions and generalization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drawn from such studies.”
選擇性偏差所造成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會使研究是無效的,也就是說你花費這麼多的時間
浪費了這麼多的金錢,結果做出來的研究是沒效的
==============================================================================
那選擇性偏差可以補救嗎?
我們繼續看看郭浩然老師給的定義
selection bias is an error in study design or execution
-may be prevented by study design
-cannot be solved by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in the study once it
occurred
選擇性偏差只能從實驗的設計來解決
並且選擇性偏差是無法事後補救的就算妳統計很強也一樣(學姊我沒針對妳XD)
希望這篇對大家有所幫助 接下來會跟大家討論什麼訊息性偏差(imformation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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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64.227.189
※ 編輯: danail 來自: 218.164.227.189 (01/16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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