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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香港今日社論2021年06月16日(100蚊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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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政府刊憲修訂《電影檢查條例》的檢查員指引，訂明影片如有可能構成危害國安的罪行，應評定為不宜上映，任何影片亦不應包含可能煽動或干犯《港區國安法》罪行的內容。業界擔心指引模糊易墮法網，政府表示會跟業界多溝通多解釋。回看歷史，電影出於政治原因不得上映，並非沒有例子，以往相對少見，某程度與政治社會氣氛有關，然而反修例風暴改變了一切，香港已無法回到從前，權力當局要「執正來做」，以往放任寬鬆氣氛不復再，打擦邊球風險必然增加，這就是眼前政治現實。

蘋果頭條
感染英國變種COVID-19的天水圍3母女，感染源頭成謎，父親仍未確診。專家袁國勇視察3人曾到訪地方後，認為最先確診的17歲少女最可能被他人傳染，但亦不排除經動物或進口冷藏食物傳染。政府驗出患者雪櫃的泰國急凍鱷魚排骨包裝表面帶有COVID-19。不過醫生指，若包裝內層或其他手部不會接觸的位置沒有病毒，則意味經患者接觸後殘留的機會較高，而非該食物本身受病毒污染。「樓上」燕窩莊周二（15日）晚在官方facebook發帖，承認涉事鱷魚排骨屬於該公司產品。

東方正論
誨淫誨盜、案底纍纍的壹傳媒又添醜陋一筆。只餘網站吊命的《壹週刊》，涉違法取得藝人張栢芝第3名兒子的出世紙資料並公開刊登，遭當局票控「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成為檢控部門首次引用相關條例控告的報刊。無奈判決仍不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慣例，3名被告僅被輕判罰款，涉案記者甚至獲撤控。《私隱條例》淪為無牙老虎，壹傳媒繼續搞風搞雨，孰令致之？

星島社論
今日掛牌的時代天使（6699），昨日暗盤勁升一倍，富途暗盤收報三百六十八元，若在該位沽出，一手帳面可賺三萬九千元，為第二名歷來一手賺錢最多的新股，僅次於一九九七年北京控股（392）。不過，時代天使一股難求，投資者要認購十五萬股或七百五十手，才能穩奪一手，須斥資二千六百二十一萬元，一手中籤率僅得百分之一點五。市場人士表示，若時代天使的股價跌穿暗盤低位三百二十元，持貨者可考慮沽出。

經濟社評
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國祭出連環拳，由美國牽頭的北約組織首次視中國為「系統性挑戰」，但遣詞用字始終審慎，仍將俄羅斯列為最大威脅。無論拜登能否克服國內圍繞軍費的阻力，兼拉攏更多盟友軍事圍堵中國，中方都要小心應對，既要提升軍費透明度免招口實，更要避免捲入軍事競賽。美國80丶90年代就利用軍事競賽，拖垮蘇聯。北約公報過去僅2019年曾在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施壓下提及中國1次，但最新的篇幅大增，聲稱中方大擴核武、軍事現代化信息不透明，以及與俄羅斯軍事合作等，為規例為本的國際秩序帶來系統性挑戰。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08月31日(100蚊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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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美國在3月個月內連續發生兩宗懷疑警察因歧視黑人的施暴事件，造成一死一傷，給在新冠疫情下的今年總統大選平添了火藥味。連月來，抗議種族歧視和警暴的示威浪潮幾乎遍佈美國東西兩岸大城小鎮，而本月最新的這宗警暴事件，更引發NBA的黑人球員一度罷賽表態。另一方面，部分城市的打砸搶掠，又引出白人民兵持槍上街，甚至發生白人少年開槍擊斃兩人事件，令美國社會的撕裂狀况有向內戰邊緣發展的危險。對這場風暴，美國兩大政黨都束手無策，而持續的混亂騷動，會否令高舉「法律與秩序」的特朗普獲利，後來居上成功連任，已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5月25日，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警察在制服黑人男子弗洛伊德時，跪壓其頸部致其死亡，引發全美大規模反種族歧視和警方暴力執法抗議示威，很多地方的示威活動持續達3個月之久。

蘋果頭條
明天就是8.31事件一周年，當日警方衝入港鐵太子站車廂無差別攻擊市民，受襲者在車廂內抱頭痛哭，記者亦被趕離場，引發市民深信警方「8.31打死人」。被網民流傳名為「韓寶生」的青年，昨日（29日）在YouTube上載影片，指自己過去一年一直被流傳已失蹤，但事實上他被警方控告8宗罪，於今年7月17日上庭前夕，流亡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日後會透過facebook專頁和其他社交媒體分享其經歷和在英生活。「韓寶生」昨日於YouTube上載一條「倖存者流亡聲明」影片，他指自己在網絡上一直被流傳失蹤，惟事實上自己於8.31事件發生後直至等待起訴期留港期間，因有案件在身，由最初因非法集結被捕到最終被控8宗罪，包括暴動、普通襲擊和刑事毀壞等。為了保障個人身份和家人朋友安危，「韓寶生」一直未有澄清自己失蹤的傳聞，並配合警方每月到警署報到；直至今年7月17日上庭前夕，他離開了香港、流亡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現時以「亡人」Facebook專頁身份於網絡發佈訊息。

東方正論
數年前，聯合國已點名香港淪為國際毒品中轉站和販毒天堂，當時港府矢口否認，惟不認不認還須認，隨着本港毒品案掃之不盡，愈破愈有，單是今年已有四宗上億元特大毒品案，香港淪為毒港已是不爭的事實。昨日警方公布跨國販毒集團以「魚目混珠」方式將上億元毒品運入本港，當中更見南亞假難民參與其中，販毒集團與治安毒瘤同流合污，揭開特區毒禍橫流、臭不可聞的冰山一角。這宗市值達一億七千萬元的特大毒品案由警方偵破，也是警方今年破獲最大宗的跨國販毒案。

星島社論
普及社區檢測計畫將於明日展開，本報得悉，截至昨晚十時已有四十五萬六千名市民登記，料至午夜前數字將會增加。而一百四十一個檢測中心，八十個即逾半地點首日預約已「爆滿」，更有五個中心七日預約全部額滿，分別位於觀塘、油塘、將軍澳及馬鞍山。但亦有部分選址尚餘較多選擇時段，如香港公園體育館，市民仍可選擇明日採樣。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當局會視乎情況研究是否需要延長計畫多七日。政府亦收到八宗懷疑涉及盜用他人資料預約的投訴，其中三宗個案交由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處理，有關預約亦已被取消，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政府於全港十八區設一百四十一個檢測中心，於二十二日開放網上登記預約。

經濟社評
美國疫情未受控，但美股三大指數上周五卻齊破頂，正正反映美股以至經濟呈K形復甦格局。疫爆重創經濟，K形左邊直豎恰好反映股價急插，而拉動美股破頂的幾家科網巨擘，K形右側上揚部分正好是其寫照，至於航空、旅遊、零售業則繼續尋底，K形右側下滑部分最能反映有關情況。資金追逐高盈利增長的科網股，惟中美科技戰不斷升級，疊加大選結果難料，或為美股帶來調整壓力。道指（反映傳統工業）上周創歷史新高，而標指（反映美國各大行業）和納指（反映高科技產業）亦再破頂。道指和標指相對3月低位，累升逾54%，但納指卻飈升逾70%。科網股氣勢如虹，在股價飈升下，據美銀統計指，科網股總市值達9.1萬億美元，比歐洲股市總市值還要多2,000億美元，而單是Facebook、Apple、Amazon、Microsoft和Google（FAAMG）這5隻龍頭股的市值便高達7.5萬億美元。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08月14日(100蚊花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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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美國政府要求，下月底起港產貨品輸往美國，必須更改原產地標記，由「香港製造」改為「中國製造」。香港出口到美國的本地製造產品， 一年總額約為30億港元，華府新規例對本港經濟和外貿的實際影響不大，然而華府的做法，明顯有違反世貿規定之嫌，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並非美國「賦予」，而是世貿所有成員承認，港府應向世貿投訴，據理力爭。「香港製造」是國際認可的品牌，亦是產品質素和信心的保證，見證了港人的靈活、創意和努力，華府針對港貨原產地標記的政治化操作，目前未見有其他國家打算跟隨，只要港商不斷奮發求進推陳出新，當可繼續得到國際消費者青睞。1950及60年代，香港製造業騰飛，國共內戰後大批企業家和資金南下、1950年韓國爆發西方對華禁運，以及戰後歐美經濟復蘇，對價廉物美消費品需求殷切，均為香港出口導向輕工業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加上港人刻苦拼搏，做事反應快夠靈活，成功將「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打造成為享譽國際的品牌，大量紡織品、鐘表和塑膠製品出口歐美。

蘋果頭條
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再度炮轟中共，指香港在中國的加強操控下永遠不可能成功，又指本港金融中心在中國收緊管制下將「玩完」，沒有人會願意在港做生意。（Hong Kong can never succeed having China as opposed to the thousands of geniuses that ran it, having China run it......The Hong Kong markets will go to hell. Nobody’s going to do business.）美國早前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特朗普指，香港喪失特殊地位，意味失去吸引商界、與紐約和倫敦同作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能力。他又指，以往中美建立了長期關係，以巨額資金流作激勵解放香港，不過一旦中國採取強硬侵略性手段，他會「將一切收回」。

東方正論
「反中亂港有奶水，愛國愛港飲鏹水。」這句話絕非一時戲謔，而是特區的真實寫照。壹傳媒股價在黎智英被捕後大升大跌，連續多日出現異常波動，周內上落幅度達八成二之巨，猶如變魔術一般。最耐人尋味的是，兩大中資行竟然是壹傳媒這浪升幅中最大的淨買入券商，難怪外界再次質疑，中資到底扮演甚麼角色，何以每次皆在淫媒爛果危難之際提供奶水打救。壹傳媒股價連日異動，早已引起市場關注，周一創下歷史低位○點○七五元後，隨即開始坐過山車大起大落，周二炒至高位一點九六元，昨日又被質落○點三四元，由周內高位大幅回落八成二，收報○點三八元，跌四成一，成交額二點六八億元。

星島社論
香港第三波疫情肆虐，多宗確診個案源頭不明，增加政府撲滅新冠肺炎疫情難度。為有效找出社區的隱形患者，政府多個部門都正商討不同措施，包括利用科技遏制疫情蔓延。本報獲悉，政府本周初向特定IT供應商及大學發出招標郵件，希望尋找承辦商開發一套「病毒通知」系統及應用程式，一旦有用家確診，便可透過系統通知曾經在同一時間出現在附近地點的用家，以防止病毒擴散。消息指，政府下周截標，期望最快本月推出系統，初步希望於的士、醫院、政府機構及辦事處等地點試行，市民可透過掃描二維碼方式自願參與。政府於本周初向政府IT供應商名單及特定大學機構發出不公開的招標通知文件，內容是希望尋找承辦商「實施移動應用程序和支援服務以控制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傳播」(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app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to control spread of COVID-19)。

經濟社評
疫下正常生活被打斷，不少人屈在家中苦悶鬱結，近半港人精神健康轉差。疫境抑鬱是全球性社會現象，港府宜及早正視問題，大家亦要學習如何正向面對疫境，要以「3不停」心態，即不停止聯絡、學習及盼望，尤其不要停止盼望，方能平常心應對，確保抗疫不疲勞。昨天有精神病服務團體，公布疫情對精神健康影響的調查顯示，在1至5月期間，43%受訪者覺得精神健康轉差，近一半人感到孤獨。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較早前的調查也發現，在社運和疫情夾擊下，近74%人出現中高度抑鬱，約41%人出現中至高度創傷後壓力徵狀，36%更同時出現上述兩種精神健康問題徵狀。無獨有偶，經合組織（OECD）對48國的15歲至24歲青少年進行的調查發現，整體55%受訪者覺得疫情令精神健康變差，而英國出現這情況的人更高達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