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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堤壩大災難
這裡說的中共堤壩大災難不是三峽大壩潰壩而是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時期的1975年河南「758」水庫潰壩災難。中國是地球上最多水災的國家。人類史上十大水災之中，一半在中國發生。長江黃河缺堤司空見慣。老毛大躍進時代，中共號召群眾建造堤壩儲水防洪。這些堤壩設計和品質低劣、偷工減料。1975年8月，颱風尼娜吹襲中國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一場暴雨摧毀板橋水庫在內的62座堤壩，超過一千萬人受災，死亡人數約25萬。洪水淹沒30個縣市和千多萬畝農田，摧毀數百萬間房屋。這是人類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潰壩大災難。
中共建造堤壩時沒有事前細心研究和設計，建造的時候沒有監管，完全粗製濫造。堤壩造好之後，沒有任何潰壩時應變計劃。數千萬中國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死餓死，死了區區二十多萬人的板橋潰壩連文革小插曲也談不上。在中共和中國人民心目中，這件事只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歷史事件。在中國以外，板橋堤壩當選世界十大技術災難The Ultimate 10 Technological Disasters第一名。
三峽大壩潰壩只是時間問題，因為它比板橋堤壩更糟，最低限度板橋堤壩不是建在地震區的斷層上。三峽大壩是中共濫造堤壩舊病復發。中國有三大無用長物，萬里長城、三峽大壩和山東號。另外，中國有三大無用不祥物，翠翠、成蟲和林賤。

[推薦序]

我的新書《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史與考古 李峰教授的推薦文。

〈從古代四川的歷史了解世界歷史的普遍過程〉

李峰

（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歷史和考古 教授）

欣聞胡川安先生大著《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即將由聯經出版付梓行世，這是一件喜事！胡川安先生從台灣來北美求學，八年寒窗，終於2017年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也就是這本書的英文稿），順利取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博士學位。回臺後工作之餘，及時修改並完成了此書的中文本，成爲他學者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這是我要首先向他表示祝賀的。胡川安先生命我作序，考慮到我和這本書有一些間接的關係，就不揣淺陋，欣然應允了。

我和胡川安先生認識，是他在麥吉爾大學的導師，著名的秦史學家葉山（Robin D.S. Yates）教授介紹的。那時川安是博士第三年，加拿大和美國制度相似，那就是要通過一個資格考試，才能取得作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格。這種考試一般要選三到四個研究領域，而負責任的老師一般會指導學生選擇與下一步畢業論文有關係的領域，進行一到兩學期的系統學習，然後參加考試。葉山教授邀請我作川安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指導教授，我接受了邀請。當時川安和我商定的總題目是“古代帝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Ancient Empires），目的是系統學習怎樣從考古的物質證據來研究帝國。在這個總題目之下我們設定了四個專題：1）“羅馬化問題”；2）帝國的比較考古學研究；3）“中國早期帝國的考古學”；4）“畫像石墓”。每個專題之下都有一個長長的書單。我過去常常用這種設方法指導學生，原因是它一方面可以涵蓋博士論文所需的一方面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學生將來工作後這個書單可以很容易地變化成一門課的内容。不同的是，我們的學生一般自己去讀這些書，然後考試即可。而川安方面則有葉山教授的嚴格要求，即學生必需階段性地和老師討論這些書的内容。這樣我們就約定每月見一次面，每次兩小時，共討論四次。地點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肯特大樓我的辦公室。

這樣，2012年秋季，胡川安先生每個月從蒙特利爾(Montreal)來紐約一次，共四次。每次往返要穿越美加邊境不説，乘坐灰狗巴士（也是我當學生時的常用交通工具）單程車程加上中途休息大約要九到十個小時，往返兩日，非常辛勞。這使我心中感到多有不忍。這也常常讓我想到哥大歷史上的一件往事，或者説是憾事。1947年著名的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被哥倫比亞大學所雇傭，那時的美國正是極右的麥卡錫主義興起的時代。波蘭尼的夫人因爲是前奧地利共產黨黨員，所以她被拒絕美國簽證。無奈之下，波蘭尼夫婦只好把家安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波蘭尼自己則每周從多倫多乘飛機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大學上課。但是，波蘭尼在哥大期間以“古代帝國的經濟”項目申請到福特基金會的一大筆資助，設立了古代經濟史的講座。也正是這個講座開創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其中就包括給他做助教，後來成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的摩西·芬裡（Moses I. Finley）。川安雖然年輕些，但是他那種爲了學術而遠程跋涉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貴的。況且他每次到紐約之前，都會認真地將自己這一個月讀的書寫一份提要發給我，這樣我們見面時就可以集中討論那些最重要的或最直接有関的著作。我想，有了這種不畏艱難，孜孜不倦精神，他將來一定還會有作爲的。

2012年12月6日，我受麥吉爾大學邀請赴蒙特利爾參加胡川安先生的博士資格考試。同時擔任考試委員的還有葉山教授和麥吉爾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Kenneth Dean教授。不出所料，川安在考試中表現出色，特別是在我的一部分，他幾乎是圓滿的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還記得考試結束以後，葉山教授對我和Dean教授講，他參加過哈佛等校的多次博士考試，哈佛的學生也做不到川安這樣的出色表現。做為老師是不會多誇自己的學生的，葉山教授能這樣講，可見情況特殊，他内心是十分滿意的。

胡川安先生這部大著，簡而言之，反映了美加地區博士論文的典型設計，即主題突出，行文流暢。整本書的目的是爲了解決一個主要問題（即Research question），而書裏的章節則是圍繞著這個中心的問題來展開的。這和中國大陸或台灣乃至日本常見的博士論文是不太一樣的，後者往往是對一個專題的有關資料的徹底清理，並在此基礎之上得出相關結論。

以問題為導向的著作有目的明確，結構緊凑，主題一以貫之的優點。胡川安先生這本書的中心問題是：四川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否是與黃河中游為中心的早期中國文明相區別的一個獨立的文明？如果是，四川地區是怎樣由一個獨立的文化區通過秦漢早期帝國的殖民逐漸變成中華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關於這個問題的前半問，我想現在研究早期中國文明的學者都會同意川安的觀點，即四川地區青銅時代的古代文明是一個有獨立起源，並自成發展體系的獨立文明。關於這個問題的後半問，不同于過去中國史學中已經固化的“漢化 ̶ 蠻夷化”的兩極視點，作者采取被征服者的視點，强調被征服者的主體積極性（Agency），從而揭示了一個複雜和動態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中本地人口對於作爲殖民者的秦漢帝國采取了多元的態度：有抵抗，有合作，也有消極對抗，更有人利用帝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其他制度性的便利條件（如對更遠地區所謂“西南夷”的殖民）和商業機會，巧妙地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或謀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後一點上，特別是書中第三至四章對秦漢帝國治下的四川地區社會變遷和經濟活動的分析非常精彩，可以當作早期帝國的一部地方經濟史來讀。而書中第六章更是將前幾章四川地區在宗教和文化上獨特個性的討論落實到了物質文化的證據之上。這些均是本書的精彩之處。相信讀者會和我一樣從本書中學到很多知識。

更應該指出的是，本書所研究的問題有著廣闊的歷史普遍性，也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一個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或現象。遠到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活動或周人在山東地區對所謂東夷民族的殖民活動，近到明、清帝國在雲貴高原的殖民統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胡川安先生能用豐富詳實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來揭示這個過程中複雜的動態機制（Dynamics），從而提供一個典型的研究範例，這對世界史的研究也是有很意義的。如果說這部大著尚有什麽可改進的地方，那就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中的一種更强的比較視角。譬如，青銅器技術出現於西亞並逐漸在歐亞大陸傳播；中國的黃河中游社會在公元前三千年下半接受這個技術后，很快發展出了一個複雜和龐大的技術體系，成爲之後商、周國家的基礎。從這個大的背景看，四川地區無疑是這個大的體系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在由黃河流域傳來的青銅器技術的影響下實現了本地社會的飛躍，從而進入了早期國家時代。另如，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是非常不同的政體，其擴張過程和造成的影響也很不一樣 ——秦漢帝國的擴張主要表現在隨領土延申官僚體系的擴張。里耶秦簡表明秦帝國的地方官僚組織大量缺員，這種官僚體制在地方的擴張對於四川這樣實行嚴格殖民統治的地區社會一定有很深遠的影響。關於這些問題，作者均可以是在今後的研究中繼續探索。只要有一部好的研究著作，才可能有機會讓它變得更好！

2020年12月19日於紐約森林小丘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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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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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原來不是課本上寫的那樣！
#中原是種想像，#中華文化的起源不只一處？！
#看三星堆的發現，#如何改變我們認知的歷史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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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中國四川省的廣漢縣三星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稀世之寶赫然顯世，轟動了世界！不但被中國和國外媒體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比著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甚至還有一些媒體猜測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人的傑作和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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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數量龐大的青銅面具、人像和動物，無論從造型還是從鑄造技術上看，都不歸屬於中原青銅器的任何一類。青銅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並不像中國人，而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多數是祭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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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發現讓考古學者、歷史學者和一般大眾驚訝，而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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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思考：為什麼大家會驚訝、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呢？因為三星堆和我們以往對於歷史的認知不同，也因此人們發現有必要透過考古文物修正以往對歷史的認識，也就是歷史學者王明珂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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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他們心中作為常識的「過去」，與出土的「過去」之間有相當差距。因此我們應問：過去人們對中國的歷史知識何時產生，為何及如何產生？真實的過去如何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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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之所以讓學者驚訝，是因為與我們對古代中國的歷史想像不同。過去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想像是什麼呢？很多人相信自己是「龍的傳人」，在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生活在古代的中原，由同樣一群人不斷繁衍、傳承，成為現在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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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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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國文明的起源，先要了解研究者怎麼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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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民國初年有外國學者提出「＃中華文明西來說」。對中國學者來說，這個說法是不可以接受的，而要挑戰這個說法，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發展自己的考古學和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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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成立的考古研究機關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一批年輕的學者組成。透過現代的考古方法，他們在民國十七年挖掘 #殷墟 的一部分原因，即在於要對抗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殷墟之後，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證明了中國文明起源於本土。#傅斯年 於是提出〈 #夷夏東西說 〉，除了打破「中國文明西來說」，還認為中國文明是夷與夏，東、西的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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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對中國考古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學者認為他提出多元起源的看法，且此看法影響其後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家，例如 #張光直、#蘇秉琦 等人。傅斯年提出的二元對立看法，一直要到五○年代以後才被一元論取代，仰韶—龍山，東、西對立的二元論，最終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歷史時期的一元論代替。張光直先生提出所謂的「#龍山形成期」，認為 #龍山文化 是從 #仰韶文化 發展而來，從仰韶到商，是一個黃河流域土生土長文化的傳統的演變與進步。然而，一元論背後充滿的漢族中心主義與民族認同，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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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以前，中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長期以來認為中國文明只有一個起源。當中原以外的古文明遺址持續不斷的被發現，考古學家的信心也開始動搖。因為不管什麼理論都必須向新出土的材料低頭，而這也是為什麼文明起源的說法會從西來說、二元說和一元說，到現在變成相信中華文明可能有多元的起源的原因，因為對文明起源的看法，會隨著考古文物的出土而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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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古學家以外，歷史學家對待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能提供什麼樣不同的視野與觀點？以往古代社會史的研究，運用的材料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因為只有中原地區的族群發展出了文字。然而，當考古學與藝術史家已經注意到古代中國的空間差異與多元性時，歷史學家在這塊園地上是否仍要固守著文獻，呼籲「走出疑古時代」，強調古典文獻的正確性，則是必須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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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古史學者使用的文獻，多集中在東周成書的作品，我們不否認其中的真實性，但它受到的潤飾與修改反映的，往往是當時作者的想法遠大於歷史中的「真實」。古典文獻並非不可用，但應該與考古材料之間尋求一個適當的框架與位置。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於：當我們在中原周邊發現相當多與中原相異的文化、打破了過去中國文明單一起源的看法，這些文化卻是過去文獻當中沒有記載的，是我們過去的歷史知識缺乏的，我們要如何解釋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間的差異呢？而這群沒被寫進中原歷史、沒有歷史的人，又如何消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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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歷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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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個祭祀坑來看，三星堆文化在商代後期已經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他們不輸中原，擁有製作青銅的技術，創造了大量和商不同的青銅器。然而，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批在古代四川的人，卻被後世的史家所遺忘。忘卻自己的歷史，使得古代四川的人群覺得自己是華夏自古以來的一部分，為炎黃子孫的一個分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這正是當考古學家再度「發現」了這個文化時，會引起舉世注目的原因—過去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抹煞了這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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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大一統思想影響的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往往強調中國的統一與帝國的形成是歷史的潮流，是進步且客觀的結果。在這樣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史觀當中，往往會忽視統一過程中不同地域的差異。在「統一」的大帽子之下，各地的文化與區域間的特性被壓抑並消失，研究往往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同聲音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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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當中，我認為古代四川人是受到秦的殖民，他們是東亞大陸上有別於中國的文明，在秦帝國、西漢帝國和東漢帝國的殖民統治下，仍然積極地展現主動性與地方認同。另外，我認為秦發展出了一套殖民主義（我們會在第三章討論這個部分），本書也會討論殖民主義和早期中華帝國的關係。殖民主義不僅是現代歷史的現象，也適用古代帝國，而且可以用來研究早期中華帝國。殖民主義可以讓我們了解早期中華帝國建立的過程，還有多元文化如何消失。被殖民者在中華帝國的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之下，喪失了歷史的記憶與主體性，而在殖民主義視野下的歷史研究，除了要說明古代帝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也要了解被殖民者如何展現自身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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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書寫古代四川的歷史時，應賦予四川人主體性，發掘他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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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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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北緯30°•中國行（4）：1、寧波：姚江尋寶；2、寧波：擺渡河姆渡；3、寧波：走進河姆渡遺址；4、寧波：走進田螺山遺址；5、寧波：尋找稀有黃金茶；6、寧波：寧式傢俱製作工藝；7、寧波：余姚土布製作技藝；8、寧波：余姚榨菜收穫忙。
寧波簡稱“甬”，早在唐代就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悠久的歷史和發達的經濟使得寧波擁有眾多歷史古跡，阿育王寺、天一閣、慈城、老外灘、鄭氏十七房村都是寧波的知名景點。本期到寧波下轄的兩個縣級市余姚市和慈溪市去看看那裡的人文風貌和特色物產。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是一處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聚落遺址。遺址中出土有各種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藝術品6700餘件，發現了水稻栽培、木結構建築等遺蹟，以及馴養的豬、狗、水牛和捕獵的野生動物遺骸，採集的植物果實等遺存，展示出當時這一地區燦爛的原始農業文化。河姆渡遺址是"河姆渡文化"的命名地，是長江下游新石器中期文化的首次發觀。它的發現，為研究當地新石器時代農耕、畜牧、建築、紡織、藝術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浙江省 餘姚市地標 河姆渡遺址，位於餘姚市河姆渡村附近。河姆渡遺址曾先後兩次進行過較大規模的發掘，發掘面積2800平方米，出土文物6200件，陶片幾十萬片。1973年11月9日至1974年1月10日在1973年夏天試掘的基礎上，對遺址的南部進行了首次發掘，發現了四個疊壓的地層，揭露了干欄式建築和水井等遺蹟，出土了很具地域特色的夾炭黑陶器、骨耜等一批重要遺物，大量的動植物遺存，特別是栽培稻穀的大批量發現為同時期其他遺址所不見，並被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是一處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聚落遺址，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遺址中出土有各種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藝術品6700餘件。並發現了豐富的水稻栽培和大面積木結構建築等遺蹟，以及馴養的豬、狗、水牛和捕獵的野生動物遺骸，採集的植物果實等遺存。展示出當時這一地區燦爛的原始農業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帶榫卯的干欄式長房子，出土的大批珍貴遺物及動、植物遺存，對研究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特別是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多學科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又可靠的實物資料，考古實踐表明黃河、長江流域的原始先民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遠古文化。 河姆渡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田螺山遺址是屬於河姆渡文化的一處古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三七市鎮相岙村，發現於2001年，曾入選「2008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選名單。經考古證實，遺址年代約為距今7000年-5500年。由於其地面環境、地下遺存保存較為完好，被稱為「第二河姆渡」。田螺山遺址發現於2001年。當時，一家熱處理廠在打井時發現陶片、動物骨骼和木頭。隨後，文物部門對當地進行了發掘，認為遺址時間不晚於河姆渡文化第二期，且形式與河姆渡文化類似。2004年2月至6月的大規模發掘證實，該文化遺存出土器物與河姆渡遺址幾乎相同，且出現成片干欄式建築遺蹟和較為完整的村落布局。預計遺址總面積達到30000平方米，擁有6個文化層，年代約為7000年-5500年。田螺山遺址現場館副館長黃建華表示，田螺山遺址的地面環境在河姆渡文化眾多遺址中保存最為完好。田螺山遺址發現了其他遺址不具有的人臉形陶支腳、形似大象頭部的陶塑等陶器，這在河姆渡遺址中幾乎沒有見到。出土的器物中，雙耳深腹夾炭陶罐殘存部分有近70厘米高，這在浙江省範圍內是首次發現。遺址中發現大量鹿角、魚骨、象牙等動物骸骨和木材、菱角、酸棗等植物遺存，這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的自然狀況。特別是遺址中發掘出的人為種植古茶樹樹根和壺形陶器證明，當時很有可能已經人工種植茶樹並飲茶。遺址中的干欄式建築範圍和大小證明，當時的先民已經能夠挖掘較深的土坑，且能夠應用重力與承重力關係的經驗進行建築。跟據田螺山發掘的大量稻穀證明，隨著時間推移，馴化稻的比例上升，且發現的稻穀並非原始栽培稻。這證明了長江流域稻穀種植歷史比預想的更長。這一成果於2009年被美國《科學》雜誌收錄。2007年，遺址發掘現場建起田螺山遺址現場館，將遺蹟發掘成果與發掘現場進行展示，使參觀者能夠親歷考古發掘現場。

#史前文化 #舊石器 #新石器 #青銅器
第一次跳脫紙上作業的描述。
下一集要回復前面9集的做法了~
做影片的風格真的不能隨著心情亂更改阿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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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王城在苗語中稱[得勾現]，意思是[新寨]，其實始建於明宣德五年（西元1430年），已有600餘年歷史。進寨門時眼前景象令人震驚：整個寨子三面臨河，河床淵深，寨邊絕壁千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河呈S形，畫出一幅八卦太極圖，而新寨及河對岸的一個苗寨恰好就在兩個卦眼上。寨內石牆林立，外牆高3米，寬80釐米，當年可供士兵來回巡邏。石牆之間的巷道有11條之多，通向各家各戶，且為[歪門斜道]。多處拐彎呈直角，每戶又有龍門（前門）和後門，戶戶相通，整個佈局猶如八卦迷宮。這種陣勢，既能守，又能攻，體現出苗族先祖高超的軍事才能。苗王城歷史上屢遭兵燹，但苗王吳黑苗的故居依然保存完好。苗王原本不過是普通的農民。只因官府橫徵暴斂、欺壓清剿，才揭竿而起，捨命造反。據史籍記載，明嘉靖十九年（西元1540年），吳黑苗率眾樹起義旗時，不過依託幾縣苗區，卻斗膽喊出“官有千軍萬馬，我有千山萬洞”；“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人有三緊三慢”。他們攻平頭，戰黃蠟，擊銅仁，破省溪，取施溪，奪萬山，入麻陽，圍鳳凰，逼永綏，與明軍血戰13年之久！“苗賊巢穴猩峱、所居懸崖，鳥道莫可攀躋，且竹篝叢生，彌望無際，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視則暗，雖有長技莫施。”從當時當地官員給朝廷的奏摺中，可以看出當年戰事之激烈及勝敗之懸殊。松桃苗族自治縣現今人口中近一半為苗族，民風仍顯慓悍。苗王城內，不僅保存著吳黑苗當年揮舞過的義旗，還不時舉行苗家絕技表演，什麼上刀山、下火海、撈油鍋、鋼針穿喉、高空飛人……無不驚險刺激，表現出勇武的稟性與堅韌的性格。這種稟性施於正事，無往而不勝；一旦用於歪門斜道，為害尤甚。參觀苗王城時，幾位苗族小姑娘唱著:“苗鄉歡迎不握手，手捧汪汪一碗酒；歌甜酒香情意濃，住在苗鄉不想走。”歌聲中的苗王城，早已道別了兇險的過去，已經成為人們流連忘返的溫柔之鄉！從苗王城前往湘西的鳳凰城，其間不過39公里，必得經過南長城，現路邊修復了一段供人參觀。南長城始建於明，完成於清，它起自鳳凰縣亭子關，延伸至吉首市喜鵲營，全長190餘公里。從外觀看，這段“苗疆邊牆”與北方長城一樣，隨山勢逶迤，碉樓城堡巍立。但據專家實地考察，真正的南長城高不過3米，頂寬不過1米，石塊大小也只及八達嶺一帶明長城的七分之一，稱它是“微縮的長城”實不為過。苗族遠古時生活在黃河流域，其先祖蚩尤與炎黃部落作戰失敗，其後裔退居江漢、洞庭湖一帶，建立三苗國。商周時，三苗被破，苗人又遷徙到湘西“五溪”一帶，即今湘西、黔東等地，後由此分遷到西南各地。到了隋朝，臘耳山一帶的苗族已成為強大的群體，唐宋時期更形成了部落聯盟。然而，從明朝開始，統治者以防“苗叛”為由，向苗族地區調兵遣將，派苛捐雜稅，遇天災人禍也不予減免。致使民不聊生，苗人才不得不一次次舉行起義，爭奪生存的權利。至此統治者不僅不思改弦易張，反而強守硬攻，民族矛盾日趨激烈。為了消除難以彌平的癥結，湘西禦苗邊牆便應運而生。不過，這道人為的障礙，最終也沒能堵住苗漢之間的民族融合與經貿文化往來，反而成為一段曲折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