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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跟竹北市，行政層級有什麼不一樣？

修憲時刻，台灣應該要認真面對行政層級與區劃問題了。簡化行政層級、提升行政效能、行政區域重新劃分，事實上是關乎台灣的長治久安、嚴肅的課題。尤其是數位時代來臨，台灣還需要309鄉鎮的編制嗎？還要再選出鄉鎮市民代表、鄉鎮長？搞得台灣每天都在搞政治、搞選舉？台灣也是時候應該要告別樁腳政治的舊時代了。這些經費支出，還不如多給弱勢家庭、中低收入戶教育與生活的補助、讓兒童的營養午餐吃好一點，比較有意義！

△降低修憲門檻 推動台灣行政層級二級制

中華民國憲法第108條第109條等等條文所規範的地方自治「省、縣」制度，事實上已經在「憲法增修條文」中，將台灣省政府「虛級化」了，因為1945年中國國民黨政府來台、1947年成立的台灣省政府，早就已經名存實亡，2018年開始，完全沒有組織編制、也沒有編列預算，當然也完全沒有功能。這個是有高度「社會共識」的進步，我也要藉這個機會呼籲大家，要降低修憲的門檻，畢竟資訊爆炸、國際與社會經濟的變化快速，應該要讓台灣的憲法能夠與時俱進，面對現實！

我期待這次的修憲，能夠有機會確立台灣的行政層級二級制、確立行政區域劃分的原則，現實上，就台灣的面積與人口而言，只需要「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不用再需要「省政府」「鄉鎮市政府」。而目前的制度用「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作為資源分配的基礎，包括組織編制差異、歲收歲入原則、統籌分配稅款、重大建設的核定等，甚至連直轄市政府的公務人員都「高人一等」，長期的資源分配不均也就造成了城鄉差距的現象，甚至常常會有所謂「一等公民」「二等公民」的評議。

△調整行政層級 不必侷限人口數

如果能夠確認中央與地方的二級制，也就能夠討論行政區域的劃分問題了。如果以現在「直轄市」的制度，人口數125萬為標準，台灣2300萬人口大約可以設置8-10個直轄市，但是這個方案的標準在現實上太複雜，竹竹苗合併？雲林跟嘉義合併？彰化跟南投要合併嗎？可行性實在是不高！

其實行政層級的調整，根本就不必只局限在人口數的思考，就維持現在的縣市政府行政範圍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改變行政層級，既能達到目標，也不會擾民。唯一要面對的議題，就是「省轄市」怎麼辦？台中市與台南市已經「合併升格」成為直轄市，目前有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是否要「合併升格」？

△我支持大新竹合併升格

新竹科學園區所在地的新竹縣市，有著共同生活圈，包括交通、環境、教育，就業、就學、生活上的各種議題都必須共同面對、共同解決。新竹縣市如果能夠「合併升格」成為「大新竹市」，成為擁有「千億級預算」的地方政府，才能與新竹的發展現況相符合，能夠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對於爭取資源、整合重大建設也有相當大的幫助，肯定是新竹縣民市民的福祉！

現實上，新竹市從民國71年升格到現在大約40年，已經發展成為獨特的科技與人文薈萃的城市，而新竹縣治所在地的竹北市，也是人口飛速成長、建設突飛猛進，那大新竹市的市政府要設在哪裏？選舉區域如何劃分？鄉鎮市區是否要同時整併？這都有賴「社會共識」做為「合併升格」的基礎。

至於基隆市是否要合併加入新北市成為「基隆區」？嘉義市是否要與嘉義縣「合併升格」？都是需要討論的議題。

△憲法要與時俱進 台灣才能長治久安

憲法以及法律的修正、對於制度的變革，常常會以「施行日期」作為日出條款、日落條款的規定，讓關係人都能夠有時間與機會因應、準備，也可以減少進步的過程中，抗拒改革的壓力。

蔡英文總統已經進入第二屆的任期中，勇敢對抗中國、建立自主國防，外交上也讓台灣成功走出世界，讓世界看見民主自由的台灣，已經是全世界都豎起大拇指稱讚。我們也期待，在內政上透過修憲行動，面對現實，簡化行政層級、確認行政區劃，奠定台灣長治久安的政府體制，相信將會是台灣在民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新竹 ＃合併升格 ＃鄭宏輝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政經八百政字標記
〔#政教關係面面觀 #從塔利班看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追求政教合一的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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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月來國際矚目的焦點，無疑是塔利班政權再度控制阿富汗，2001年倒台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重新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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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伊斯蘭社會屬於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涉入政府各個部分，伊斯蘭教的領袖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更是一切法律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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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竄起的塔利班也不例外，他們以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為號召，在1996年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酋長國，以嚴厲的伊斯蘭律法統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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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政教合一跟政教分離究竟差在哪？國教又是什麼？本周我們就從阿富汗出發，來帶各位壯士了解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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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關係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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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宗教間的關係，一直是西洋政治思想界熱切探討的議題，過往曾有「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的論點，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也曾提出政教分離三個基本原則，主張政治與宗教應明確地劃分彼此的任務與責任，互不介入與干涉。然而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在現實上往往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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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將參考日本學者小原克博的觀點，將政教關係分為三種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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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會主宰國家政治的神權政治，宗教的權威與政治的權威完全融合在一起。
2、國家與教會建立同盟關係，並且透過法律來規範兩者的關係。
3、為保障信仰自由，宗教與國家分離，國家亦不得介入教會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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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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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神權政治，英語為theocracy，是希臘文中神(theos)與權力(cracy)的結合，國家元首為神的代理人，具有神聖性(divinity)且為宗教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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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第岡是天主教唯一的神權國家，國家主權來自上帝，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皆集於最高主權（上帝），再交付給人間代行天道者（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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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塔利班新政權或許也將成為神權政治的代表，塔利班官員先前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明確表示，未來阿富汗將由治理委員會謹遵伊斯蘭律法來治理國家。最高領袖艾昆薩達（Haibatullah Akhundzada）將成為宗教領袖。而女性工作權、受教權及衣著等相關規定，都將交給伊斯蘭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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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教會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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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教會透過法律規範兩者的關係。一種是透過法律承認教會的地位，另一種則是基於多數國民有共同信仰，以立定國教的方式，給予教會一定的特權，例如英國、丹麥及多數的伊斯蘭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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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注意的是，設有國教的國家並不等於神權國家，也不代表國教受到政府控制，只是政教並未分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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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國家中，國教被視為形塑國家認同的一部分，教會也是國家體系的一份子，神職人員多半直接由國家所聘用。只不過教會在各國地位也有落差，例如丹麥的信義宗教會欠缺自主組織架構，反觀希臘的教會自治程度則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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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措施包含：教會自治、承認宗教婚具效力、宗教教育列入國民教育必修課程、禁止褻瀆神明或禁止勸誘改宗等等。但也常衍生不少爭議，尤其是國家價值和宗教自由產生衝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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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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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離顧名思義，追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離，認定世俗政治與宗教組織相互獨立，國家應秉於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在宗教事務上採取中立態度，無論任何教會組織，皆平等視為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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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也禁止任何教派插手政治事務，神職人員必須退出國家組織，有些國家甚至會以憲法或其他法律加以落實這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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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實際運作上，政教分離國家仍有許多樣貌及差異，小原進一步將政教分離制度區分為三種模式：完全分離制、敵對的分離制以及寬容的分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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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是恪守完全政教分離的代表國家。在1905年頒布政教分離法後，憲法明定共和國保障宗教自由，但對各種宗教維持中立，不在經濟上扶持任何特定宗教，教會的功能僅僅是私法人，不得掌握任何政治或行政權力。近年更是積極試圖消除公眾領域中的宗教符號，衍生出不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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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敵對的分離制常見於冷戰時期的共產國家，由於共產黨信奉無神論，因此視教會為敵對的存在，自然不容許宗教影響人民的政治生活，更甚者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削弱教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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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寬容的分離制，又稱條件式政教分離，典型的例子則是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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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一戰後正式實行政教分離，憲法中雖承諾中立對待宗教和世界觀，但這個「中立」並不等於國家要對宗教敬而遠之，相反的，國家反而認為宗教能夠對社會團結做出貢獻，因此國家和宗教可以進行夥伴式的合作，例如國家可以資助宗教團體所設立的醫院或社會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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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國家和教會的密切合作，是和法國嚴格的政教分離不同之處。德國基本法所確立的政教體制是既有教會與政府的分離，但又同時透過憲法保障政府和教會合作方式，這是在保有國教和嚴格的政教分離之間走出的折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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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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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簡單的介紹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更了解政教關係的各種型態？我們不僅希望大家多多關注阿富汗的後續動態，也要澄清一個概念：伊斯蘭律法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法體系，在現實中如何踐行，高度仰賴執政者的詮釋角度，因此不能將塔利班的詮釋化約為是所有穆斯林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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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塔利班政權對於伊斯蘭教法的執行採最嚴格的詮釋，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公開處決、石刑和鞭刑將在阿富汗重現。更令人憂心的是阿富汗的女性處境，日後不僅必須穿著遮蓋全身罩袍才能出門，工作、教育以及獨自外出的權利恐怕也會遭剝奪，前景不容樂觀。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11月18日(100蚊花旦頭)
https://youtu.be/7YcBcq-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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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基本法》頒布30周年，由6年前佔領運動到去年反修例風暴，香港政局動盪甚而演變至暴亂，此際從憲政架構到法律層面，審視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發生了什麼事，重塑基本共識以繼續前行，既適時也有必要。香港局勢，於總結經驗教訓除了彰顯「一國」之尊、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力不容挑戰，為治亂舉措確立法理依據以外，須超越嚴管多管思緒，回顧國家對港特殊方針政策本源，探索新情勢之下，一國兩制如何運行下去。中央在港體現須合度，仍然是箇中關鍵。中央處理香港回歸，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繁榮穩定」16字總體精神，到12條特殊方針政策，都在《基本法》160條條文體現出來，當時就法律框架，較普遍認知是中央不管香港內部事務，由港人按高度自治原則自行管理。

蘋果頭條
去年逆權運動下，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長女伍淑清不斷抨擊示威的年輕人，導致旗下飲食品牌慘遭杯葛及「裝修」，加上在年初武漢肺炎事件下，業績更大倒退。本報翻查持有美心50%股份的伍氏家族企業香港食品有限公司（Hong Kong Caterers，簡稱香港食品）截至今年3月底止最新財報，披露美心貢獻盈利減逾2成至6.4億元，導致股東之一伍淑清少收股息70萬元，但仍獲得387.2萬元。另外，伍氏家族企業亦有最新持股變化，自創辦人之一伍舜德妻子馬蘭芳早年逝世後，其持有2,390股份分派予伍氏成員，意味新增19名股東，當中包括美心揸弗人伍偉國3名子女，意味家族企業逐漸步入第4代。

東方正論
油麻地三無唐樓奪命火，揭示政府監管樓上食肆不力，亦令人想起7年前北角五洲大廈1死24傷的嚴重火警，源於樓上賓館林立，政府一直未有致力監管。為了打擊無牌賓館而修訂《旅館業條例》，拖了7年，姍姍來遲，下月才生效，業界對當局執法成效亦存有戒心。全港有300多個酒店牌照以及1,700多個賓館牌照，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牌照事務處每年卻收到逾千宗無牌賓館投訴。無牌賓館包括大行其道的Airbnb出租民宿網站，其存在蠶食合法賓館甚至酒店的生存空間。

星島社論
在內地疫情受控下，港府最近推出「回港易計畫」，香港居民今日起可預約從廣東省或澳門返港，持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即可獲豁免接受十四天強制檢疫。本報獲悉，港府正積極研究進一步擴大「單向免檢」，擬最快在下月同步放寬從廣東省或澳門來港的內地居民，抵港後都可豁免十四天強制檢疫；未來甚至將再探討擴大「單向免檢」適用範圍至更多內地省市，有望最快年底前成事，讓兩地人流互通逐步恢復，推動香港經濟復甦。但港府內部估計，由於疫情下內地政府對居民離境審批嚴格，加上由香港返回內地仍要隔離十四天，即使香港實行「單向免檢」，估計來港內地人數將非常有限。

經濟社評
本港最新失業率維持在6.4%，看似有回穩迹象，但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因保就業計劃本月底便結束，加上疫情反彈，未來幾個月失業率將會見真章。港府應想方設法穩住經濟，更要致力清零，才能恢復經濟生氣，以保住市民飯碗。統計處昨公布，8至10月份失業率維持在6.4%，失業人數較7至9月份減少2,000人。當局解釋與這段期間疫情受控下呈現進一步穩定迹象，經濟有改善有關，但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承認經濟仍受疫情反覆困擾，勞工市場短期仍面對壓力。

這幾天是國慶連假，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屏東國慶煙火真的很有氣勢，又有品味。但說到不計工本，很認真辦生日趴的，很少人能贏過這個國家，那就是中國。

中國今年的國慶生日趴，把飛機飛彈全通通都拿出來，就是要讓全世界看看中國有多強大，要全世界都給它拍拍手。但國際媒體真的很不給面子，生日趴只播了半天，接下來都跑去報香港的新聞。

十月一日當天在香港，反送中群眾與香港警方的衝突升高，一位高二學生被港警開槍擊中胸部。十月四日港府宣布將實施禁蒙面法，晚間又有一名中學生在警民衝突中，被港警槍傷。到了十月五日，港府開始實施禁蒙面法，十月六日香港遊行抗議禁蒙面法，發生了第一次的拘捕事件。

港府這次一方面實施禁蒙面法，另一方面又強力宣導，說法國，德國，美國都有類似的法律。意思是民主國家也都有同樣規定，港府這樣做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這真的沒有問題嗎？

人家法國德國美國都有民主選舉，你有嗎？這是哪門子權利義務關係啊？只挑限制人民權益的學，但該尊重人民權益的部分，就當它不存在，這倒是挺方便。

但跟中國去談這些禁蒙面法啦，緊急法啦是不是符合民主原則，我老覺得怪怪的。中國又不是民主國家，你去問一個極權國家為什麼沒有符合民主原則，這不是像是去問一隻老虎你為什麼不吃素？我想要問的是，香港明明讓中國很頭痛，但為什麼到現在中國還沒有用極權國家的方式，比如像過去曾經在新疆或西藏那樣，大規模直接動用軍武呢？也就是這隻老虎為什麼要假裝牠可以吃素呢？

老虎會去假裝吃素，違背牠一般做事的原理原則，這當然是因為不得已。

很多人說，是因為明年初台灣要選舉，現在如果強力打壓香港，蔡英文大概可以直接宣布當選。又有人說，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國建政七十周年，對中國來講，是個極重大的日子，所以不要在辦生日的時候節外生枝。

這些都是政治上的，但很多觀察家，將重點放在經濟上。

比如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的韋森費特教授就認為，中國到現在還忍著不鎮壓，跟美國和國際上承認的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有很大的關係。

當年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的時候，為什麼能成為創會會員，就是因為香港在世界經濟裡己經混很久，香港做人做事的方法，在國際上己經有了信用，所以大家對香港成為會員都很贊成。六年多後，中國要加入WTO的時候，因為中國在國際上混的時間不長，大家對中國做人做事的方法還不是很了解，所以讓中國有條件的入會。這是為什麼中國產品出去，還是要有貿易配額，外國資本要去中國也還有很多障礙。這時是香港用它自己的信用，幫中國開了個後門，中國的產品，可以透過香港幫它背書，輸出到其他國家，外國的資金也是因為香港背書，透過香港比較成熟的金融體系願意進到中國。

國際上知不知道這些香港貨就是中國貨呢？知道！外國資金到香港去投資香港企業的時候，知不知道這其實就是投資中國企業呢？當然知道！但因為香港以前做事很有信用，所以國際上也願意相信只要香港掛保證，這些中國公司是會照香港的標準來做事的。

所以美國在1992年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規定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仍將持續觀察香港是不是仍保有高度自治與自由。這就是要確定，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還能保有香港原先做人做事的方法，如果香港還是原來的香港，那就還是可以把香港當香港看，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港政策法中關於技術出口的規定，對中國尤其關鍵。很多被用於軍事用途的的敏感技術本來是不能賣給中國的，但中國透過香港這個後門，就可以買了。

事實上，這些中國企業是不是真的都照符合國際標準的香港規則來辦事呢？當然不是，但這些跟中國往來的國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要顧，所以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沒看到這個後門。

沒有錯，現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有自己的地位了，國際上也在說，中國不錯啊，跟我們做人做事的方法其實沒差那麼多啦，看起來好像中國完全不需要香港。

但如果中國真的全面打壓香港，把香港打得鼻青臉腫，腫到都看不出來是香港了，國際上就很難再假裝香港這個後門不存在。

另一方面，國際上很多人也會說，你看中國把我們會員中的一員打成這樣，中國跟我們做人做事的方法真的很不一樣，這生意能繼續做嗎？我錢能繼續投資它嗎？接下來會不會出什麼問題啊？美國國會會不會經濟制裁，現在這些關稅會不會從短期措施變成長期措施？我到底跟中國做生意還有沒有賺頭？

所以老虎為什麼假裝牠可以吃素呢？就是因為牠腦袋裡在想，這隻羊我吃下去之後，會不會拉肚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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