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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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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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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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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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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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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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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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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這一步與下一步

前幾天我的經紀人Michael來到家裡用餐，他是一位加拿大籍，同住於魁北克省，法、英語雙通的藝人經紀 (雖然我不是藝人)。神奇的是他早在20多年前還到過台灣，當時因服務於美國音樂唱片公司，負責某位藝人的音樂版權與宣傳活動，當時到台北是因某位美國歌手在亞洲 (香港、台灣、日本….) 的宣傳行程，我們認識、合作了近2年時間，這回他到家裡作客主要是要與我及製作人Pierre，一起聊聊對於BrianCuisine的想法。

我沒敢問Michael在談話後的感想，但隱約可感受到是帶著一點「失落」而離去的！對於一位沒有發展野心如我的【網路素人】他的失望是必然的。Michael是Pierre過去經營電視製作公司時，合作過也算熟識多年的好友。記得我好像跟大家談過這個話題『一位經紀人是如何，或有怎樣的靈敏嗅覺，能夠挖出或察覺到眼前這位新人具有成為明日之星的潛力？』我得到的答案是『真材實料，天生資質與背後的潛力，社會風潮，加上經紀人多年的嗅覺….等，但通常也會將這個人的作品 (如試唱帶、影片…等作品)，拿給同行一起看看，聽聽其他經紀人們的看法，然後他心中就會產生一個是否值得經營的定見』大概就是這樣。

回到我的例子，某種程度上我也經歷過他『默默觀察與同行的審核吧！』，2年前我們簽署了正式合作關係，他開始為我負責台灣與香港以外所有市場，其實後來是除了台灣書籍出版以外的合作活動洽談，都會交由負責聯繫，目前已在進行中的，如6月份開始在馬來西亞媒體頻道【Dimsum】，還有懸而未決的中國市場。

或許要能成為一位「明星」，或網路媒體的「網紅」，都必須具備幾項重要特質，如『鏡頭前的表演慾，熱愛並喜愛群眾擁戴的滿足感….』，顯然這些我都缺乏！經紀人要我說說近5年來經營頻道至今，或持續在YOUTUBE上發表影片背後真正想法是什麼，以及自己對日後的規劃又是什麼？我說：「從頭至尾我都只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與能力，做我可以做的、有意義的、所認同與值得分享我所熟知與熱愛的烘焙事，在這個歷程裡，我的心境有著很多次轉折，但最終都是尋求認同不萊嗯的一群《同好》或《知音人》，讓我可以與大家用相同的頻率對話。如果有人在某個時間點，無意間發現了不萊嗯的頻道，且這些教學內容發揮了幫助作用，那就再好也不過了。我沒有表演慾，也不喜愛鏡頭，沒有誇張的肢體語言或表情，站上舞台雖不會讓我緊張，但也不會讓我感到興奮或期待，因此對於一些在網路上尋求綜藝性、話題性、潮流性或有特殊目性的朋友，我自然不會是他們喜愛的頻道類型」

我沒想要大紅大紫或期待受到百萬人喜愛，我只想簡單作我有興趣、願意花時間深究的食譜或去理解食物、飲食文化背後的為什麼，喜愛且能接受我的觀眾會留下，不愛的則自然會離開，如不愛卻又在門口吐口痰的，我更無須費心去在乎，因為我也不可能改變表達，或跟著潮流走，在我眼中那是『虛偽的自己』，我不願變成為了流量、註冊人數而改變心意的人。

還記得COVID-19爆發之初，我的頻道莫名來了很多新網友，幾乎成倍數成長，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愚昧的過路客』，他們來到門口對著裡頭大喊『好囉嗦、甜點看起來很不健康之類的』路人甲乙丙，所以事實上流量大，通常只是帶來一群無腦、無心，四處咆嘯的網民罷了，他們都非因為想要學習某道烘焙食譜而找到我的觀眾，這正是我經營近5年來的心得。

每天都有無盡的網路食譜影片推出、上架，許多的技巧、知識、配方都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或創新之舉，重要的是看完影片後是否做的出來，觀眾是否理解了，且他們選擇了留下來。而影片的風格、表達的方式與內容呈現，自然會把你導向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樣子，每一位觀眾他們心中關於不萊嗯的樣子！譬如我的頻道就特別容易會被問到「為什麼？」為什麼要放這個，為什麼要這麼加？為什麼不可以，我很少在其它烘焙頻道看到這樣的疑問，雖然我不知要這樣問的背後原因是什麼，其實很多解答在GOOGLE大神那裡，有著更多答案。當然我已知道的，有操作經驗的或手邊可找到解答的，我都會盡可能回覆，前提是我必須感受得到這個提問是善意，而非故意找碴而來，雖然不是所有我能解答的都盡如人意，但卻也算對得起自己的一種「態度」了吧！只是有時候一些問題真的太過天馬行空，面對這樣的問題，其實很容易察覺到他們並不是真的有操作過，或真心想要動手做，如果我認真花了時間逐一回覆，自己反倒沒把時間分配給真正做了、卻遇到障礙卻又想要尋求解惑的朋友們。

不萊嗯之所以是不萊嗯是因為，自己明白知道能做什麼或不願意做什麼，其實很多很多的烘焙基礎問題，我都以用專文寫過，只是某些網友不願意花時間去搜尋閱讀，來到這裡都只是很隨機、速成的把問題丟出來，希望獲得及時速成的解答，這結果只會產生兩種效應，一是我著用心回答了你，把你留了下來，但這樣的觀眾必然會成為我的夢魘，因為它們已經習慣不自行主動找解答，而是把不萊嗯當成急救站，我想這樣的學習態度不是很負責，另一個發展是我選擇忽略了你，通常網友們會因得不到應有的關注而主動離開這裡。

我幾乎每日都會認真讀過網友們的問題，也樂於回答忠於食譜操作後卻遇到問題的人，如因為我的解答而突破了你的自學盲點，或修正因生疏所造成的失敗，這不就是這個頻道當時成立的最大原因STEP BY STEP 你也可以輕鬆完成它。我就是想要每個人能夠在家也做出一樣成品，有時我也會在一些提問中，發現到一些自己沒留意說清楚的事，至於太甜、太油、太怎樣的，都已不是我會回答的範疇了，會將食譜寫完發表出來，就表示我對這道食譜已經滿意，而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健康狀態與飲食習慣，鹹淡酸甜感受力不盡相同，自然一道食譜無法面面俱到，現在我以不會用這些評論回來檢視自己，對於來意不善的留言，在還來不及記得網路匿名前，就已經消失於我的滑鼠指尖上了。

出版第一本甜點食譜書那一年，曾經是我痛苦的歷程，拍片、研發、寫書的煎熬，讓我決定只想要當【一書】作者，打從心底就是不願意再經歷相同的痛苦，但我卻在3年後自己決定重新準備，要為我的麵包摸索歷程留下一份完整、也夠科學、夠追根究柢的紀錄，於是答應了出版公司準備著我第二個小孩，另一個關鍵原因也是因為我的網站，不可能無止境留在數位網路平台上，它總有消失的那天，我希望在數位資料消失前，將它變成札實的文字與圖片，將把這些我心中珍貴的知識與經驗，以紙本方式永遠保留下來，所以我與編輯又開始了另一場彼此折磨的歷程，但我相信當它呈現在大家眼前之時，必定是最完美、且歷經了淬鍊後的樣子。如新書發表之祭，且能順利回到台灣宣傳，我會很高興再與大家相見。

以下對於喜愛我影片教學的朋友或許會有些難過，除了已經拍完也完成剪接，或等待剪接的影片之外，其實我只剩下3道準備好的麵包食譜影片等待拍攝了，也就是在今年10月底即將邁入網路上教烘焙5年期滿的日子之前，也藉著麵包書可望在2020年底順利誕生之際，要正式與在銀幕前教大家做烘焙的日子告別了。

雖即將告別螢幕STEP BY STEP 日子的廚房有些傷感，但自去年年底，我與製作人早已不斷思考著，離開烘焙廚房後的不萊嗯，會繼續走下去還是藉由不同面貌與大家見面。總之與【食物】有關的事，就繞著我們的生活打轉，雖我不能說我懂吃或熱愛吃，但我熱衷於箇中種種，如食材、科學觀點、食譜起源、文化、生活方式、地理、風土民情…..等話題，相信我能在其中挖掘出值得與大家探討、分享或交換想法的事，對於這個未來的挑戰，我充滿了期待與興趣，屆時如有新節目上線，希望也能獲得大家的支持。

終於我所說該離開的那一天要來了，提前告訴大家是希望你們不要太過震驚，這也是我與Pierre討論了許久之後的重要決定。

2021年的3月份之後，我與我的合作團隊會認真投入準備小班制，每期約4天的實體課程，地點在加拿大Montreal市區。這會是一個單純烘焙教學的課程，同學們需自行安排飛機、食宿….等，我們只會在烘焙教室等待你的出現，也或許就不定期在不萊嗯的家中廚房，如你就住在加拿大或美國，或屆時國際旅遊已經可行，不妨屆時留意我的官網公告。

謝謝大家讀完了這一長篇文章

不萊嗯

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以下正文開始----------
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