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和他的電影夢、雙子殺手》
* 拍片太好玩了，人活在想像的世界裏，工作時帶來的興奮感、冒險性，包括克服困難的過程等，你不需理會現實生活的種種。拍完片後則要開始應付一些積壓在生活中的世事人情，兩者之間落差太大，所以需要調整。
* 導演更不一樣，在現場是大家的重心，予取予求；拍完片後，回到家裡，做回老百姓。在紐約時，我剛拍完片走在路上或是去搭地下鐵，都要特別留神別撞到人，招打。因為在片場，我走路可以是橫著走的，大家都會自動讓開。
* 許多人好奇我怎麼熬過那一段心情鬱悶時期。當年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但我死皮賴臉地待在電影圈，繼續從事這一行。時機來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 在我生活的環境中。我的自尊一直很低。從台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到了藝專，社會上又覺得不是間好大學。畢了業，服兵役剃光頭，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進入社會往前走了，我還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國人，話也聽不太懂，朋友也沒法交，個子比老外瘦小，台灣留學生又多是念理、工、醫、農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戲劇的大學生，雖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要進人世界闖出什麼，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電影系，就不一樣了。
*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臉來放膽一試，較難突破現狀。我覺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識背景有關，而創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現成觀念的。
* 真搞創作的，其實沒什麼高深學問。拍片實務是街頭智慧，靠的是臨場的機變反應。可是想法的成形，卻是個複雜的有機過程。我在紐約大學拍片後才發現，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絕、分析電影頭頭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個人，那麼簡單的事情，他都反應不過來。我這才知道，讀理論和拍片根本是兩碼事，是兩種不同的才分。
* 電影主要靠聲光效果，沒什麼語言障礙,這是最適合我的表現方式。
拍電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時我英文都講不太通，句子也說不全，但拍片時同學都會聽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灣、美國都一樣，不曉得為什麼。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導戲，大家就會聽我的。導戲時，我會去想些很瘋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給做出來了。我想，那麼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也許這就是天分。
* 恐懼鞭策我不斷地求改進，因為沒有比恐懼更強烈的感受了。能夠持續不斷地嘗試，動力就在於不安全感。一旦有安全感，做成了慣性，我就會心生恐懼，怕被定型，怕江郎才盡，怕東西陳腐，怕被人摸清路數而遭淘汰。
* 拍冰風暴一場戲時，我落過一次淚。那天是夜班戲，拍到第二天凌晨，還有這一個鏡頭就拍完了。拍之前，我只跟瓊講了一句話：「你還愛不愛這個人？」她突然間哭得直喘，可是鏡頭對著她拍時，她又不哭了，就憋著那口氣，發抖地把戲演完。一演完我們開始準備下一個take，中間我開始跟她說一些要注意的細節，如表情要怎麼做、你的手要摸到這邊、腳要站那邊、頭要到哪裡、光要對準、聲音要如何等等，她一面點頭，一面哭得喘不過氣來，抽搐著掉眼淚，拍時又不哭了。我也不曉得是什麼勾引出她的傷心，也沒問她，就覺得很不忍心。因而拍攝超時，大家也不曉得怎麼辦，當時我們兩個好像是槓上了似的，於是就默默地拍，差不多拍了一個鐘頭，共拍了十三個take，她在中間時段一直哭，到拍完收工時已是清晨七點多，我大概抱著她有五分鐘之久，她才慢慢平靜下來，收工後，我坐車回家在路上想起來覺得很感動，不自覺地也掉下淚來。
* 人生不就是這樣？不斷地學習、調整、求進步。年復一年，要涵蓋的面向越來越廣，想隱藏的東西也越多；得面對的情況越來越複雜，所承受的壓力也越大。在過程裡，我開始試圖去除自己的慣性，找出有效使用力道的方法。這些都得靠學習。有人學得快，有人慢。我學得比較慢，但好像也不是完全學不會。
* 我沒想到自己會走到今天的局面，大概是時勢造英雄吧！
* 對於現實人生，我似乎一向只是心不在焉地應付著，有一搭沒一搭，藕斷絲連地稀松聯繫著。而在電影夢境裡，反倒比較能夠專心致意，我一遍又一遍地去到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夢，是我企圖尋回的「失」去「樂園」。
https://m.youtube.com/watch?v=wyMy4jJB_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