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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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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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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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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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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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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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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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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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