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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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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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https://oldyosef.hkdavc.com/?p=1593
須彌加爾恰的讚歌 在 Sam Tsang 曾思瀚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