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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世界周報》
【札卡利亞觀點：當美國南方和西部城市正受到新冠病毒重創，封避許久的紐約正在逐步解封，儘管仍必須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但城市生活顯然已經逐漸恢復。很多人認為這次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敲響城市的喪鐘，因為城市的密度正使他成為疾病的最佳培養皿，但證諸歷史它們大錯特錯。14世紀鼠疫帶給法國沉重的打擊，當時有一半以上的人喪生，但就在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之後，佛羅倫斯發起了文藝復興。1793年費城是美國主要大都市，是美國的首都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也在經歷可怕的黃熱病之後，人口大減。但如今的科技已使在家工作變得更容易，且服務業在新的經濟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活路，無論是金融或者醫療保健，城市都正在以不同方式重塑自己。所以重要的不是密度，曼哈頓是紐約最密集的地區，感染率卻遠低於任何一個行政區，且不只美國，全球許多大城市對病毒的處理也相當出色，例如台北香港新加坡。問題絕對是出在糟糕領導人和錯誤的優先順序所導致的拙劣的政策。】

{內文}
新冠病毒大流行席捲全球，科學界政界爭先恐後學習如何抑制蔓延，專制政體如中國，可否透過社會動員成功普篩封城，民主國家如美國，又是否能藉由訊息自由流通，減緩病毒傳播，這是日裔美籍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給的答案。

(日裔美籍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
在我看來，抗疫成功與否，跟你是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不存在必然關係，因為若細究分屬兩種類型的國家，其實都各有表現好壞者

福山接受CNN知名評論員札卡利亞專訪直言，疫情應對優劣，無關政治體制威權或民主，六月初，他便把這樣的見解，發表於美國權威期刊<外交事務>題為<大流行與政治秩序>的文章中，認為一些國家之所以能成功應對新冠大流行，因為完全具備了三大要件，有辦法勝任國家角色的政府，獲得人民信賴的政府，和一位能發揮作用的領導人。

(日裔美籍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
我認為一個國家要以抗疫成功，須具備幾個重要的不同特點，且無論哪種型態的政權均適用，首先，一個國家顯然要有好的治理能力，意義是該國公衛系統，必須有充足的醫護 醫院管理者和公衛系統組織者，但我認為，一種相較起來的無形因素，信任也很重要，假設人民 公民 不信任政府，政府也不信任自己的民眾，封城令就不會被遵守，更遑論採取必要的防疫措施，後果將非常惱人，這正如過去三個月來，被關在"室內"的美國

福山認為，美國雖貴為民主大國，抗疫該有的三大要素皆墨，政府坐擁龐大行政資源，流行病對抗史中，從禽流感到伊波拉都曾建立過不錯成績，但民粹起家的現任領導人，政治化該有的疫情應對，阻礙了國家有效運轉，防疫失敗自是必然。

(日裔美籍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
美國的抗疫失敗，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就是跟政治兩極化有關，在我看來，美國今日政治兩極化的程度，是美國社會當前所面臨的最大弱點，這代表民眾不信任彼此，所以也毋須相信政府，一切都以顏色論，看是由民主黨執政的藍色州，反之就是只聽令於領導聯邦政府的川普總統，我認為政治兩極化，正是令美國跛腳，疫情應對不夠充足的原因

(示威群眾)
你們要讓政府告訴你們，要不要戴口罩嗎 不要

美國疫情已如此嚴峻，反對州政府強制戴口罩的不服從口號，仍在某些角落喊得震天價響，六月底至今，每日新增確診數動輒四五萬人，對比日本自一月中旬，出現首位新冠肺炎患者迄今，"累計"逾兩萬人確診，福山歸結，美國與亞洲抗疫戰果不同，是歷史背景使然。

(日裔美籍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
美國的傳統政治文化，確實不太信任政府，美國的舊國旗上曾印有一條響尾蛇，寫著"不要任意踩踏我"，這要追溯到18世紀，當時的美國人並不熱衷政府權威，這種文化在多數亞洲國家並不存在，亞洲人常視政府為善

就像這孤芳自賞的琴音，便是日本抗疫成效，有別於美國的一道民間風景，東京酒吧老闆小市，告訴來訪的加拿大媒體，願意主動關店兩個月，聽從政府非強制性建議的最大原因，"顧客健康至上"。

(東京酒吧老闆)
這樣作是賭注沒錯，是賭注沒錯，既然無法肯定，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那就不要拿命去賭

福山解釋，亞洲國家防疫成功的關鍵，是儒家思想，在深受薰陶後，產生對體制和專業的慣性尊重。

(日裔美籍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
事實上，儒家思想的一大重要特質，是尊重官僚體制 尊重教育及尊重專業知識，舉例來說，南韓把處理新冠疫情的指揮棒，交了一名女性(意指南韓防疫本部長鄭銀敬)， 她是一位公衛專家，指揮南韓疾病管制中心，她在疫情大流行期間，躍為全南韓最信賴的人物，全拜她的能力出眾所賜，此外，亞洲國家有一種文化上的傾向，就是人民選擇相信政府，選擇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因為政府官員均具備一定教育程度 擁有專業，這一部分與世界其他區域顯然不太一樣

美國縱使確診與死亡數全球雙冠，但也非一無可取，訪問福山的札卡利亞，把全美抗疫有成的唯一勳章，頒給了大蘋果。

(CNN政治評論員/札卡利亞)
紐約市似乎控制住了疫情，因為這座城市已走向解封，我承認我對此事抱有期待，縱使我知道屬於紐約的大都會生活，會在許多層面變得不同，但我仍然充滿期待，過去三個月來，這座城市變成一座空蕩蕩的舞台，在摩天大樓和林蔭大道之間，人群寥寥，如今的紐約市又看到了人群出現，流連在咖啡廳與酒吧，謹慎地入內又或者單純地走在街上，儘管人們戴著口罩，在餐桌之間隔著距離，店內人數受限，但紐約市已找回了都會生活

在札卡利亞眼中，紐約市的成功，在於習得了教訓，然後調整步伐重振旗鼓，值得掌聲鼓勵。

(美國NBC記者/(2020.06)
上週創下疫情爆發後首次，錄得新冠「零死亡」病例

(紐約州長/古莫/2020.06)
紐約回來了，我們上工了

堅持以數據和科學抗疫，紐約市在第一階段復工後，和紐約州各區相同，地鐵配戴口罩，距離小於6呎，也須戴口罩，禁止群聚 維持社交距離管制。

(紐約州長/古莫/2020.06)
你有口罩嗎?沒有 給你一個，(謝謝你)戴上口罩

紐約市仍每日進行逾2萬5000次檢測，目前平均約450人上下呈陽性，陽性率已大幅降低到近1.5%。

(紐約市民眾/2020.06)
一切可能再也回不去往昔，但我仍然相信 前方有更好的日子

札卡利亞認為，紐約破除了人們對大城市的抗疫迷思，並非擁有高密度人口，只會淪為傳染病的最佳培養皿，縱使新冠病毒，曾經每2.9分鐘就帶走一名紐約客性命，
但人口最密集的曼哈頓，卻是全紐約市新冠感染率最低的行政區，它的成功解封標誌著未讓新冠病毒敲響喪鐘。

(CNN政治評論員/札卡利亞)
一旦把眼光放向海外，會發現大城市的抗疫成效驚人地卓越，台北 香港還有新加坡 全是人口密集，擁有大眾運輸系統有數百萬人搭乘通勤，但新冠致死率卻是低的驚人，新加坡不到30人死亡，香港少於10人死亡，整個台灣也是不到10死， 他們之所以能在艱困疫情中勝出，獲許是過去對抗SARS的經驗使然，所以他們做好了萬全準備，大量投資公衛系統及早對病毒作出反應，行動積極且睿智，如今，他們全都大豐收，一條準則在清楚不過，糟糕的領導力 政策上 優先順序指導錯誤和不適切，都能擊垮一座城市

札卡利亞附和福山論點，美國防疫失敗的最源頭，一個糟糕的政府和政治凌駕科學之上，搞錯優先順序下，所祭出的拙劣防疫政策，防疫如戰場，美國必須勝敗自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vps8dgzUE

含主持人陳文茜解說，請點閱【完整版】2020.07.12《文茜世界周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4Hm_Wlw3MM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挖出了好多我們的歷史啊～

與王堅院士有關的日子

本文來自杭派工程師。撰文 | 猛哥；視頻 | 阿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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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他是學界翹楚，比爾·蓋茨最信任的人之一。
11年前，他受馬雲之托，在阿裡掀起技術革命。
從“騙子”到“雲計算開拓者”，十年一覺“飛天”夢。

他就是王堅，中國工程院新晉院士。

1

那年，李開復37歲，受比爾·蓋茨之托，帶著一項使命飛抵北京。

甫一落地，他就到處尋找電腦使用者介面領域的頂尖人才，跑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沒有。後來，北京大學電腦系圖形學老師董士海給他指了條道。

董士海在視覺化領域深耕多年，熟諳學界，他想了想，說，“有一個，在杭州！”

此人就是王堅。

李開復又多方打聽，大家都說王堅是國內研究“人機界面”最優秀的一個人。

人機界面，是人與電腦之間傳遞、交換資訊的媒介和對話介面，是電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堅生長在西子湖畔，卻南人北相，身材高大，總是頂著一頭亂髮，挎著黃色軍用挎包，衣服皺巴巴，走路一顛一顛，脖子前伸，全然不關心外界的書生派頭。

細數王堅的經歷，完全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生於1962年，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癡迷大飛機，卻在1980年考入杭州大學工業心理專業，讀研期間常去浙江大學旁聽電腦課程，他的碩士論文《人機交互和多通道使用者介面》是中國第一部人機交互的論文，後來還影響了航太工程。

這多少算間接圓了他的“飛天”夢，也許是覺得不滿足，很多年後，他乾脆直接上陣，帶領一幫年輕人編造另一個版本的“飛天”夢，歷經挫折，每當下屬們洩氣時，他總會講，過去“那麼多優秀的工程師一輩子連造飛機的機會都沒有”，相較之下，現今一切堅持都是值得的。

1990年，王堅獲得心理系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2年就晉升為教授，1993年又列為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心理系系主任。1998年8月，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王堅新增了一連串耀眼的頭銜：中國人類工效學會理事、浙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

不過，李開復一門心思要找到他，可不是因為這些頭銜，而是另有緣由。他給王堅發出郵件，邀請他來京參加一個典禮。


2

1998年11月5日，北京天氣蕭瑟，長安街兩邊的白楊樹正在凋零。

但與北京火車站相去不遠的國際俱樂部門庭若市，來了300餘人，均為中國電腦業的翹楚，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學校長、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員、7位所長、1個總工程師、1個高級工程師和1個總裁。

此外，還有29個政府官員和美國駐華使館的1位外交官。

王堅沒有到場。但這個小插曲絲毫沒有影響李開復的好心情。

科技部部長及教育部副部長先後登臺致辭，此外資訊產業部及中科院等官方機構都贈送了花籃。

這些官員和學者聚集一堂，只因美國微軟公司在中國建立了一個研究院。

微軟CTO 奈森·梅爾沃德是敦促比爾·蓋茨做出此項決議的“推手”。當天，他在祝賀視頻中說：“因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決意追隨人才，到人才濟濟的地方開設研究院。”

李開復進一步解釋說，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初衷是“彙聚中國本地的優秀人才和微軟公司自己的專業人才，彙集其思想。”

此話當日與會者都未給予足夠的注意。只有王選（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電腦漢字雷射排版技術創始人）隱約覺得微軟志不在此，“有眼光”，還有“遠大戰略。”

1999年春節前，微軟中國研究院開始大規模招攬人才，觸角幾乎覆蓋了所有一流科研院校。

《經濟日報》說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網”就“網”了十幾位拔尖人才。


3

儘管1998年的秋天，李開復和王堅沒能見面，但兩人在通了五封郵件後，再次約定見面。

李開復出差時，曾專門去浙江大學找王堅，沒見上，後來微軟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沈向洋（剛宣佈從微軟離職。此前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美國工程院院士）去浙江大學做演講，李開復囑託他去與王堅見一面，仍然緣慳一面。

李開復只好在郵件上邀請王堅北上，“看看研究院。”

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執著，這令王堅既驚訝又感動，他回信說：“我來北京看你。”

1999年1月10日，李開復終於見到了王堅。沒有寒暄，開門見山。談話只有半小時，但對聰明人來說已經足夠。

當王堅回到杭州時，一封電子郵件已在等著他，那是李開復發的。儘管李開復很希望王堅能夠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但抹不開情面直接挖人，畢竟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是微軟中國研究院的顧問。

李開復只是提出可以和王堅的實驗室合作，這讓王堅很開心，覺得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但幾天後，他給李開復回信說，要到微軟中國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導致王堅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作為系主任和副院長，需要參加無數的冗雜會議，這令他不勝其煩。

1999年的春天剛開始，王堅來到微軟中國研究院。接觸越深，李開復越希望王堅把“訪問”變成“加盟”。

最後，還是王堅自己捅破窗戶紙。到了夏天，他向李開復明確表示要到微軟來工作。

王堅被任命為多通道使用者介面組的主任研究員，組員有張高（中科院博士）和韓堅（清華大學博士）兩個年輕人。

以潘雲鶴的身份和學養，自然不能阻攔王堅的出走。

那個夏天和潘雲鶴一樣心情複雜的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李生，他是哈工大電腦系的老系主任，也是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候選人（因為選擇提副教授沒有繼續讀博，張大鵬遂成為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

李開復給李生寫了一封信，說要挖走三個人，即：荀恩東、王海峰和劉挺。

荀恩東，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工作了兩年，後被引入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研究機器翻譯和語法分析。

劉挺，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呆了一年，又返回哈工大教書，現在是哈工大人工智慧研究院副院長。

王海峰，是中國最早做搜索的一撥人，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後，李開復親自帶他。一年多後，跳槽到東芝中國研究院，2010年加入百度，深得李彥宏信任，2019年5月出任百度空缺了10年之久的CTO。

巧合的是，同月，中國工程院公佈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所涉專業為“人工智慧”方向的候選人共有五位，分別是王海峰（百度），沈向洋（微軟中國），楊強（微眾銀行），莊越挺（浙江大學），鄭慶華（西安交通大學）。

候選名單中還有兩位與人工智慧相關的企業人物，分別是李彥宏和王堅，均位元列工程管理學部“新興交叉領域工程技術創新管理”專業。

一個月後，第二輪評審的候選人名單公佈，李彥宏、王海峰、沈向洋落選，王堅仍在列。

能PK掉沈向洋和王海峰等老同事，足以證明王堅的卓越，此時他的身份是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20年前，當王堅離開杭州來到北京時，創業失敗的馬雲正帶領一幫人從北京折返杭州，希冀東山再起；當王堅正式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時，馬雲與“十八羅漢”在湖畔花園創辦了阿裡巴巴。

一個是風頭正勁的學術明星，一個是屢敗屢戰的創業者，誰能想到這兩個人將來會有交集，並作出驚天之事。

機緣就是這麼神奇。


4

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專家學者們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基礎研究，而不用操心經費及產出。

在王堅看來，研究院要做的就是提出新概念，“我們不是要改進現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即使是三流的開創也要比一流的跟隨更加艱難。所以，王堅一直給自己出難題。夏天開始的時候，他帶領張高和韓堅全力投入“人機界面”的研究，改進中文輸入法就是他加入微軟後的“首秀”，結果“驚豔”。

1999年10月18日，李開復帶領微軟中國研究院的6個研究員（王堅、李勁、周明、高劍峰、沈向洋和張益肇），抵達微軟美國總部，親自向比爾·蓋茨彙報。

李開復著重介紹了中文輸入方面的研究，比爾·蓋茨非常感興趣。回京後，微軟中國研究院專門舉辦了一次新聞發佈會。

王堅最後上臺，他說“做研究不一定隨大流。”

2001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2004年，王堅出任常務副院長。他的主要成果包括：SQM大規模資料處理系統、數位墨水、支援亞洲語言的無模式切換使用者介面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世界上首次推出手寫數學公式識別器，並在胡錦濤主席2006年訪問微軟時專門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

王堅深受比爾·蓋茨信任。他帶的組是研究院裡當面和比爾·蓋茨討論問題最多的小組。

微軟正處巔峰期，微軟亞洲研究院兵強馬壯，王堅有足夠的空間去大展拳腳，直到一個叫劉振飛的人找上門來。


5

劉振飛，現阿裡巴巴合夥人、高德總裁，不過2008年他找到王堅時，還是淘寶網技術保障總監，他因為資料上的技術難題，想挖王堅的手下，結果被跳票，他索性直接去挖王堅。

王堅當時帶人所做的專案正和資料相關，通過海量資料分析瞭解使用者習慣、優化軟體反覆運算。有人寫郵件給王堅，描述了他在比爾·蓋茨面前提到軟體的資料分析，比爾·蓋茨說你應該去找王堅。

劉振飛畢業於北京大學，是王選院士的高足，眼光可謂毒辣。

那年夏天，阿裡巴巴CPO彭蕾（阿裡巴巴創始人、合夥人，現任Lazada董事長）親自找到王堅，一見面就說：“我們現在很差，就希望你來拯救我們”。

她說的是阿裡巴巴的“登月計畫”。

頭一年，馬雲召集阿裡巴巴的高管們在寧波開了一次戰略會，決定要把淘寶、支付寶、B2B 等子公司的底層資料打通，實現“商業新文明”。為此，阿裡巴巴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技術“救星”。

王堅就這樣進入了彭蕾的視野。

彭蕾說，阿裡巴巴的資料就是一座金山，但不知道如何挖掘，現在是坐在金山上吃饅頭。

王堅心動了。

2008年11月18日，阿裡巴巴宣佈，王堅博士正式加盟阿裡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直接向馬雲彙報工作。

馬雲表示：“王堅博士將幫助阿裡巴巴集團建立世界級的技術團隊，並負責集團技術架構以及基礎技術平臺建設。”

彼時，阿裡巴巴高管中不乏技術牛人，比如中國開源第一人章文嵩。他本碩博均就讀於國防科大，師從電腦學院泰斗胡守仁教授（我國第一台億次銀河巨型電腦研製的設計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98年創建LVS（Linux Virtual Server），2000年，Google搜索“wensong”會出現上千萬條記錄，2009年加入淘寶後，帶動了一系列開源運動。

但為何馬雲偏偏如此相信王堅？

除了都充滿理想主義氣息之外，在阿裡巴巴安全團隊負責人吳翰清看來，原因是“王博士是唯一一個能把技術講得連馬雲都能聽懂的人。阿裡有很多技術VP，但他們都沒有王博士這本事，所以他們也只能做到VP，而做不到CTO。”

被馬雲任命為CTO是王堅加入阿裡巴巴差不多四年後的事情，卻招致了這家公司史上最強烈的反彈。

阿裡巴巴已很長時間沒有CTO，上一任CTO還是吳炯。

吳炯曾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後赴美，1989年畢業于密西根大學，1996年加入美國雅虎，負責搜尋引擎和電子商務技術的開發。他1997年結識馬雲，2000年初成為阿裡巴巴的天使投資人，2000年5月正式加入阿裡巴巴，擔任CTO，領導開發了阿裡B2B網站，淘寶網以及相關系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設計。2005年阿裡巴巴合併雅虎中國後，他還主持了雅虎中國搜索事業部的工作。2008 年離職，專做投資人。

兩相對照，吳炯的光環太矚目了，而王堅進入阿裡巴巴後，卻成了名噪一時的“騙子”。

6

一切皆因阿裡雲所起。

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全世界宣佈：“美國要在十年內，把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並將使他重新回到地面。”從此，美國雄心勃勃的“阿波羅登月計畫”開始實施，共分為“水星計畫”、“雙子星座計畫”及“土星計畫”三步。

雖然沒有關於阿裡巴巴“登月計畫”的具體時間表，但顯然也採用了分步走的策略。2009年9月10日，阿裡巴巴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阿裡雲成立了，它要為阿裡巴巴“登上月球“提供無盡的算力。

王堅擔任阿裡雲首任總裁，他對400多名團隊成員說：“如同電力是工業社會的底層設施，雲計算將取代傳統IT設備，成為互聯網世界的底層設施”。

雲計算這項新技術的雛型來自上世紀70年代，1963年，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向麻省理工學院提供津貼啟動MAC專案，要求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多人可同時使用的電腦系統”技術，這產生了“雲”和“虛擬化”技術的雛形。

2003-2006年Google發表了四篇文章，分別是關於分散式檔案系統（GFS），平行計算（MapReduce），資料管理（Big Table）和分散式資源管理（Chubby）。至此奠定了雲計算發展的基礎。

2006-2008年，亞馬遜、Google、微軟、IBM等巨頭相繼推出雲服務生態系統和雲計算平臺。

這樣看來，中國雲計算起步並不算晚。但先行者註定孤獨。阿裡雲成立之初，雲計算在中國還是個新名詞，外界充滿不解。

一個令阿裡雲老員工們記憶猶新的細節是，公司剛成立的前兩年，他們出差用餐時，開發票的服務員總是“好心”地將“阿裡雲計算有限公司”加一個字“阿裡雲電腦有限公司”。

王堅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帶過來的林晨曦等人成為阿裡雲乃至中國雲計算的最初班底。

林晨曦，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亞洲第一個ACM全球大賽總冠軍，2005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他和同事們“每天思考著全人類命運這樣的宏大未來，從不為經費擔心。“ 有一天，王堅把他和孫冰（奧林匹克資訊學競賽冠軍）叫到辦公室，說他和馬雲聊得非常好，打算去阿裡，準備做雲計算，如果他們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王堅的遊說很具有鼓舞性，他說，“雲計算這件事非做不可。如果我們所有的資訊計算都必須通過國外的系統，那麼未來的中國不堪設想。”

林晨曦和孫冰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其實很簡單，我相信王博士。只能選擇相信。“

儘管阿裡雲是2009年9月10日才宣佈成立，實際上早幾個月前就開始運轉了。林晨曦記得很清楚，阿裡雲第一個員工在2008年10月24日入職，正好是1024。“冥冥註定，阿裡雲和代碼脫不開關係。”

林晨曦成為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入職後“兵荒馬亂，十幾個人邊寫代碼邊四處招人。”

阿裡雲當時辦公室在北京上地，沒有空調，夏天很慘，工程師們只好買來一堆冰塊，放在臉盆裡降溫。此外，辦公室還經常停電。

有次馬雲來京，專門去阿裡雲辦公室，想看看工程師們到底在做什麼。林晨曦打開電腦想給馬老師看看，不巧還停電了，馬雲只好坐在辦公室等了半個小時，直到電力恢復。

環境確實太差了。許多工程師來面試，一看樓裡這麼破，就不想來了。林晨曦趕緊解釋，這只是暫時的，新的寫字樓還在裝修。

饒是如此，在那個破舊辦公室裡，2009年2月1日，阿裡雲工程師寫下“飛天”第一行代碼。

“飛天”是阿裡雲為了“登月計畫”而做的分散式運算系統，其英文名是Apsara——吳哥王朝的阿僕薩羅飛天仙女，寓意希望為人帶來幸福。

“飛天”是想將全球數百萬台伺服器連成一台超級電腦，讓任何企業、機構和個人只要聯網就能獲得即開即用的計算能力。

關於“飛天”，林晨曦有個通俗的比方：

有一波人不知天高地厚，想做分散式系統，好比大家把腳綁在一起，單、雙報數，然後同時邁步。人數少時，這很簡單。但是當人足夠多時，就不簡單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邁腳，但實際上不是，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同時性具有相對性；有人邁左腳，有人邁右腳，有些人兩隻腳一起邁，就有人摔倒了，摔倒的人會把邊上的人帶著摔倒，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二個難題；還有第三個問題，那就是異構，有的人長得高，有的人長得矮，步伐不一樣，就會帶來困難；還有很多動態環境下帶來的不確定性，路面有石頭，或者颳風下雨……最後還是走到了終點。

可誰也沒想到，“終點”那麼遠，“走”得好辛苦。


7

馬雲對王堅是百分百支持， 要人給人、要槍給槍，阿裡巴巴內部各路精兵強將都彙集到阿裡雲。

有一次元旦年會上，王堅把馬雲叫來給工程師們打氣。馬雲說他不懂技術，但很尊敬搞技術的人，認為技術大牛都是俠客，還說“程式都是bug 組成的”，贏得了全場的掌聲。接著，馬雲更是豪氣的說“登月計畫”是一定要做的，先砸10 個億，不夠再砸10 個億，直到做出來為止，再次贏得了全場的掌聲。

一開始大家都志得意滿，意氣風發，覺得一群技術牛人在一起還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

但現實是，沒有先例可循，阿裡雲得從零開始。

在林晨曦看來，“阿裡雲就像是一個軍隊，在攻佔一個看起來不可能攻克的山頭，一批衝鋒者倒下了，下一批衝鋒者接著頂上。其實是很悲壯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到底能不能成功。”

工程師們的黃金時間只有幾年，不願意在黑暗中一直摸索。各種爭吵和懷疑出現。壓力實在太大，很多人只在團隊呆了半年就走了。

甚至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追隨王堅而來的人也在放棄。2010年，一位老部下離開阿裡雲時，深情又失落地對王堅說，做雲計算的感覺就像集體合圍抱一棵大樹，誰都知道最終大家的手會連在一起，但誰也不知道那一刻會發生在何時。

2011年底到2012年初，是阿裡雲最艱難的時候。

在阿裡巴巴外部，業界都不看好雲計算。中國IT 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雲計算這個東西，不客氣一點講它是新瓶裝舊酒，沒有新東西。"馬化騰則認為"它是一個超前的概念，目前佈局為時過早。"

在阿裡巴巴內部，大家都在看王堅的笑話，譏諷他是糊弄馬雲的“騙子”。其它部門的技術leader們都虎視眈眈，就等阿裡雲解散，然後去“瓜分”工程師。

有一次一群人吃飯，劉振飛問王堅，外面那麼多人罵你不靠譜，看你好像不在乎。眾人都愣住了。王堅埋著頭，想了半天說了一句，“我這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當王堅被燙的體無完膚時，馬雲又添了一桶開水。2012年8月14日，他發文任命王堅為CTO，全面負責規劃、制定和實施集團技術發展戰略。

阿裡巴巴內網徹底炸了，反對之聲洶湧不止，概而言之就是：王堅不懂技術、不懂管理，浪費資源無數，不被追責，反而高升，難以服眾。

沒人知道那段時間王堅承受了多少壓力。“有時候堅持是很難的，有時候放棄是很難的，進退維谷，但是具體到做飛天這件事我覺得堅持是很難的。”

關鍵時刻，又是馬雲撐了王堅和阿裡雲一把。他在內網公開回應：“博士是人不是神，博士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瞭解的也並不比大家少，但博士了不起的地方，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假如，10年前我們就有了博士，今天阿裡的技術可能會很不一樣”。

為此，王堅對馬雲無比感激，後來寫書時，把這段話作為前序。


8

因為“理想主義”和“太執著”，王堅被認為是阿裡巴巴最像約伯斯的人，他的書架上也有一本沃爾特·以撒森寫的《約伯斯傳》。

約伯斯不好相處，以“現實扭曲力場”著稱。無獨有偶，王堅身邊人也能感受到他的“現實扭曲力場”。

那幾年，阿裡雲的工程師們一旦決定留下來，就會成為王堅的“腦殘粉”，他們堅信王堅的方向永遠正確。即使錯了，也是他們這些執行者錯了，“能力無法匹配博士的要求”。

王堅極具感染力，總喜歡給部下講雷達的故事。在二戰勝利前夕，《時代》週刊封面本來要刊登雷達的照片，都已經通知發明雷達的團隊了，這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結果發行前，改為刊登原子彈的照片。雷達團隊非常沮喪，因為從整場戰爭來說雷達的意義才是最大的。

每次王堅講這個故事時，聽眾都很興奮。他總會用“你們在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不要怕犯錯”一類的話來鼓勵大家，然後眾人就覺得在做著一份無比光榮的工作。

2012年8月，王堅把每年一度的阿裡雲“飛天獎”頒給了全體員工，頒獎詞是一句略帶悲情的話——“堅持就是偉大”。

那年下半年，淘寶系“去IOE”完成，“飛天”已經跑得比較順暢，林晨曦可以放心離開了，“我在阿裡四年，其實相當於呆了十年。阿裡雲是一年走完了正常研發兩年半的路。人的頻率調快了兩倍半。”

離職那天，他和同事們在西湖國際旁邊的一家小館子聚餐，氣氛有點沉重。王堅開玩笑，“我們不應該這麼自私，晨曦不只屬於阿裡。”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林晨曦覺得不是傷感，不是難過，恍惚覺得：“在阿裡雲的四年，像是過完了一輩子。以後的事情，都是下輩子的。”

榮光時刻到底來臨。2013年8月15日，“飛天”5K系統上線提供服務，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單個集群超過5000台伺服器的通用計算平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外提供這種能力的公司。

阿裡雲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同年12月，啟動“登月計畫”。

“去IOE”完成後，阿裡雲沉澱了一套“商業-開源-自主” 軟體交互反覆運算的工程管理方法，成功服務國內關鍵行業客戶超過20萬家，推動了國內企業向雲計算的全面轉型。

後來，那些早年離開的工程師，一直在想，阿裡雲最終能成功，王堅的堅持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有一次，林晨曦和老同事們聚會，為這個問題一直聊到淩晨3點，結論是：“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就掛了10遍了”。

在2012 年的阿裡雲年會上，王堅走上台，他緊攥話筒，幾次抬眼望向遠處，幾次欲言又止，最終泣不成聲。


他說：“這兩年我挨的罵甚至比我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是，我不後悔。只是，我上臺之前看到幾位同事，他們以前在阿裡雲，現在不在阿裡雲了。”

這其中就包括吳翰清，2012年9月離職創業，就在“飛天”即將展露曙光的前夕。走之前，王堅約他長談，臨別時，他流淚說：“博士，其實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兩人相對，淚眼凝噎。

當吳翰清創業後，才深深體會到王堅的不易。“現在我回想起來，王博士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沒有太多的創業經驗和產品經驗，僅憑著一腔熱忱帶領著一群同樣熱忱的工程師們在做世界上最難的技術之一。走了很多彎路，也傷了很多人的心，但也栽了很多樹，讓後人乘了涼。”


9

乘涼者甚多。

阿裡雲趟出一條路後，國內雲計算熱潮興起，2013年就此成為中國雲計算的轉捩點。UCloud和七牛雲等協力廠商雲計算企業成立，騰訊開放平臺也是這一年對生態企業開放，AWS高調入華。

2014年9月19日，阿裡巴巴在美國上市。在上市故事中，阿裡巴巴一再強調的核心業務之一是“雲”和大資料，業務戰略是“雲+端”。這個基於“雲”的宏大敘事，正是始於六年前王堅掀起的內部技術革命。

技術底座已經構築，接下來就是高歌猛進。

馬雲再次展現了善於點將的本領，用阿裡小貸負責人胡曉明（現為螞蟻金服總裁）接替王堅，擔任阿裡雲新CEO，給這家技術公司注入商業基因。

到2016年，阿裡雲營收規模已躍居亞太第一，全球第三，連續數年保持三位數的增長。

同年，王堅卸去阿裡雲總裁及阿裡巴巴CTO兩職，專任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目前，40%的中國500強企業、近一半中國上市公司、80%中國科技類公司是阿裡雲的客戶。

在阿裡巴巴內網，王堅被貼上各種各樣的的標籤，出現頻次最高的有：“遠見”、“先知”、“堅定”、“堂吉訶德”……

但這個被稱為中國10年來最成功CTO的男人卻說，“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2018年，王堅受邀參加央視《朗讀者》節目，誦讀了喬恩·克拉考爾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回憶起阿裡雲的創業史。

他對董卿說，計算像是一口井，井裡有著最珍貴的水資源。隨著大家對計算需求的增大，要有人想辦法把井水變為自來水，讓它順暢地流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實際上需要建水廠、鋪管道、做水龍頭、裝水錶等一系列環節的精密配合。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新理念的接納，因為第一口自來水從水龍頭裡流出之前，沒有人相信。

在阿裡雲出現之前，國內也沒有人覺得這個新技術能推動社會進步。

王堅說，他願意做那個引水的人。領著一群年輕人，去做一個中國人從來沒有做過，只在他們腦子裡存在過的東西。

2017年，中國電子資訊技術年會上，王堅代表“飛天雲作業系統核心技術及產業化”專案接過科技進步特等獎的獎牌，這是該獎項設立15年以來，首次頒發的特等獎。

中國電子學會鑒定認為：“飛天系統核心技術完全自主可控，總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對我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產業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以企業為主體的雲計算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創新的成功實踐。”

有人在知乎上寫下這樣幾句話：“10年前，我也覺得博士（王堅）是個騙子。現在看看，我覺得他是個偉人。我覺得沒有這些別人嘴裡的偏執狂，世界又怎麼可能被改變。”

10

道不孤，必有鄰。

王堅現在更多扮演的是阿裡巴巴技術先驅的角色，當下研究旨趣是“城市大腦”，開闢以資料資源為關鍵要素的城市發展路徑。

人類最偉大的作品是城市，但也帶了“城市病”。在王堅看來，“城市大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讓城市的資料流程動起來，產生價值。

解決交通問題，並不是“城市大腦”的唯一功效，它是未來城市新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城市的建設發展中做出更多貢獻。

互聯網、資料、雲計算，這三者始終讓王堅念茲在茲，在他心目中就如同火，新大陸和電，足以改變世界，值得用一生去探尋。

英雄所見略同。李開覆沒有看走眼，馬雲也沒有看走眼，他真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

2014年，吳翰清重回阿裡雲，回首往事，他說時光本身無法倒流，如果能穿越到那個時間，他可能不會選擇離開，有可能選擇在這個公司把這個事情做成。“其實我從王博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堅持，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個人的軌跡，有一點顛覆我的世界觀。”

被改變的不止吳翰清一人。

如今，阿裡巴巴技術大牛雲集。許多人，無論是才智，還是年華，都不遜於10年前的王堅。當國家給予民營企業技術人至高榮譽時，對他們而言，風好正是揚帆時。

王堅的故事，重新定義了阿裡巴巴工程師這個群體，他們腳踏實地，但高舉理想主義旗幟，不墜青雲之志。保不齊，若干年後，他們之中會湧出又一個院士。

十年一覺“飛天”夢，譭謗也好，讚歎也罷，對王堅來說，皆為過眼雲煙。他撰有《線上》，結尾如此寫道：

什麼是對技術的熱愛？你真的相信技術會改變很多東西嗎？你有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愛去捂暖這條蛇，哪怕它蘇醒以後可能會咬你一口？當你熱愛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很難預料最終的結果。

但是“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 那是他最喜歡的《進入空氣稀薄時代》中的一句話。

參考資料：
1.《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淩志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 《道哥：王博士》，吳翰清，道哥的黑板報
3. 《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的故事》，林晨曦，阿裡雲橙
4. 《雲之戰》，孫宏超，騰訊深網
5.《雲計算深刻改變未來》，張為民，科學出版社
6.《王堅：一個預言家的命運》，張寒、周欣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