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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命大平台》：他人的地獄，與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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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好讀版：https://mypaper.pchome.com.tw/hatsocks75/post/138045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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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有三種人：在頂端的、在底端的，還有注定沉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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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葛蘭簽了一紙合約，自願前往絕命坑待半年，離開後便能獲得一張合格證書。絕命坑是個垂直天井式的建築物，沒人知道絕命坑共有幾層，食物會從上層開始往下傳遞，越下層的人吃到食物的機會越少。為能活命，殺人食人時有所聞。絕命坑的「住客」每一個月會都更換一次住所，有些日子衣食無虞，有些日子飢餓難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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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命大平台》令人想起《末日列車》或《摩天樓》，關於階級差異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但它又不僅僅只是如此，影片最厲害的設計在於對人性的探討，每個月的樓層替換(階級的流動)，究竟是讓人們變得更懂得體諒不同階層的人的辛苦與無奈，或是因為吃過虧受過苦，反而變得更加自私與殘暴？但它同時也在提問，到底是誰在分配樓層？是誰在掌管這一切？最高階層的人設計垂直管理中心的目的，不是為了好玩有趣，而是藉由不同樓層者的相互牽制與對立，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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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馬加西先生，你知道絕命坑是怎麼一回事嗎？」
「很明顯，重點是進食。有時候很簡單，有時候很困難，取決於你的位置，幸虧第48層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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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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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開場，葛蘭在第48層醒來，他的室友崔馬加西跟他說：「#這個樓層最好。」不高不低，不至於吃太飽又不會餓到，可以自給自足。葛蘭一開始還對「吃他人剩下的食物」感到噁心與抗拒，但接受了「現狀」之後，他在這一層的時光便顯得自在而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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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有位名叫光美的女子，她會搭乘食物平台前往不同樓層，想要找尋失蹤孩子的下落。當光美進入第49層，並被該樓層的兩名男子強行拉走(準備侵害光美)，站在48層的葛蘭目睹一切，即便心慌與憤怒，卻沒有跳下樓幫助光美，說明位於中產階級的人，或許有意識到「社會結構不太對勁」，但畢竟沒有切身之痛，也就不會(不敢)想要做出重大的改變(例如分配更多食物給下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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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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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進入到絕命坑的人都可以帶一個隨身物件。崔馬加西帶了把「終極武士」(利刃)，葛蘭帶了一本書《聰明絕頂的紳士唐吉軻德》(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小說)。物件說明了兩人性格的差異，崔馬加西相信並接受「弱肉強食」的命運/設定，所以他在絕命坑的日子，不會想對上層的人做出反抗，而是想盡辦法活下來，等待自己「脫坑」日子的到來。至於帶著書的葛蘭，既是點出葛蘭的不知人間疾苦，卻也暗示葛蘭與他的小說主角唐吉軻德一樣，帶有理想(浪漫)性格，在他人眼中或許是個瘋子，但卻可能對一成不變的生活(體制)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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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會把人逼瘋，吃人總比被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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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葛蘭被分配到第171層，當他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被崔馬加西給五花大綁起來，在絕命坑待過無數日子的崔馬加西知道食物平台大概分到百層左右就會被搶光，171層的人們該如何熬過這一個月？答案是：吃人肉。崔馬加西說他很喜歡葛蘭的陪伴，但為了活下去也只能慢慢地吃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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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友情會隨著時間過去而開始淡薄，然後彼此猜忌，最後引發衝突和罪行，我很清楚，因為我有經驗。」崔馬加西。
「你就是個該死的殺人兇手！」葛蘭。
「不，我只是很害怕，我也不想這麼做，我的小蝸牛。」
「我不是蝸牛。」
「對不起，把你當成一隻正在淨化雜質的蝸牛，對我來說比較容易。」
「你得對我的死負全責。」
「不，是上面的人逼我的，這應該怪罪在我之前的340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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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8層一下子掉到171層的葛蘭，終於見識到「底層生活」的恐怖，而之前吃過虧的崔馬加西早已學會在困境中求生存，而且懂得把自己的罪孽合理化(這樣才不用受到良心的譴責)，對崔馬加西來說，他的行徑或許可怕，但不能忘記他之所以會淪落到這個地步(綁人、殺人、吃人)，不單是因為他很野蠻，還有前面171層的人們都太貪得無厭，沒有想過要幫助下層者，放任他們自生自滅，才迫使他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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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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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崔馬加西切下葛蘭的大腿肉時，搭乘食物平台的光美剛好抵達他們所在的樓層，光美意外救了葛蘭一命。葛蘭靠著吞食崔馬加西的身體順利活了下來，一個月後，他在第33層醒來。在那裡，他碰到了新的室友：伊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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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幾層？」葛蘭。
「兩百層。」伊美莉。
「兩百層？食物根本不夠兩百層的人吃。」
「若每個人都只吃自己所需的量，食物就能抵達底端的樓層。」
「不，在這裡沒那麼簡單。」
「對，是不簡單，外面也一樣，但垂直中心遲早會發生某件事，某件能激起自發性團結的事情。」
「垂直中心？自發性團結？這是他們發明絕命坑的原因嗎？改變是不會自然發生的。」
「也許這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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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美莉曾是管理階層的一員，她想要證明人類可以被救贖，不斷跟下層的人宣導，希望每一樓層的人都可以做好食物分配，這樣後面樓層的人也就可以活下去。但底下居民當然不願乖乖聽話，他們不顧伊美莉的勸說，依然大吃特吃，想要充分享受自己身在高階層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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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像不像之前的「口罩、酒精、衛生紙」之亂？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只買自己夠用的份量，都懂得替下一個人留一條出路，照道理說物資應該會是人人都有得使用。但人類很容易對危機感到焦慮，進而出現私心：反正每個人都在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不如我們也來囤積貨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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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伊美莉的勸說不被眾人接受，葛蘭對下樓層的人威脅說：「如果你們不懂分配，那麼我要把大便塗在食物上，讓你們每個人每天都吃大便作為懲罰！」要促使人類團結，就得在他們的腦袋中製造危機意識：「假如不合作就會危害到自己。」哈，好無奈喔，沒有人是發自內心地想要幫助他者，而只是不希望自身成為被報復的對象，才開始聽命做事(我們面對氣候變遷也是類似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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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葛蘭的做法只能威脅到33層以下的人，33層以上的人依舊不為所動。這邊倒是可以用政治來作為解釋，如果有心要改變世界，身處底層的人，能夠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或說影響範圍很小)，但若能投身政治，獲取更高的權力(而且沒有被權力慾望沖昏頭)，才有做出更大程度改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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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伊美莉這個角色，她在絕命坑(垂直自我管理中心)公司服務25年，自願進入絕命坑，想要改善絕命坑的體制。她剛跟葛蘭接觸時，葛蘭責罵管理階層無良，伊美莉反駁說她替對方工作25年，沒有葛蘭想像的那麼壞。但在度過一段時間後，伊美莉才改口說：「我為他們工作了25年，8年以來，我不斷把人送進這地獄，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因為我對這裡一無所知，我發誓我真的一無所知。」伊美莉是高層體制的一員，被洗腦，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問題，但真正在絕命坑走一遭，才發現這個場域如何把人給逼成了恐怖份子。伊美莉會讓我想起凱特溫絲蕾在《為愛朗讀》中飾演的角色，即便意識到自身的惡，但又在自我催眠與自我諒解的心態下，讓她得以在納粹底下繼續執行殺人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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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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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從33層被換到第202層，伊美莉選擇自殺，把自己的肉身獻給了葛蘭。那是她的自我救贖，也是她對葛蘭的期望，希望這名帶著書來到絕命坑的男子，可以為這個人間地獄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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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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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7層我有權利大吃大喝。上個月我在第114層差點餓死，那時候你們那些混蛋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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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從第202層回到第6層，我們已經熟知管理階層的「用心/算計」，不變的是最上層(控制一切)，其他樓層會不斷變動，目的是要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與紛爭。享受過高層優渥生活的住客，如果淪入底層，吃過苦受過難，當他們再次回到上層，內心想的或許不是如何讓掉到低層的人好好活下去，而是如何讓自己吃得更飽些，如何享受在高樓層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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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就有存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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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我們生活的社會，有多少人在發了財之後，真心回饋社會，幫助弱勢者？葛蘭在這個樓層認識了巴拉特，一個想要逃出絕命坑的男子。他跟巴拉特達成協議，決心改變絕命坑的運作方式，葛蘭對巴拉特說：「如果能讓最下層的人吃到東西，我們就有機會破壞這個運作機制。」他們攜手合作，搭乘食物平台一層一層往下去，強制分配食物份量，希望每個樓層的人都能吃到食物，如果碰到反抗者，便以暴力的方式捍衛自身的理念(共產制度的暴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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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和巴拉特在某一樓層遇見一名智者，智者要他們以德服人，也告誡他們：「要怎麼讓上面的人知道我們成功了？給他們一個象徵，我們需要的是一道秀色可餐的美味料理，把一道珍饈原封不動地送回第0層，想像一下他們看到絕命坑把那樣一道料理送回去，會是什麼表情？他們便會明白你們的訊息。」一個象徵，一個上下一心攜手合作的成果。要讓管理階層明白不同階層的人民是有可能達成共識，有可能撼動固有僵化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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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決定將奶酪給原封不動地送回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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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3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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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和巴拉特一路向下，途中遭遇許多的反抗，他們也一一撐了下來，只是絕命坑遠比他們想像的更深(暗示底層階級者的數量與困境遠超過人們的想像)。當他們下到333層，巴拉特和葛蘭已經傷痕累累，而在那一層他們遇見了光美的女兒，一個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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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特和葛蘭此時要面臨一個抉擇，把奶酪送給飢腸轆轆的女孩，或是為了完成自身理想，決定犧牲女孩？看到這一幕我其實想到知名的攝影作品《飢餓的蘇丹》事件，1993年蘇丹戰亂頻繁，且發生大飢荒，兩名攝影師看見一名飢餓的孩子在地上匍匐前進，身後有一隻禿鷹等著啃食孩子，攝影師為了取得一幅好作品，決定先拍照再來拯救孩子。這幅照片發表後引發震撼，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蘇丹的悲慘狀況，並贏得攝影大獎。然而攝影師受到大眾輿論的批評與攻擊，說他太過冷血無情，導致攝影師在獲獎數個月後自殺身亡的悲劇。人們從攝影師留下的遺書中，得知攝影師同樣有經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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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其實爸爸才是那個無力爬行的孩子，而整個世界則是那隻禿鷹。」攝影師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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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多面性，道德的難題，生命歷程對人的選擇的影響...《絕命大平台》的精彩，在於它透過不同樓層的起落，探討了我們生活的世界的樣貌，同時藉由光美的女兒，述說革命者的犧牲，以及未來希望的可能性。電影最後，光美取代了奶酪(人性大過物質的價值)，一路高昇衝向平台的頂端，而第0層的人們看到這名女孩，這個革命(希望)的象徵，會不會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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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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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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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命大平台》中段有一個突兀的橋段，第0層的總管(管理員)發現奶酪中有一根頭髮，他因此大發雷霆，怒斥廚房工作人員的不用心。回到電影結尾，葛蘭想要把奶酪送回第0層，想要傳遞一個訊息。這時我們得去思考：女孩是否存在？電影裡，崔馬加西說光美在尋找孩子，伊美莉卻說光美是獨自一人進入絕命坑。究竟哪個人的說法才是正確？女孩是否存在？她會否是葛蘭意識彌留中所產生的幻想？如果女孩存在，那麼葛蘭讓女孩吃掉奶酪，訴說的是他在臨死之前，維繫住自己的人性。如果女孩不存在，那麼影片中段第0層的總管斥責奶酪裡的頭髮，才是電影的結尾，意即葛蘭等人所追求的意義(改變)，並未發生，#上層的人根本不懂底層者的想法還以為奶酪被退回去只是因為食物不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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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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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崔馬加西的口頭禪是「很明顯的」，那是個反諷，一切都很明顯，但沒有人願意去改變它，視而不見，姑息容忍，人人都是共犯。諷刺的是，正因為人人是共犯，反倒化解了人們使惡的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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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葛蘭自願進入絕命坑以換取合格證書，這是利出一孔的誘因，在裡頭待上半年，明白絕命坑的可怕，日後離開此地，必定會更珍惜外在的世界，也可能會想盡辦法遺忘掉「另一個」世界的恐怖(或不擇手段地不讓自己成為「底層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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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高樓層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大吃，但是未來一片黯淡，很容易胡思亂想。」為何會有高樓層的人選擇自殺？或許是害怕日後會被換到低樓層，不想在這階級地獄中輪迴，失去生的勇氣。也或許是看清了人性的卑劣，不願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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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崔馬加西和葛蘭在睡夢中被移動，他們從48層一下子降到171層。老經驗的崔馬加西趁葛蘭還未醒來先把對方綁了起來，準備吃葛蘭的肉撐過171層的日子。他先讓葛蘭餓上一星期才吃對方，表示要淨化葛蘭的肉體。諷刺的是，葛蘭進入絕命坑前，曾經表示自己最喜歡的一道菜是法式蝸牛。當時的他當然不知道一個月後，自己會成為飢餓者眼中的蝸牛。吃人比吃蝸牛更殘忍嗎？我們不會在乎蝸牛的感受，因為我們不是蝸牛。同樣的，當我們成為弱勢者時，又如何能期待他人能體會我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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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某方面來說，網路世界也像是垂直自我管理中心，每個人中間都隔著距離(我們看不到電腦彼端的人)，他人奈何不了我們，我們也觸碰不到對方，所以網路上的人們很容易變得暴力與自私，隨意給人貼標籤、言語霸凌他人並貶低他人的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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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越往下層人類的行為模式越殘忍與瘋狂，這說明了為何貧窮地區的暴力事件如此頻傳，出路有限，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只能以暴制暴來換取自我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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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果所有人都一起搭平台下到最底層，然後又搭食物平台一起衝上最高層，結果會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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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葛蘭不是救世主，他比較是理念的傳遞者，把一個種子種下，冀望它能開花結果。

20200630 黃偉民易經講堂

香港死，中共亡，局勢朝這個方向進發。

人大常委會在今日通過這個《港版國安法》。凌晨刊憲，明日七月一日，正式在港執行，這條迄今無人知道內容的國安法。

美國亦急急通過了《香港自治法》，聲言懲罰傷害香港自治的港共官員。

《港版國安法》沒有內容，針對的除了香港人還包括在港的外籍人士，不會跟普通法銜接，法官由特首挑選，疑犯會由特定“白屋”審問，可作無限期的拘留。

務求達到人人自危的效果。

美國也沒有公布懲罰危害香港自治的名單，局限於北京政治局，還是包括香港的特首問責官員。除了不發簽證，是否會凍結資產，配偶子女是否牽連，也是一無所知，也是期望作惡者人人自危的地步。

今年是北京政府繁忙的一年。北京疫情再爆，長江水災圍城，工廠連環倒閉，失業人口闖上高峰，貿易衝突未能解決，GDP負數增長，中印邊境軍事衝突，還有傷心的一帶一路……

政治、經濟、軍事、民生，都亮起紅燈，這個時候還急於在港推出國安法？因為港獨份子，外國勢力在香港，已經危害到中共的國家安全？

北京知道，所謂港獨份子，外國勢力，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鬼影，是方便行事的借口，但用這些不在的威脅，就斬殺香港，破壞自己共產黨人的貪污金庫？

風水師說你家中有鬼，好猛，要上山集齊師叔伯們的力量，為你驅鬼降魔，目的是騙財。你愈怕，他騙到的財會愈大。

但習近平，他要什麼？

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惜乾坤顛倒，玉石俱焚。因為他的經濟政策「大躍進」失誤，餓死四千萬人。黨中央將他擠出權力核心，他要反撲，重奪權力，不惜山河泣血，鬼哭神嚎。

這樣看來，習近平在黨內的政治對手，已將他逼到走投無路。他要推毀香港，令敵對山頭，投鼠忌器，他要繼續揸莊。

這個國安法，是文明倒退，要社會彌漫白色恐怖，不能生活。摧毀香港，是攬炒，是習近平和他的黨內對手攬炒。

孔子的《春秋》，將三十年定為一世。

盛極而衰，本來就是宇宙的自然法則。

六七年到九七年，是香港經濟起飛的三十年，香港人的流金歲月。九七，是分水嶺，香港就步入衰世。

每逢衰世，中國歷史，就出現了兩條不同的價值追求路線。

一條像今日的香港年輕人，實行的，是儒家精神的中流砥柱，明知不可為，仍然挑起時代擔子的志士仁人。

另一條，像今日選擇移民，離開香港的中產，因應自然，寄居天涯，隱逸遯世，忘記自己，忘記時代，詐醉佯狂，相忘於江湖。

時代興衰，關鍵的都是人！

一個時代中，有人才，時代就興；人才衰落，時代也就終結。

一個領袖，懂得欣賞人才，培養人才，他的事業便成功；如果不認識人才，不賞識人才，不知道培養人才，事業就只能失敗。

領袖如此，政權也就是如此。

至於個人，立身出處，非常重要，你的立足點，你的追求，影響著一個時代的風氣。

一個社會，當人人都關心社會太平，百姓幸福，公平公義，他們會服務社會，才功成身退，不事王侯。

時代興衰，始終決定於人才。無論是王侯將相，還是村野隱逸，當大部份人的追求，都是百姓幸福，社會公義，人人安居樂業，那即使一時衰世，復興的日子也是不遠。

但如果人人都只是為了個人溫飽，隨波逐流，追求的，都只是個人榮辱，即便時代未衰，沉淪之象已現。

這也是我一直對香港前景樂觀的原因。

過去一年的逆權抗爭，死傷無數，但無阻年輕人追求公義的決心，警暴苛政，無法熄滅他們的生命熱情。

這就是香港的生命力！

相較之下，中共政權，林鄭政府，已經落後於時代，落後於歷史。因為他們無高尚的價值追求。

漢武帝時，司馬遷因李陵案仗義執言，引來龍顏大怒，認為司馬遷幫漢奸說話，判他「誣上」之罪下獄。

港版國安法實行後，這類罪名便會出現。

「誣上」之罪在漢代是死刑。

司馬遷答應父親，要完成《史記》，他不能死，所以自請宮刑，代替一死。

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
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他曾經答應父親要完成《史記》，所以，不能死。

「深惟」，即深思，《詩經》、《尚書》，在表面的文字之外，還蘊含著作者的深意。是因為他們在現實世界裡無法完成的志向，所以才寄託在文章之中。

欲遂其志之思也。
什麼是「志」？
「士」字下面一個「心」。

在中華文化而言，士，一個知識份子，是為了「志」而生存的。

人的一生，讀書受教育，不是為了了找一個職業保障，然後養妻活兒，供樓去旅行，退休養生，希望長命百歲。

不是的！中華文化認為，人生應該有比活下去更崇高的東西，那東西就是你的「志」。

但有了主觀的種子，「因」；並不一定有客觀的條件，「緣」。

「因」，可以自求；但緣，是偶遇。求是自求，遇是外遇。因緣未必能和合，我們只能應對因緣。

有了志，往往因為時代不配合，環境不容許，未能「遂其志」。

活著的時候未能實現你的志向，未「立德」、「立功」，唯有將一生的志向抱負，寫在書中，希望將來新時代來臨，後人能實踐自己未了的志向，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的：欲遂其志之思。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戹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文王仍是西伯的時候，被商紂囚於羑里，命在旦夕，開始推演《周易》。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幾乎餓死，於是回魯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明盲了，完成《國語》。

孫臏被砍雙腳，寫下《孫臏兵法》。

呂不韋有遷蜀之難，而有《呂氏春秋》流傳千古。

韓非有囚秦之危，而有《說難》、《孤憤》傳世。

這些都是作者個人面臨絕境，而最後能以文章流傳千古的人物。

這些先賢，就給予司馬遷無比力量，生存下來，完成《史記》。

《詩經》三百篇詩歌，就是因為賢聖發憤而作。因為他們身處的時代環境裡，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志向，所以才以文寄志，「述往事，思來者。」

於是太史公忍辱活下去，完成這部上起唐堯，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貫串數千年的巨著。

孔子當年作《春秋》，上起隱公讓國，下至哀公獲麟。如今司馬遷寫《史記》，上起堯舜禪讓，下至漢武獲麟。

他的心意，希望《史記》，在後世，能比附《春秋》的意思。

過去一年，香港人在抗爭，在衰世中，不被極權支配的抗爭。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受傷，很多人入獄，但抗暴極權的心沒有冷下來。

香港人在寫自己的歷史，用行動記載的史冊。

這條《港版國安法》，根據《新華社》的報道，草案共有六章，共有六十六條條文。

六章六十六條，得卦《周易》的廿九卦，習坎卦，上六爻動，卦變風水渙卦。

習坎卦，上坎下坎，坎為險，即看得見是險，看不見的也是險。

《說文解字》：坎者，陷也。

《周易》上經以乾坤開始，以坎離作結。

宇宙間一切，往上的力量統統叫離，離為火。往下墜落的種種傾向叫坎，坎為水。

火性上揚，水生下流。

一切往上追求的光明力量就叫離；相反，一切往下沉淪的黑暗，就叫坎。

坎者，陷也。坎，就是陷阱的意思。凹下去了。離上坎下，本來想要往上的，結果偏偏坎下。一旦離的機會錯過了，結果就是坎下，往下沉淪。

六十四卦中，只有這個卦，在坎前，有一個「習」字。

習字，是小鳥學飛，兩羽拍翼的象。下面的「白」，是「自」，也是「日」。每日拍羽毛學飛，要靠自己，父母不能幫忙。

習坎卦六爻全變，就是離卦，光明的離卦。

習坎，人生的路險象橫生，我們必須習慣，因為這種磨難是必然存在的，在坎險中的學習也是必要的。隨著坎水的波濤起伏，受盡折磨，在習坎中可以學習到很多智慧，然後到下個卦，離卦。離為火，會發光，不但自己發光，還可以幫助別人發光，影響到千百代之後，離卦《大象傳》說：

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你要繼明，先決條件是習坎。接受種種磨難。

習坎卦，上六爻動，上六：
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係，即繫。綁得牢牢的。
徽纆，黑色的大麻繩。
寘，放置。
叢棘，荊棘叢。

這支爻辭說：
先將你綁得牢牢，無法掙扎，然後再丟去荊棘叢中，刺得滿身是血。長時間都不能擺脫，結果當然凶了。

「叢棘」是專有名詞，國家監獄就叫「叢棘」，像紂王囚禁文王的地方，河南的羑里，到現在仍稱為「叢棘」。象徵荊棘滿佈的政治監獄。引伸絕望的環境，也有文王受難的象徵。

變卦為風水渙卦。

上卦巽為風，下卦坎為水，風行水上，水波向外擴散之象。水因風力切入，造成一個同心圓的圓心，往外擴散。小則漣漪，大則波瀾。它的綜卦是水澤節，分別是《周易》第五十九和六十卦。

渙，有散亂之象，渙散太過就會失控，所以下一個卦就是節，免得渙的局面繼續擴大。

根據《周易》的卦序，故事是這樣的，第五十五卦是豐，雷火豐。豐卦是用日蝕為象的，人的一生累積功名富貴，但原來日麗中天的時候，在大白天，都會暗下來的。在大自然，這叫日蝕。

人間的豐功偉績，原來可以一瞬全失；所以，跟著就是旅卦。

火山旅，人生如過客，所有的財富、名望地位，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所以，這時一些上智者，便深入思考，這便是跟著的巽卦。

巽為風，上巽下巽，思考天命，思考人生的究竟價值。

等到有一天想通了，就傳揚開去，這就是跟著的兌卦，朋友講習。

然後影響力從一個點，擴散到人間，這便是渙卦。

教義以心傳心，或口耳相傳，時間久了，便偏離原意，所以，就有節卦的出現。節，象徵的制度、規範、方法，可以傳承本意。

豐、旅、巽、兌、渙、節，一列卦排下來，先有豐盛的追求，再有人生如旅的困惑，再來巽的深入思考，兌卦的朋友講習，之後渙卦的擴散，再由節卦的儀式制度。

接下來是一代一代的傳承的中孚卦，然後小鳥學飛的小過卦，逐步掌握前人智慧，最後是人生究竟，成成敗敗，即是既濟未濟作結。

六章六十六節的《港版國安法》，得習坎卦六爻動變卦風水渙，渙，可以用「化散」兩字解釋。

渙有「散」的意思。

人生多苦，因為有貪嗔癡三毒所纏。佛說，苦集滅道，我們要把集的原因散掉，才能離苦得樂。

化散的化，是軟工夫，在不知不覺間，把生命的堵塞化掉。

煩惱來了，轉身化掉，疏通心中的障礙，放下執著。

所以，渙卦的精神，在於「化散」二字，沒有切除的痛苦，但有讓塞住的地方自然消散。

風水渙卦，上卦巽為風為木，下卦坎水為河為海。全卦便有風帆渡海，渡江之象。

整個卦來說，是慈航普渡，大慈大悲解災脫離。

《繫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利用舟船，周濟交通，繁榮天下，這就是渙卦本身的象，也是香港本來的面目。

香港人不辭勞苦，將對抗極權的經驗，遠涉重洋，把理念傳播到世界角落。

就是今次得卦的象。

https://youtu.be/3VisKWH60jg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