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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姓中尉在營區自縊身亡，根據他母親和姊姊的說法，有不少疑點待釐清。中尉曾經要母親匯2000元說是維修廠的費用；中尉的姊姊說，弟弟同袍傳訊給她，提到弟弟在軍中受盡羞辱，無法睡覺，被整，「所有長官階級都比弟弟大，你要他怎麼辦？」
軍方的說法👉 料件確實短少30件，至於中尉是否自掏腰包購買料件，甚至有無「被威脅購買」，都還要深入查證。陸軍司令部、國防部總督察長室則說，對此案掌握的內容比立委所提出的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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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八位軍人白白犧牲】
1月2日的早上，機號933的空軍黑鷹直升機在山區飛行、前往蘇澳；8點06分48秒，獲得塔台許可，爬升至4,000呎。同時，直升機逐漸進入雲層，失去能見度。接著在機艙內的對話，從頭到尾不到十秒鐘：
副駕駛跟正駕駛說：「教官高度」。
三秒後，塔台向直升機呼叫：「請問預計抵達蘇澳時間」。
過了不到一秒，副駕駛：「教官現在高度」。
一秒後，正駕駛：「知道」。
過了兩秒半，正駕駛向塔台呼叫：「阿 預計抵達蘇澳」。
再一秒，不明聲響。
再一秒，錄音終止。
根據國防部公佈的數據，在這十秒，直升機離地面的距離從381呎掉到87呎，喪失了294呎（約90公尺的高度）。十秒之後，在上午8點07分01秒，黑鷹撞山。十三人在機上、其中八人殉職。
隨著總統大選的結束、疫情的延燒，三個月前的這場意外已被逐漸淡忘。過去三個月，受難人員獲追贈勳章，國防部召開「初步調查報告」記者會，相關人員的懲處確定，紀念碑也在昨日落成。黑鷹事件看似落幕。
許多人希望放下過去。但是，我們必須記取教訓。
2014年阿帕契直升機在霧中直撞民宅；2018年2月另一架黑鷹直升機在蘭嶼墜海，六人喪生；2018年6月F-16戰機撞山，飛行員殉職；這次的黑鷹失事造成八人罹難。飛安事件頻繁發生，幾乎每一次都付出重大的代價：軍人的犧牲、家庭的破碎。現在是政府嚴肅面對系統性問題的時候——深入檢討人員訓練以及組織文化。
【感謝自由時報刊載評論：https://tinyurl.com/unjjxv4 】
▋必須面對的問題
2月15日公布的初步調查報告中，國防部將失事歸因於「環境及人因複合因素」。空軍司令部督察長在記者會上表示：飛行員以合格的方式操作飛機，在「發生地形以及天候的因素」後，操作「不及應變而發生遺憾的意外」。
但這樣的檢討報告並沒有回應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姑且不論事後的應變與搜救，這一場意外突顯了哪些制度上的缺陷？我們該如何降低意外再度發生的機率？
許多疑問，必然有紀錄可以回答。國防部雖然沒有法律義務對外公開，但若以開放和透明的態度來說明，將提升社會對國軍的信任、回應對國軍的期許。我們也希望立法院儘早要求國防部針對黑鷹事件進行專案報告。全社會——包括每一位軍人——都應該得到更完整的交代。
1️⃣ 成軍過程中的訓練標準
台灣的UH-60M黑鷹直升機分屬三個不同單位。陸軍航特部（陸航）採購的六十架黑鷹裡，其中十五架在2016年移撥給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空總）；另有十五架在2017年起，分批移交給空軍救護隊，取代服勤三十多年的S-70C藍海鷗直升機（黑鷹的前身）。而這次失事的直升機是在空軍救護隊的編制下。
陸航與空總在成軍階段都有派學員到美國；也分別聘請由美國退役飛行員組成的「技協小組」來台，協助「飛行」與「後勤維持」的訓練，為期兩年。
空總飛行員的赴美《完訓心得報告》指出：「美方對於系統認識、試講、試教之能力要求甚高⋯對於每一步驟之進行與處置，均要求機組員須正確並提前告知，前後艙之任何行動均在互相掌握與知悉下綿密進行，由其機內外空域視察⋯系統監控與安全視線交叉互補⋯等飛行中潛在危機的掌握，每次飛行後之歸詢檢討由美籍教官講評飛行狀況，並分析缺點或改進建議⋯」。
空軍救護隊為何沒有比照辦理相關訓練？空軍救護隊接裝時的受訓課程，跟陸軍與空總在美國的受訓內容，有什麼不同？接機的兩年多來，空軍救護隊有沒有參考美國「技協小組」給陸航與空總的結案報告？若有，參考了哪些訓練內容、又做了哪些改進？
國防部官員在2月的記者會解釋：空軍救護隊「已經成軍，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我們都會恢復到常態的訓練」。之前的訓練與「常態訓練」有何不同呢？
2️⃣ 模擬機的訓練
模擬機是飛行員訓練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地面上安全地演練各種緊急狀況的應變處置，例如直升機進入雲層或能見度下降而無法目視地面時，從「目視飛行」轉換為「儀器飛行」的標準程序與操作。
空總受訓人員《完訓心得報告》的第一項建議便是「持續模擬機訓練之必要性」。他們的報告說明：「對黑鷹機種之認知，咸知模擬機訓練的重要性，尤其是緊急程序發現的徵候與處置，與儀器訓練及自動化飛行操作，許多情況無法使用實體機訓練，除安全考量外，仍需高額成本與風險顧慮。唯有建立模擬機定期精進課程，獲得專業師資與硬體方能提升人員素質且增進信心與能力」。
在2月的記者會上，國防部官員表示，失事的兩位駕駛去年分別操作了四次模擬機，而最後一次則是在意外發生前的一個月。不過，在民視記者葉郁甫的追問之下，國防部也坦言：兩位飛行官先前所操作的是藍海鷗模擬機；而最近一次到新社營區操作黑鷹模擬機，是在去年三月，距離失事已達十個月之久。
據瞭解，陸航在新社建置了兩套黑鷹模擬機，每週分配固定時間給空總以及空軍救護隊的飛行員。按照陸航的內部規定，黑鷹模擬機的訓練必須達到每季三架次的標準，每架次約莫兩小時。空軍救護隊應該說明：空軍飛行員的標準是多少架次與時數？在事件發生之前，飛行員接受模擬機的訓練頻率為何？藍海鷗跟黑鷹模擬機的訓練內容和操作系統是否有所不同？這次的意外之後，空軍救護隊又做了什麼調整？
3️⃣ 國軍的組織文化
最難以克服的挑戰，或許是國軍嚴明的階級制度與管理文化。
一位現役直升機飛行員和我們表達：「最大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 。過於僵化的階級制度，或許才是這次事件的主因。訓練面向的問題絕對比文化層面容易解決，但是文化不去改變，再嚴謹的訓練都沒有用。」
根據聯合報記者程嘉文的報導分析，直升機即使進入雲層，只要將高度拉升，並及時轉為「儀器飛行」，也許就不致於撞山。然而，選擇爬升高度後再下降所要耗費的時間，就有可能延誤參謀總長的行程——為了如期達成長官交付的任務，時間壓力或許是駕駛決定維持目視飛行的原因之一。
另外，當駕駛發生空間迷向或判斷失準的狀況，另一位駕駛理應可以要求接桿協助處置。在失事前的最後十秒，雲霧極有可能已覆蓋下來、影響能見度，導致無法掌握離地情況。國防部在記者會所公佈的數據顯示，當時直升機非常接近地面，副駕駛兩度提醒高度，正駕駛雖回答「知道」，飛機高度不但沒有爬升，反倒持續下降。軍中的飛行員提出一個疑問：「是否代表當時正駕駛已經產生空間迷向？副駕駛在此時是否應適時接手操作？」正副駕駛之間的階級落差是否也影響當時應處方式？
實情是否如此，目前的公開資訊（並不包括機艙內的完整錄音檔）無法證實，但也提醒了我們，階級文化也是事件的潛在因素。
我們一直強調，應受檢討的是制度，不是個人；無論駕駛、空軍或國防部，都不該是被責難的對象。我們必須協助國軍改善組織文化，容許下屬做決策的空間——正確的判斷，不應該受到官階高低的影響。
▋紀念碑的意義
昨日，八位殉職軍人的紀念碑正式落成。
也許，面對悲劇，「不追究」被視為一種寬容、或對受難者家屬的體貼。但既有的問題不容擱置，因為各個環節所牽涉的，可能是國軍弟兄姊妹的生命安全。我們必須嚴肅思考所有可能因決策而造成的遺憾，並誠實檢討體制內長期習慣的形式主義。
我們認為，記取沉痛的經驗，勇於改變現狀，才是展現對國軍英烈的尊重。
我們期待，政府向每一位持續為國家效力賣命的飛行員以及軍士官兵承諾：國軍從此時此刻，一切將有所不同。
（圖片來源：軍聞社）
戰後處決了多少投日漢奸？
作者: 楊津濤
戰後，軍統行動最快，迅速逮捕了包括陳璧君在內的4692名大小漢奸
抗戰期間，日軍為更好地統治佔領區，先後建立了偽滿洲國、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後改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後併入汪偽政權）、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等偽政權。由此產生了一批實際為日軍服務的偽政府官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漢奸”。
日本戰敗後，長期在淪陷區有活動的軍統，最先成立“肅奸委員會”，以憲兵、員警、國軍等名義，動手抓捕漢奸。1945年9月，軍統開始行動，在南京逮捕汪偽政權梅思平（偽實業部長）、李聖五（偽教育部長）等47人，在上海逮捕溫宗堯（偽立法院長）、張國元（偽司法院長）等35人。軍統還利用汪偽特工萬里浪，讓他出面逮捕了包括偽廣東省長陳春圃在內的數十名昔日同僚。
軍統在逮捕陳璧君、褚民誼時費了一點事，偽造了一封蔣介石召見的電報，才將他們從廣州騙出。華北肅奸也相類似。軍統北平站站長馬漢三以戴笠名義，遍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高官。當賓客酒足飯飽之際，北平督察長齊慶斌帶著一名憲兵闖入，按名單點名，王蔭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殷汝耕（原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齊夑元（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等8人當場被捕。沒有出席的王克敏、王揖唐也很快歸案。在戰後三個月時間裡，軍統在全國逮捕有漢奸嫌疑者4692人。
除軍統逮捕的這些偽政府中高層官員外，周佛海、羅君強（偽宣傳部長）、丁默邨（偽浙江省長）等因在戰時與國民政府有秘密聯繫，在搜捕漢奸行動前，即被押往重慶。繼汪精衛後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的陳公博潛逃日本，被引渡回國。同時，還有一大批有漢奸行為的人被民眾檢舉。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國民政府對於偽滿、偽蒙的通敵者，“因情況特殊，一律不咎既往。”
全國共有14932名漢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無期徒刑979人
隨著逮捕工作的結束，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懲辦漢奸。1945年11月，國民政府頒佈《處理漢奸案件條例》，規定“曾任偽組織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或薦任職之機關首長者”“曾任偽組織所屬專科以上學校之校長或重要職務者”“曾在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等10種人為漢奸。
次年3月修正的《懲治漢奸條例》中，又規定了14種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通謀敵國”行為，如“圖謀反抗本國者”“供給販賣或為購辦運輸用品或製造軍械彈藥之原料者”“煽動軍事人員、公務員或人民叛逃通敵者”等。
1946年4月，對漢奸審判工作拉開序幕。在法庭上，漢奸們百般詭辯，或如梅思平痛訴投敵的“苦心”，“我等組織政府非與重慶爭政權，乃為重慶做掩護，減弱日軍之戰意而緩和其攻勢”；或如羅君強力言自己的“貢獻”，稱自己被迫配合日軍“清鄉”時，“亦不使當地百姓受痛苦，且乘機逼走駐在清鄉區內紀律敗壞之偽軍”。
法庭對梅思平的辯解全然不予採信，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被判處死刑。至於羅君強雖被控“破壞中央抗戰國策，徵集物資供給敵偽，公賣鴉片，奴化青年，禁止國幣，清剿國軍”等罪名，但陸軍總司令部、李品仙、戴笠等為其開具有戰時幫助國府的證明，故法庭網開一面，判以無期徒刑。
至1947年10月，全國法院審理漢奸情況為：檢察方面辦結63563案，起訴30185人；審判方面辦結25155案，有14932人判刑，其中死刑369人，無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罰款14人。大致而言，偽省長處死刑，偽部長處無期徒刑，偽次長處7—15年有期徒刑，偽局長處3—5年有期徒刑。其他普通漢奸，刑期在2年6個月左右。
事實上，這些漢奸大都被提前釋放。1949年春，代總統李宗仁下令：凡處有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釋放；無期徒刑者一律押往上海繼續羈押。被判刑15年的偽內務次長袁愈佺回憶，“解放軍渡江以前，國民黨政府準備逃走。被關押的漢奸和其他犯人中，凡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全部集中到上海，其餘仍在南京。當時曾風傳被判有期徒刑的人要被釋放，但始終沒有執行。”漢奸家屬們遂到司法部請願，最終“司法部長下令釋放全部在獄中的犯人”。袁愈佺“同周作人、李聖五、陳君慧等人走出了老虎橋監獄”。
文章來源: http://view.news.qq.com/a/20141103/0036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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