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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剌加與華人海商｜知史百家

安煥然

2005年6月，恩師，台灣成功大學的陳信雄教授，以及盧泰康學長來馬出席鄭和學術研討會。陪兩人到馬六甲一遊，並在星洲日報專欄作者歐陽珊的引領下，我們在馬六甲河口，當時正裝修著的鄭和文化館看到了大量中國陶瓷破片。這些瓷片多數是明代中晚期的器物，有些甚至是明朝正統、景泰、天順年間屬於「明代空白期」的器物，而且盡乎是出自中國民窑的民間商品。其量多款豐，令人大開眼界。（詳見歐陽珊《到馬六甲看碎瓷》，星洲日報星洲廣場《笑看古城》專欄，2005年10月30日）。

明朝中葉以後，中國海洋政策轉趨緊縮。為了防御倭寇，閉關鎖國，中國政府一再重申海禁政策，嚴禁商民下海私自貿易。因而，這些瓷器，究竟是如何到來這裡的呢？

其實，朝貢貿易，以及明廷使臣的賫賜貿易，只是「馬中貿易」的一部份。在朝貢體制之外，尤其是15世紀中期以後，逐漸擴大的中國民間走私帆船貿易，更是滿剌加對中國貿易的另一主要途徑。而且，與當時東南亞諸國一樣，滿剌加朝貢中國的貢使、通事，不少是由流寓於海外的華人充任的。他們常常依附在朝貢體制內進行「私貨」的貿易。

這些人當中，《明實錄》有名姓記載的，就有景泰年間的馬貴，正德初年的亞劉（蕭明舉）、彭萬春。這三人都是因為他們以滿剌加「貢使」身份來中國朝貢，發生事端，賄賂官員、劫害同僚，才被記錄下來其事跡。相信未記錄者，還有更多。

在海禁政策之下，當時的中國人是不能隨意下海經商的。因而，對中國朝廷而言，這些流寓於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海商，往往被視如「海賊」。那些擔任海外諸國貢使的海外華人，也被視為「以罪叛入其國」的「無恥之徒」。

誠如（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言：「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國之人，皆我華無恥之士，易名竄身，竊其祿位者。蓋因去中國路遠，無從稽考，朝廷又憚失遠人之心，故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不暇問其真偽，射利奸氓，叛從外國益眾。」

然而，利之所在，趨之若鶩。中國閩粵沿海商民在明中葉以後，常常是「犯禁」出海。從客觀形勢看，宣德十年（1435）以後，明朝官方大規模遠航活動停止，官方的朝貢機制趨向緊縮。但正統後期（1444年後）中國商民私自出海者卻開始增多，至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更為發展。其勢雖然不如嘉靖以後之壯大，已是16世紀中國民間海洋勢力之先聲。他們私自建造帆船出海，以中國的絲綢和陶瓷，交易東南亞各地的香料。根據葡萄牙人的文獻記載，當時從滿剌加「把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

這些「犯禁」出海的華商，主要是以暹羅為其海貿的重心。因為暹羅給予華人海商享有相當優惠的待遇（一般商船得交22.2％的商稅，華船只需繳稅六分之一）。

正值崛起的滿剌加，看到這種光景，遂也對華商採取了禮遇態度。華船到來，竟然給予免稅優待（僅習慣性地以船貨之5％作為饋贈之物）。滿剌加對海外華商這種優惠舉措，顯然是意圖與暹羅爭取對華船之到來貿易，盡管壟斷中國貿易的企圖並未成功。

《明實錄》一條實例，提供給我們有力的歷史構圖。成化七年（1471），有「福建龍溪民丘弘敏與其黨，泛海通番至滿剌加及各國貿易，復至暹羅」。彼等在海外諸地貿易之後，又「還至福建」，反被明朝「官軍往捕，復致殺死」，「依律斬丘弘敏等二十九人」。

這是《明實錄》裡有確切記載姓名（丘弘敏）的中國民間私商前往滿剌加貿易的重要證據。這條史料透露了兩個現象：其一、顯示中國民間海商與滿剌加有海貿往來。其二、在中國海禁政策之下，福建商民丘弘敏等所從事的帆船貿易，是一種遁避於明朝貢體制之外，屬於非法的走私貿易活動。誠如王賡武所說的，那是一個不受中國官方保護（甚而壓制下），「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的閩粵海商集團。鄭和下西洋罷廢之後的一、兩百年間，「馬中貿易」，除了朝貢貿易之外，基本上是在這種經貿格局下進行的。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中國人的出海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有這麼一首《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南宋文學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廓》二首中也如是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即泉州）南廓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

中國人衝向海洋，尤其是福建閩商的勇敢出海，始於唐宋。中國與海外的交通，古已有之，但在唐朝以前大抵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商舶來中國為多，中國人主動之出海遠航未成氣候。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華僑》（1995）一書中指說：中國人之海上活動，始於唐代中期（公元8至9世紀），至北宋（公元11至12世紀）更是劃時代的擴展。南宋、元、明（公元13至16世紀）則是其世界最初之海上帝國期的確立。

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交通史》認為：宋元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海外交通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廈門大學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書中更是說得直接：「宋元時期，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北自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和蘇門答臘，東起香料群島，西及阿拉伯和東非。這是近代以前中國民間商船空前絕後的壯舉。明初官方組織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範圍也沒有超過宋元時期的民間商船業已開闢的龐大交通網絡。」

宋晞教授的統計，從1012年至1258年的266年間，宋代商人出海貿易朝鮮半島高麗者多達129回，人數五千餘人，其中，福建泉州商人高居首位。

海外華人移往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相關論述可參見陳碧笙《南洋華僑史》，1989）。宋代文獻已有記述中國人在海外「住蕃」、「住冬」的記錄。有的甚至「住蕃十年不歸」。

在東南亞海域從事遠洋海洋貿易，叫得出名字的宋代中國海商，計有北宋時期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的華商邵華、「綱首」（船主）陳惟安、陳應等人。綱首吳岳的船舶到占城貿易，並載回了占城國王進奉的物品。

宋代中國海商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泉州大商人王元懋。他精通多種語文，泛海經商占城，深得占城國王寵信，把公主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住了10年才回歸中國，遂成巨富。

南宋，官僚張俊曾派一老卒，携50萬貫資本造船採辦絲綢、瓷器出海貿易，獲利數十倍。另有泉州綱首朱紡，駕海船至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三佛齊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要地，主扼馬六甲海峽，是島嶼東南亞盛極一時的海上帝國。宋代曾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的趙汝适，在其所著的《諸蕃志》書中記載的蓬豐（即彭亨）、登牙儂（即登嘉樓）、吉蘭丹等馬來半島邦國，均是當時三佛齊的屬國。

在闍婆（亦即爪哇），《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有一位舶主大商人毛旭（建溪人），經常往來其間，後來還當了闍婆使節的响導，促使闍婆朝貢中國。

在「東洋」部分，宋代海商已打通菲律賓、婆羅洲的海道。《諸蕃志》記載中國海商每到渤泥國（即今汶萊、東馬）貿易時，「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當地人喜愛中華美食，中國商船到往，「必挾善疱一二輩與俱。」

中國人之廣泛出海，至元代更是達至另一高峰。文獻所記，有元末往返高麗、爪哇的泉州商人陳寶生和孫天富結拜兄弟。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曾記說「刺桐及蠻子之商人」在爪哇「大獲其利」。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蠻子」是指中國商人，「刺桐」就是泉州商人。宋元時期，尤其是福建泉州海商，特別活耀於海上貿易。

元代汪大淵，是偉大的航海家，曾親自從泉州乘船航向東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至阿拉伯世界，甚或非洲。其著作《島夷志略》所記，更是處處華蹤。長程遠洋貿易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每歲望唐舶返其地」，備受禮遇，「尤敬愛唐人」。

宋元時期，福建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海港。1292年馬可波羅就是乘中國船隻從泉州出發，下南中國海，過馬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波斯灣的忽里模子。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印度的喀里克脫（今卡利卡特）港口看到13艘中國商船。他認為，印度與中國的交通貿易，皆操之在中國人之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阿拉伯世界），必自故臨（今印度奎隆）易小舟而往」。元代官方文書《通制條格》卷二〈雜令．蒙古男女過海〉中指說，從泉州出發海貿者，至「回回田地裡，忻都田地裡」。「忻都田地」指的是印度次大陸諸國。「回回田地」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著名學者寺田隆信說得明確：其實早在有宋一代，中國海外貿易就已呈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特別是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遠洋航海的發展時期。當時的中國商船，不僅航至印度、波斯，其船跡也擴展到東非沿岸。「中國商船『戎克』之名傳到遙遠的西方，並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

中國人這種超越性的海洋事業的氣象，非始於「突如其來」600年前的明代鄭和，而是在至今一千年前的宋元時代就早已開展了。今人只談鄭和，不識宋元閩商，那是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一知半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赤壁之戰假新聞 | 知史百家

曹若梅

發生於東漢獻帝建安13年（西元208年）的赤壁之戰，是冷兵器時代一場膾炙人口的戰爭，最為後人津津樂道，衍生的成語典故也最豐富。因為它幾乎包涵了所有戲劇性的元素，比如強弱對比鮮明的軍隊，意志力堅強的統帥，反敗為勝的曲折歷程，還有氣貫長虹的英雄事蹟，浪漫旖旎的兒女情長。那麼，這其中情節是否真如一般人的認知呢？或是含有文學歷史的包裝？

首先我們來看致使曹操落敗的關鍵是：火燒戰船。這其中有一個重要角色，就是以詐降的方式靠近曹營，然後縱火燒船的孫權手下大將黃蓋。《三國演義》要鋪陳黃蓋背棄舊主的前奏，那就是俚語「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的由來。

坦白說，這就是一則假新聞，孫權刻意釋放黃蓋遭到羞辱的消息，再弄假成真的演一齣「苦肉計」，博取曹操的信任。其實黃蓋如果真要投效曹營，根本不必如此犧牲慘烈，曹操也會接納他。因為曹操的實力比孫、劉聯盟要強上許多，黃蓋這樣的人才擇木而棲，不願與周瑜同歸於盡，是很合乎常理的抉擇。其次，曹操所刺探的情報是黃蓋身為老將，曾經做過孫權父親孫堅的部下，年齡資歷都比周瑜老練，如今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難於施展，心有不甘。再說，就算黃蓋是假降，一旦落入曹軍掌控，殺伐果斷的曹操實在無須多慮，隨時處決黃蓋便是。

赤壁之戰的另一個經典橋段，就是諸葛亮在七星壇呼風喚雨，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但是，中國製作帆船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到漢代已經很成熟了，三國東吳水軍的戰船更是不在話下，利用風帆測出風向，再找出最有利的時間點進行火攻，無須諸葛亮沐浴更衣，施展祭風之法，諸葛亮故弄玄虛製造的場景也是假新聞。

「既生瑜，何生亮！」這句俚語點出瑜亮情結，以江東美周郎的聰明才智，都自覺和諸葛亮是不分軒輊。所以，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又怎會不知姐妹花中的小喬是周瑜嬌妻，大喬是孫權的嫂嫂：孫策寡居的妻子呢？諸葛亮先是佯裝不知，然後放出假新聞，聲明曹操此次南征的目的是強佔二喬，因為曹操之子曹植在《銅雀臺賦》中寫道：「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這則假新聞讓周瑜勃然大怒，有利於孫、劉結盟共抗曹操，於是諸葛亮的激將法奏效。然而真正的史實，是赤壁之戰時銅雀臺還沒修建，怎麼會有《銅雀臺賦》？曹操在赤壁戰後才修建銅雀臺，因為他受封魏王，加九錫（天子賞賜的九種禮器），便以此臺向世人炫耀，並且舉行文會招賢納士。赤壁之戰的假新聞讓大家看得眼花撩亂，卻也深深陶醉其中。

（本文由小熊出版和作者授權刊登，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1962年生於台北，祖籍北京。曾任五常國中、福安國中歷史教師，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國立編譯館國中歷史教科書編輯委員、國語日報之歷史故事專欄執筆。著有《中小學生必須認識的中國歷史人物》、《中小學生必讀中國歷史轉捩點》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