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降維打擊用法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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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10628pol001

【抗爭一年．評論系列】社運變形記
2020/6/8 — 10:17

Ovid 是古羅馬三大詩人之一，全名是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八年五十嵗的時候被羅馬帝國始皇帝奧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之濱，在那裏終老，原因一説是因爲揭露了皇帝的私隱。2017 年，羅馬市議會替他平反。他的最重要著作是神話史詩 The Metamorphoses，中譯《變形記》，全詩五六百頁，我大學畢業之後那年讀過一半長的簡本，印象深刻。中文維基這樣介紹：

「全詩共十五卷，取材於古希臘羅馬神話。根據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回』理論，變形，即人由於某種原因被變成動物、植物、星星、石頭等。這一線索貫穿全書，是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大匯集。故事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由宇宙的創立、大地的形成、人類的出現開始，直至羅馬的建立，凱撒遇刺變為星辰和奧古斯都建立統治為止。」

今年世界醖釀巨變，去年下半年在香港發生的事乃不可忽略的元素，香港成爲了二次世界冷戰的 ground zero，而這座名城裏的人，也在經歷著意識板塊潛移。格局如此宏大的現世史，非我這支禿筆可以描述萬一，我只能懷著對詩人的敬意寫下一點心得。

2019 年香港的抗爭史無前例，社運脫胎換骨，一如《聖經》所説，年輕人憧憬異象、老者做新鮮的夢，儘管槍林彈雨血肉模糊硝烟吹滿城，還有那處惶恐與勇毅之間的九千手足正在思考著坐穿牢獄的心理準備。

然而運動最令我驚詫的，除了那每一震撼人心的無數細節本身，就是所有那些細節共合衍生出的一種前所未見的浪漫，從 6.12 占領立法會「去罩示真身」那一幕到後期理大留守戰飛索求生，那一筆一筆濃烈超現實，都是香港近四十年民主運動裏從來未有過，不是在文學藝術裏創成而是自生活本身釋出，並不需要巧匠加工。分析這浪漫的出現，對比一直以來的缺無，或者是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有效切入點。

我大膽地指稱，之前三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基本上不是内在產生、即不是在香港人文化 DNA 裏孕育成；而是個別先行者從外國經驗和理論裏學習得，加上來自中國的專制主義外力造成民衆心中的恐懼與排距，兩者於是結合，生成了八十年代至本世紀一十年代的代議民主運動。這個民主運動予以自己的使命，就是尋求《基本法》似有若無地許諾了的真民主雙普選。然而，就是連《基本法》這部讓民主運動元老領導及參與者安身立命數十年的文件，也是外來的；香港人當時要求的「三腳櫈」並未能實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文化意識兩大來源 - 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國殖民文化，儘管包含這些那些好東西，卻幾乎都沒有民主成分 。孫文的民主革命活動在香港一掠而過，而且在中國失敗了，只留下淡淡一抹苦澀，再從外面引進因此必要；否則香港人只承襲那兩種舊文化的話，近年的中國專制主義入侵必定勢如破竹。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還是功不可沒。

可是，如此引進而非與生俱來的民主觀念還只是一種理性認知，民衆知道要取得要實現還得付代價，因此會猶疑。這就好比一個小市民心儀一部在櫥窗裏看見的高端凌志，看看叫價，就會覺得自己的老爺豐田還不錯，便是有問題，修補一下還可以多用幾年。況且，文化引進還有一個水土問題，便是有普世價值的東西，也不可能 plug and play。當年流行歐美的肯德基初度來港銷售卻鍛羽而還，因爲接受它的文化條件不具備；烤鷄如此，況乎民主。

因此，在量的方面，香港人對單純民主的需求有限度，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本性並不願意給予太多讓步，這個供求關係決定了在歷次香港選舉投票中觀察到的「六四黃金分割率」，而這個比率平衡，前幾年還因中國國力上升等因素而有輕微下降。在質的方面，老一輩的民主追求止於付出體力和時間參與大體平和的靜坐與游行。這種質與量的民主訴求，顯然生不出多少浪漫。

然而，深刻的轉變大約在五六年前首先在戰後第三代香港人當中出現了。這新生代有第二代無意中爲他們種下的前世命定、與生俱來的香港人認同，很快擺脫了先輩單薄無所恃的地球村觀念和那遠看很優美、愈近愈恐怖的大中華主義。這種籠統地稱作「本土」的意識，也同時把外來的民主觀念本土化、感性化。

本土化了的各種政治訴求，已經不限於那其實處處隱藏殺機的外來《基本法》。港人治港和真民主雙普選並不需要什麽法源，更不是什麽中央恩賜、剩餘權力，而是不正自成的，所有須要法源和恩賜的東西都是假的；先輩要經歷三四十年生聚教訓才得出的結論，在新生代中凴直覺取得。繞過《基本法》達至民主，唯有通過自決、獨立。這種認知是感性的。

本土意識是發自内的、防守性的，比先輩的進取性拿來主義的民主訴求性質不一樣。你向北京要時間，北京給你五十年；你向北京要民主，北京不給你哀怨，卻僅止於哀怨。但新生代不這樣：你要來奪走我的 birthright，我就跟你拼命。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前世命定、與生俱來，所以不知所起。去年的運動，原原本本就是這種先前以爲只在文學藝術裏才有的浪漫。但它不生於文學藝術，而源自新生代抗爭者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因此連他們的口語和想象也都是浪漫的。

他們以「手足」互稱，這個先輩們只會在文言文學裏碰到才不覺得生硬的詞語，他們卻是那麽自然而然地用上；但是，那些在前綫電光火石之間以自己的軀體抵擋警棍和子彈的抗爭者，除了用這個詞語互稱，沒有更合適的。這個用法，已經超越先輩們的生活經驗。前綫不願「送頭」，卻欣然「攬炒」，突破了先輩們的語言習慣、抗爭道德和安全底綫。他們願意捐棄生命，卻堅持要勝利、要幸福，為互勉而創造出「煲底相認」的童話，悲涼凄美艷麗盡在其中，更不是我們這些乾癟得早已滲不出荷爾蒙的老一輩能夠想象出。「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香港的新生代要跟民主自由戀愛，反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演了自己編譜的《牡丹亭》，湯顯祖那兩句話，卻恰好是新老民主運動的分野。

方法論

去年的運動期間，還有一個常用詞：「進化」。這個詞既指抗爭路綫觀念上的轉化，特別指和勇結合、新派不駡老派，老派支持新派，起碼不割席、不語「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用得更多更頻繁的，是在抗爭的手段方面，包括宏觀與微觀。

第一代民主派的抗爭方法論師承共產黨馬列毛，教頭是司徒華。華叔在七十年代的教師工會抗爭中，取得成績；其後他有份領導的民主運動，戰績卻未如理想。這套方法論强調統一領導，分清主次矛盾，訂定階段性目標，搞統一戰綫，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運動節奏，靈活交替使用和平的群衆運動和武裝鬥爭（最後這招華叔當然沒有使出）。

毛的方法論，在一個訊息高度流通、兩極化歸邊完全明顯而且已經達至相當穩定平衡的系統内部很難有所作爲。要大幅改變六四黃金分割率，必須强力衝擊改變影響這個平衡的某些關鍵因子，這點過去十多二十年的實踐證明做不到。但是，就算做得到，也是無效的了，因爲如果單純玩選舉游戲，中國使出 DQ，民主派便是支持度大幅增加，也是徒勞。

因此，在選舉游戲以外實力懸殊有利中國的情況底下，民主派唯一出路便是作不對稱抗爭。其一表現，便是以無臺博弈政權的超大臺，在抗爭期間發展出以 autonomous cluster為單位的分散式動員。這種動員和運作方式特別有利於試錯和進化。誠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衆起碼爭取到某程度的主動權。E 世代的抗爭方式顯然不必和以往的一樣。

毛的抗爭方法論在他那個時代可謂登峰造極，但有兩個原因不能適用於香港的群衆運動。其一是徒弟打不過師傅，任憑你華叔的《矛盾論》讀得怎樣通，人家對你的思路和招數瞭如指掌，打壓用的資源卻比你多強無限倍，你怎麽可能不被對方壓倒？其二是施展毛的那一套需要搞三刀兩面；統一戰綫裏的「同路人」，一早認定是最終要一刀幹掉的。毛在 49 年後説過一句有名的話：「以我的估計，鲁迅如果活到今天，要麽是関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能夠玩這樣的手段，需要特別骯髒的人格。年輕世代連世故也未懂，以其少艾純真的德性，怎能夠接受那種鬥爭方式？

歸根到底，方法論不是 value-free 的，什麽樣的道德體系就會發展出什麽樣的方法論與之匹配。去年的抗爭方式，與老一輩民主派的認識南轅北轍。當時，一位民主派老朋友見抗爭完全不按毛當年證實有效的章法，擔心會吃虧，我就以這兩點給他解釋。

殺機條款

《基本法》是中國法律，基本上不可信賴，裏頭隱藏的殺機太多 - 幾乎每一則看似開明的條款，都有起碼一則相應的殺機條款。舉例說，第 22 條第一款申明中央和其他中國的政府機構不能干預香港内部事務，但第二款馬上說，如果中央政府有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經...中央政府批准便可。還不止此。這樣寫成的一部法律，條文有爭拗，作最終解釋的是人大常委會；殺手鐧不夠用的話，還有附件三。

如此危險的一部法律，視之爲定海神針，而且豪無準備當北京露出真面目、合法地動用那些殺機條款打壓香港的時候該怎麽對應，是民主派先行者的一個失誤。這個失誤，直接導致一衆同情香港的西方國家至今也視《基本法》為寶典，要求中國尊重它，真是一大諷刺。

導致這個失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爲中國不懂法律，輕視了四千年的中國式法治傳統，未曾深刻認識到中國沿著這個專制法治軌跡慣性運行乃無可避免的事。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法家，一開始就説明白了是為專制君主服務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論法、術、勢，其中的術，就是帝皇術，專門保護君主對付心謀不軌的臣子；其所謂法，則是對付人民的，説白了就是鎮壓機器。西漢自武帝以降，實行的管治是「儒表法裏」，只有宋朝的某些皇帝表現好一些，卻被中國史家譏為積弱。文革後期搞「儒法鬥爭」，法家更上層樓。《基本法》就是這個專制的法治傳統主導下的產物。

民主派先行者的第二個失誤是以爲九七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英殖時期的法律實踐大體上得以延續乃《基本法》發揮威力，殊不知那不過是中國的韜晦計加上國際大形勢底下的產物。這個錯誤看法加深了部分香港人和很多外國政要對《基本法》的美麗誤會，以致遲遲未能瞭解到在這部中國法律的控制之下，香港的危機早已深植不明白原來裏頭的開明條款非常脆弱，最後不堪一擊，而香港在法律層面基本上無險可守，要靠其他非常困難、代價非常大的辦法。如果早一點明白《基本法》的終歸不濟事，民主運動的策略和抗爭手法會有早一點的進化。幸好，去年的矛盾爆發，終於暴露了這個真相，不僅香港人知道，全世界也知道了。

上面三段文字，分別從情、理、法三方面回望去年的香港，所發生的事，其影響所及，俯拾即是，上周六四悼念表現出的質變，便是其中之一。面對中國的步步壓迫，香港的社運，從爭取民主向追求獨立的更根本層次進化、變形。那是民主派自己無意也無法做到的，習縂、林鄭和他們的高官黑警勞苦功高。

【印度為啥錯失工業化機遇？】

印度，這個有著4500年文明史，大英帝國南亞繼承人的國家。

在二戰後，有著第三世界最發達的工業體系：鐵路里程、鋼鐵產量、發電量、產業工人遠超中國，冠絕亞非拉。

1949年，印度鋼鐵產量是中國的近10倍。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尼赫魯左手拉著中國，右邊跟著馬來西亞，顧盼生輝，儼然第三世界領袖，亞洲追求工業化國家的領導者。

1950年代末期，印度工業化初見成效，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比萊鋼鐵廠先後建成，自主制造汽車下線，進入全球十大工業國行列。

印度人堅信：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走上亞洲之巔，與美蘇三國鼎力，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印度先是在1962年邊境戰爭中，被解放軍的炮火摧毀了全球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也被日本、韓國甚至中國臺灣超越，更被完成工業化的中國甩出雲霄。

那麽，占據先發優勢的印度為何錯失了工業化？在中美歐日即將開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候，印度還在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而苦苦追尋，是什麽導致了印度20世紀印度工業化的功敗垂成，印度山川稟賦和工業化歷史細節，為諸君解惑。

【先天不足的山川稟賦】

先天條件決定人成功的一半，國家也是如此。

我們印象中的印度，和中國一樣：物產豐富、礦藏繁多；但事實上，印度的農業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而印度的礦藏資源相比同體量國家，可說是貧乏。

由於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季風性氣候，降雨極端的不均衡，在7-9月，幾乎集中了全年降雨量的90%，且水量極大，超過農作物的正常需求；其他時間則滴雨難求。

這導致印度主要產糧區-恒河大平原雨季時澇死，非雨季時旱死；更可怕的是，恒河大平原地處高溫熱帶，土壤有機物分解極快（需要更多肥料施加）。

相對於中國降雨均衡、氣溫合適的華北、長江中下遊平原；印度平原先天不足，一年只能一熟，畝單產糧只有中國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盡管印度平原總面積比中國多，但糧食總產量卻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

印度農業的先天不足，也是導致古代印度：分裂時間大於統一時間的最重要因素，占據平原的印度主體王朝，農耕能力低下（相比中國），實力不足以抵達印度南部，即使抵達了，統治不能穩定，亦不能持久。

所以南亞歷史上的統一大王朝：孔雀、貴霜、笈多、莫臥兒等，基本都曇花一現，而所謂的統一，其外圍領土大多是類似附屬國的土邦，

中央集權統治從未貫徹過。這導致印度邦國林立，小文化圈、小民族圈橫行，小圈的爭鬥，給印度獨立後的工業化目標，帶來了無盡傷痕（本文最後會詳述）。

印度的礦藏呢，不能說少，但作為一個10億人口，就顯得貧乏了。

印度石油儲量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煤炭儲量是中國的二分之一，鐵礦是中國的60%，銅礦是中國的七分之一，印度幾乎沒有鉀鹽（制造鉀肥的重要原料），中國是3.6億噸。

礦藏的貧乏，對印度工業化無疑是重大打擊，當中國1990年之前，還可以出口石油、煤炭、鐵礦等能源礦藏，換取工業化資金和先進設備時，印度從一開始，還要進口石油和煤炭，一進一出之間，加重了印度工業化的負擔，特別是重化工業。

美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曾有一句名言：

“每逢妳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妳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妳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當我們面對印度糧食產量低，工業化速度慢時，總是歸結為人種懶、文化頹廢，但是否考慮過印度先天條件不足造成的巨大不利條件呢？

當然，有人會說，日本、韓國先天條件也不足，他們後天努力了，所以工業化成功了。

下邊我們就看一看印度工業化的後天努力。

【印度國民黨的‘紳士’革命】

欲實現工業化，首先要實現民族、國家獨立。

20世紀上半夜，反殖民、反帝國的革命洪流席卷全球，蘇聯、中國都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印度另辟蹊徑，走的是‘非暴力、小清新、不流血’革命。

領導印度獨立的國大黨，類似四一二前的中國國民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所謂開明地主的利益，但團結了印度共產黨、農工等左翼力量，政策中亦有社會主義的因子。

憲法規定：印度是一個主權的、世俗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共和國。

由於二戰德意誌打殘了英國，日不落帝國全球統治力下降，印度得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就獲得了獨立，並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南亞的政治遺產和工業建設。

這種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的革命，被世人稱為‘紳士’革命，亦可以稱為‘小清新’革命。優點是避免了流血，國家政權平穩過渡；缺點是沒有滌除印度社會中的封建生產關系和落後階層，反而讓他們大量進入執政階級，成為此後印度社會改革和工業化的最大阻力和隱患。

【蝸牛工業化】

印度獨立後，在尼赫魯的領導下，也效法蘇聯，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了第一、二、三....個五年計劃。

1956年印度工業政策決議：基礎工業、戰略性工業、公益工業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企業在國家指導下發展。這和中國、日本、蘇聯的國家（計劃）資本主義如出一轍。

於是，印度政府開支了龐大資金發展工業，由於優秀的國際環境，外國援建也絡繹不絕，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來幫忙。

亞洲一流，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鋼廠，由德國克虜伯財團援建，杜加普爾鋼鐵廠，是英國鋼鐵制造財團貸款，比萊鋼鐵廠，是蘇聯援建。

印度摩拳擦掌，一頓操作猛如虎，但當人們看到結果時，大吃一驚。

直到1984-1985年，印度國有企業產值占GDP 比例才24.5%，尼赫魯時期，這個數值不超過15%。

印度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1980年之前，長期維持在25%以下，而中國1980年工業產值占GDP比例已經高達48%。而直到2018年，印度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依然不超過30%。

一個農業國的經濟發展里程：必然是工業產值大幅度提升，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實現工業化，然後再商業化，出現繁榮的第三產業，工業產值比例出現下降。

從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來看，在尼赫魯以及女兒英.甘地執政（19470-1984），實施國家（計劃）資本主義時期，印度的工業化成就相當潦倒。

更騷的是：1969之前，印度還未施行大銀行國有化，14家最大的私有銀行，占據了全國存款的85%，貸款的84%。

也就是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制定了工業化的宏偉藍圖，結果手中的執行工具--國有企業，不在國民中占據主導地位；私有銀行的存在，讓印度政府也無法靠控制資金流向自己計劃的產業。

那麽為什麽印度的工業化，速度是如此的蝸牛呢？主要有兩大原因導致：

1. 印度在尼赫魯和英.甘地時期，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但由於市場經濟過於強大（特別是塔塔集團這樣的財閥存在），大量私人資本、民營企業並不願意投資重化工業，而更喜歡回報快的消費工業（微輕工業），這導致稀缺的資本不能有效的投入重化工業；而對糧、糖、棉、布等消費品價格的不予管制，放任自由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了商人和上層精英的腰包，這些階層為了享樂，大量進口高檔品，不僅浪費了大量外匯，也浪費了寶貴的再投入資本。

2. 印度農地改革（土地革命）的半途而廢，功敗垂成。

【半吊子的土地革命】

我們應該知道，一個大國想要實現全面工業化，必然先實現農地改革（土地革命）。

大規模投資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需要巨額資本、脫產的產業工人以及海量的糧食、原料，這些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都需要建立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糧食。

而在重化工業反哺農業，提供廉價的機械、化肥、先進種子之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更多的依靠以下策略實現：

A、均分土地，讓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讓土地和勞力得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

B、集約化生產：利用合作社的方式，動員集體力量，建設水庫、灌溉渠等農業基礎設施；集中農民的零散資本，進行機械購買、肥料種子研發、資本借貸等規模性投資，自我累積農業資本。

C、減少地主、高利貸者等農業食利階層，讓更多剩余資本，投入工業和農業再生產。

在印度獨立後，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農地改革，但由於執政黨-國大黨是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的代表，官僚成員也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地主集團、企業家和商人，來自農民的幾乎沒有。

所以，盡管國大黨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為了聯合工農，宣稱要搞土地革命，但在真正執政後，政策起了變化。

印度的土地制度被稱為柴明達爾制，柴明達爾（地主）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國家代管，是收稅中間人，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另一部分是自營土地，擁有世襲所有權。

印度農地改革的策略是：政府贖回柴明達爾們代管的土地，允許保留自營地。

但由於政策執行人本身就是柴明達爾階層，又遭遇印度右翼政黨強烈反對，用法院體系對抗（妄稱政府侵犯個人財產所有權，過低價格贖買等等），導致農地改革推行了10多年之久，給柴明達爾們留下了充分的時間：擴大自營地，把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大量侵吞。

結果是，政府只收回了1.7億英畝土地，約占總耕地的48%。改革完，25%農戶依然沒有一分土地，25%的農戶只有土地的1%。而擁有1000英畝以上的地主仍不少見。

尼赫魯的所謂合作社：也因為富農和大地主的反對，不能夠執行。

印度農村仍然是落後的生產方式，一盤散沙，大規模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無法施行。

【工農業惡性死循環】

農地改革半途而廢，導致印度農業效率一直不能夠快速提升，更不能夠提高有效的資源（資金、脫產工人、剩余糧食）給工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不能夠快速發展，就不能反哺提升農業效率，印度的工農業陷入了惡性循環。

更奇葩的是，印度農業在一些年頭，連自給都不行，要靠進口大量糧食滿足需要，1961-1966年，印度進口糧食2500萬噸，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外匯，更造成印度外債高築（工業資金不足，也要向外國借款）。

1966年，印度外債已達350億盧比，財政收入的約20%用來還債，印度內循環惡化，走上了依賴歐美和蘇聯的道路。

【棄難求易的綠色革命】

為了達到糧食自給，1965年之後，印度開始推行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的策略是基本放棄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利用機械、良種和肥料增產。

但機械、良種和肥料需要大量金錢，於是印度只得一方面從歐美獲得農業貸款，另一方面只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土地肥沃，見效快的地區。

中央政府提供的農業資金，僅能夠讓300萬地主受到普惠；但擁有小額田畝的農戶超過四千九百萬。

印度綠色革命導致的好處是，糧食產量有所提高，並出現了小片工農業發達的飛地，但廣大腹地依然不能解決農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印度的人口和消費需求都得不到解放，工業始終不能形成強大規模。

【劍走偏鋒的互聯網革命】

等到尼赫魯（1947-1964執政）的外孫，英.甘地（1966-1984執政）的兒子拉吉夫·甘地（1984-1989）當選印度總理時，他深感印度工農業落後歐美太多，而當時全球互聯網革命風起雲湧，拉吉夫·甘地高喊：用計算機把印度代入21世紀。

拉吉夫·甘地認為印度有世界第三的高等教育人才數量，要趕上世界潮流，當然拉吉夫拉的互聯網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印度已成為僅次於中美歐日的第五大軟件國，拉吉夫·甘地打下基礎的雄厚基礎功不可沒。

不過，在25歲以上人口，73%文盲的當時印度，發展這種高端科技服務業對印度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影響有限，反而更加重了印度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如果說尼赫魯（1947-1964執政）沒有徹底完成農業崛起，那麽英.甘地（1966-1984執政）用綠色革命劍走偏鋒，放棄了全面提升印度農業的戰略，而拉吉夫·甘地（1984-1989）再一次劍走偏鋒，把工農業都交給自由化市場，押註互聯網實現彎道超車，結果是舍本求末。

這即是印度沒有徹底滌除封建生產關系，完成土地革命，執政層擁有強大保守勢力大背景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印度歷史上一直不能夠完成大一統，國內利益集團相互內卷的結果。

在印度國內，有十四個語言集團（都宣稱有獨特的文化遺產），有占人口六分之一的穆斯林教派，有三千個婚內聯姻的種姓集團，他們都狹隘的效忠小集團。

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橫雜交錯，非但無法對國家整體的目標形成合力，反而導致國家的目標一再變化和妥協，在無盡的內耗和謊言中，冷了英雄的血，麻了百姓的心。

而在印度為清除封建生產關系和團結障礙，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漫長過程中，他錯過了20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化浪潮，錯過了20世紀70-80年代歐美的產業轉移，錯過了21世初的全球化，錯過了移動互聯網革命，也即將錯過第四次科技革命。

基礎不牢，所有的機遇對印度來說，都地動山搖，把握不住。這就是現代印度面臨的最大難題，但一面補齊基礎，一面追趕，對印度來說，又好不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