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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裡，幾乎不可能一日無音樂，音樂出現在各種用途，或怡情養性，或抒發心情．
　　在近乎太平盛世的台灣，總有人高喊：「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然而在人類音樂史上，將音樂用在砥礪人心、凝聚意識進而抵抗暴政的歷史由來已久，以宣揚政治理念為意圖的「抗議歌曲」，遠比想像中頻仍．近來最受矚目的，自然是香港運動的《願榮光歸香港》，這些宣揚自由、平等、人權與勇敢不屈的抗議歌曲，往往比單純娛樂的音樂，更能流傳後世．
　　在十九世紀的摩洛哥，曾有一位女子，以音樂嘲諷暴政，凝聚族人意識，群起抗暴，並為此獻出生命．
　　
標題：《Kharboucha，以庶民音樂抗暴的奇女子》
　
　　十九世紀時，在摩洛哥的Doukkala-Abda平原上，出現一位以民謠音樂作為抵抗暴政的奇女子，Kharboucha，在歌詞中譴責法國殖民者與地方首領Aissa Ben Omar的專制殘暴，並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一、〈貧困出身的歌者〉
　　
　　Kharboucha是農民起義的象徵，對抗殖民與地方政府的暴政，而她的武器就是她的歌聲與文字．
　
　　Kharboucha生平不詳，約出生於1895年，本名Hadda Al Ghaîtia，據信應無姣好面容，由於臉上有天花疤痕或雀斑，而被稱為Hwida 或Kharboucha（被刮傷的人），有時也稱為 Zerouala（藍眼睛的女孩），因頭髮非常捲曲，也被稱為Krida。
　　Kharboucha生活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Abda區最貧困的Oulad Zayd部落，一生在極度貧困中渡過，因其天生的音樂與民間詩歌（zajal）才華而備受矚目，迅速成為純音樂傳統Aïta的象徵人物．
　　
　　Kharboucha性格堅強勇敢，有才智與奉獻精神，雖不識字，卻將每一曲牢記在心裡，在混亂的無政府時代（稱為 ssiba），以歌聲讓人民意識到自己正遭受苦難與不公平對待，激勵人民起身抗暴，反抗壓迫和一切形式的不公不義，她的歌成為庶民音樂與農村進行政治抵抗的代表之一．
　　
　　
二、〈極權暴政下的反叛歌聲〉
　
　　若要了解Kharboucha的故事，必得先說說她所生存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的摩洛哥被劃分為兩個大區，一是服從中央政權的Bled Makhzen，但僅限於主要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另一個是由龐大的反叛領土組成的Bled Siba，這些擁有軍事力量的部落首領往往依據自身利益，選擇對抗或服從Makhzen的權力，歷來蘇丹忙於征討或綏靖這些部落首領．
　　蘇丹Moulay Hassan Ier (1873 – 1894)駕崩，Abda區開始動盪不安，地方caids欺瞞拐騙部族平民，Doukkala和R'hamna等幾個部落開始反抗這些有勢力的caids。
　　Abda區域遼闊，從Safi一直延展到Marrakech，南到El Jadida，北到Casablanca，由幾個重要部落佔據，在這些首領裡，權力最大的Caïd，名叫Aïssa Ben Omar，出生於1841年，與Makhzen關係親密，是個出色的騎士，精通武器並訓練獵鷹，非常富有，後來擔任法國殖民政府的大臣，與殖民者合作．
　　Aïssa Ben Omar生性殘暴嗜血，他的兄長Mohamed ben Omar於1879年逝世，他繼承了Caïd頭銜，剛開始只是Caïd des Bhatra，爾後經由襲擊並搶劫其他部落，大大拓展權力範圍．
　　為了與Makhzen和睦相處，Aïssa Ben Omar按時繳稅給Makhzen，卻向人民徵收雙倍以上的稅收以中飽私囊，迅速累積大量個人財富，搞得民不聊生．隨著對權力與財富的胃口愈來愈大，Aïssa Ben Omar將所有最好的牧場權全保留給自己，辦了一個小型蘇丹式法院．由於他的妻子Fatna是已故蘇丹的後裔，讓他與Makhzen有姻親關係，更強化他的威望與權勢．
　　
　　民不聊生中，1895年， Ouled Zaid部族起義，反抗Aïssa Ben Omar濫權與徵收過多稅收，幾場戰役後，即使Makhzen 派兵增援，Aïssa Ben Omar仍損失過多兵馬，由於Safi是當時極為重要的貿易港口，眾人擔心會落入反叛軍手裡．
　　Ouled Zaid的戰鬥精神讓人吃驚，Aïssa Ben Omar派人去打探，得知部落軍隊由一位名叫Kharboucha的婦女領導，她創作Aïta詩歌，在節日與露天市集歌唱，頌揚Ouled Zaid的榮耀，譴責Aïssa Ben Omar的專制殘暴，表達她的仇恨與憤怒，以富有詩意的言語，充滿力道地嘲諷他，毫不畏懼地向他挑戰，甚至在歌曲裡，稱呼他為：「吃腐肉的人，害我兄弟喪命的殺手．」
　　
　　Kharboucha在部族的每一場慶典聚會裡吟唱，激發部族與暴政對抗的勇氣與決心，Aïssa Ben Omar完全無法忍受被一個女人嘲笑，決定使用詭計，邀請鄰近部落的名人士紳與叛軍在薩菲進行調解會議， Ouled Zaid同意了，他決定在城內一個中立地帶進行調解會議，由於雙方對彼此不信任，會議在一個大型棚子裡進行，該棚子屬於一個名叫Jorge的西班牙商人，棚裡空間寬敞，可以容納眾多戰士．
　　1895年11月，雙方代表團依約前來，經過漫長談判，開始起草合約，停止敵對狀態．
　　忽然，Caïd Aïssa Ben Omar走了進來，一語不發，以堅定腳步與平靜態度，穿越整個空間，停在部落首領Ould Charfa面前，突然舉起大軍刀，將他的頭切成兩半．Caïd Aïssa Ben Omar的人馬隨之響應，興高采烈地血洗這群被背叛的Ouled Zaid部族勇士．Aïssa Ben Omar下令把城門關上，防止任何活口逃逸．
　　Safi居民原本滿心期待談判結束，眾人可回歸平靜生活，不料卻被突如其來的屠殺哭聲給嚇傻了還以為是總督Benhima死了，所有人都將被屠殺，是而驚慌失措地想逃出城外，不料卻發現城門已經關上，現場一片混亂，發生踩死人的不幸，數百人受傷，卻得不到必要的協助．僥倖逃出城的Ouled Zaid勇士想躲到marabout du Saint Bou Mohamed Saleh，然而卻因Aïssa Ben Omar爪牙的追捕而在陵寢裡迷路，最後無人逃過大屠殺．
　　在悲傷的1895年，Marrakech、Tetouan、Rabat、Essaouira 以及Aïssa Ben Omar實質掌管的Berdouz 監獄裡，共囚禁了八百多名倖存的Ouled Zaid戰士，待Aïssa死於1924年，他的古堡被掠奪並在一段時間後被徹底摧毀。
　　
　　在陷害Ouled Zaid戰士後，Aissa Ben Omar趕盡殺絕，沒收Oulad Zayid部族的土地、馬匹與武器，洗劫村莊，殘忍地殺害許多族人．這場血腥鎮壓幾乎殺光Kharboucha所有家人與族人，部落領導人被處決．
　　
　　當下，Kharboucha成功逃跑，但很快被Aissa Ben Omar的爪牙逮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Aissa Ben Omar認為Kharboucha每一首歌都有顛覆性，為了報仇與羞辱她，Aissa Ben Omar要求她在他籌辦的每一場慶典裡，吟唱她為族人演唱的每一首曲子．
　　
　　晚會裡，Kharboucha再度以音樂挑戰Aissa Ben Omar，以歌聲宣告她永遠不會屈服於暴政，將永遠捍衛自己的人民與故鄉，指責他焚燒祖先的土地，殺害她的兄弟．在一些曲子裡，她描述自己如何承受Aissa Ben Omar的殘忍酷刑．
　　Aissa Ben Omar被徹底激怒了，將她關在閣樓裡，一把火燒了．
　　
　　然而藝術不死，Kharboucha啟發了後世aïta音樂創作，這些音樂家從她遺留下來的作品裡，汲取靈感，豐富aïta音樂．
　　Kharboucha生前有些知名詞曲為後來的摩洛哥音樂家所沿用，如：「你來自何方？我來自何方？」這些詞句是她用來提醒Aissa Ben Omar，Doukkala-Abda是同一塊也是唯一的土地，所有人難道不是從相同的地方來的嗎？到了最後，什麼都不會留下．
　　
　　另一種說法是，雖然Kharboucha痛恨Aissa Ben Omar這個暴君，永遠不會屈服在暴政之下，亦不受其財富誘惑，然而她卻與他的兒子陷入情網，並以嘲諷的方式承認這一點．
　　
　　Kharboucha傳奇的一生與悲慘結局，隨著時光流逝，漸化作一則神話，成為許多摩洛哥創作者的靈感來源。
　　
　　
三、〈Aïta，痛苦與希望並存的自由歌聲〉
　　
　　Aïta一詞為複數，同時具有呼喚、哭泣、眼淚、歌聲與承諾等含意，歌曲用來召喚他人一同分享幸福或痛苦時光，抑或團結以對抗社會不公，對生活多變與人類命運多舛的哀嘆與反思．
　
　　Kharboucha非常擅長使用zajal這個極富詩意的語言，被視為是aïta音樂藝術創始人之一，有些史學家認為是Kharboucha創造了這種特殊的音樂形式，該音樂的特殊性在於號召並動員人民，通常是由女性來吟唱，或者是由裝扮成女性的男性來吟唱．
　　
　　Aïta音樂的口述文字相當豐富，包含婚禮歌曲、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的故事，或是婦女的家庭生活，以及反殖民抗爭、對國家獨立的渴望以及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等較政治性且嚴肅的議題．
　　「自由」是aïta另一個特色，歌者可放任自己的語調自由，將激盪情感化作具體樂音，以個人化方式，表現人們的苦難與希望．
　　
　　每一曲aïta都是由神秘性的爆炸開始，召喚阿拉與聖徒，哭喊逐漸轉變成歌謠，證實痛苦的存在並要求從中自我超越，既體現了痛苦與承諾，又體現了情感的深度，表達了同情在歡樂與痛苦中不變的號召，最重要的是圍繞cause進行交流。在Kharboucha一首作品中，她甚至以一種動人的方式，期待自己的死亡．
　
　　Aïta藝術源於東方的Beni Hilal阿拉伯人與當地的柏柏爾人口之間的歷史及文化交流，於大西洋平原上發展，不同地區的aïta有所不同，累積成豐富的口頭音樂遺產，例如卡薩布蘭卡、Chaouia和Doukkala地區的Marsaouia，Abda和Safi的Hasbaouia，Rabat和Zaër的Zaerya，以及Haouzia、Errhamna和Marrakech的鄉村民謠等．
　　長期以來，aïta被貶低為下里巴人的音樂，屬於典型的鄉村、部落與田園歌謠，遲至廿世紀中葉，才被引入城市音樂裡，得到更新．
　
　
四、〈阿任個人小感觸〉
　　
　　Aïta音樂對我們的閱聽習慣來說，頗為遙遠陌生，旋律與節奏上的變化不大，變化與趣味處更多是在歌詞，以極為自由的形式，讓歌者吟唱在地的庶民故事，抒發內心情感，也因此，若不諳該語言，確實難以進入音樂情境中．
　　仍可從那滄桑、粗糙且帶著顆粒的樸實嗓音，感受到真摯原初的情感，那是一種從貧瘠土地深處湧現的樂音，強烈赤裸的生命能量，無論歡喜悲傷，強烈直接，未經雕琢．
　　在我想像裡，那是某種形式的吟遊詩人吧，走唱人間，描繪底層故事，傾瀉庶民心聲，是個人詩歌創作，觸動著社群集體．
　　現代台灣，總有人高呼：「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我總想，講這種話的人，不過是希望大家通通閉嘴，不要吵他賺大錢，不要打擾到他個人清幽寧靜生活裡的小確幸．
　　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北非部落，有一位勇敢的奇女子，以音樂歌聲為武器，奮不顧身抵抗壓迫者，鼓勵族人為生命、為尊嚴而戰！
　　
　　是音樂，也是庶民故事，是歷史，也是抗暴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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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裡，幾乎不可能一日無音樂，音樂出現在各種用途，或怡情養性，或抒發心情．
　　在近乎太平盛世的台灣，總有人高喊：「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然而在人類音樂史上，將音樂用在砥礪人心、凝聚意識進而抵抗暴政的歷史由來已久，以宣揚政治理念為意圖的「抗議歌曲」，遠比想像中頻仍．近來最受矚目的，自然是香港運動的《願榮光歸香港》，這些宣揚自由、平等、人權與勇敢不屈的抗議歌曲，往往比單純娛樂的音樂，更能流傳後世．
　　在十九世紀的摩洛哥，曾有一位女子，以音樂嘲諷暴政，凝聚族人意識，群起抗暴，並為此獻出生命．
　　
標題：《Kharboucha，以庶民音樂抗暴的奇女子》
　
　　十九世紀時，在摩洛哥的Doukkala-Abda平原上，出現一位以民謠音樂作為抵抗暴政的奇女子，Kharboucha，在歌詞中譴責法國殖民者與地方首領Aissa Ben Omar的專制殘暴，並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一、〈貧困出身的歌者〉
　　
　　Kharboucha是農民起義的象徵，對抗殖民與地方政府的暴政，而她的武器就是她的歌聲與文字．
　
　　Kharboucha生平不詳，約出生於1895年，本名Hadda Al Ghaîtia，據信應無姣好面容，由於臉上有天花疤痕或雀斑，而被稱為Hwida 或Kharboucha（被刮傷的人），有時也稱為 Zerouala（藍眼睛的女孩），因頭髮非常捲曲，也被稱為Krida。
　　Kharboucha生活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Abda區最貧困的Oulad Zayd部落，一生在極度貧困中渡過，因其天生的音樂與民間詩歌（zajal）才華而備受矚目，迅速成為純音樂傳統Aïta的象徵人物．
　　
　　Kharboucha性格堅強勇敢，有才智與奉獻精神，雖不識字，卻將每一曲牢記在心裡，在混亂的無政府時代（稱為 ssiba），以歌聲讓人民意識到自己正遭受苦難與不公平對待，激勵人民起身抗暴，反抗壓迫和一切形式的不公不義，她的歌成為庶民音樂與農村進行政治抵抗的代表之一．
　　
　　
二、〈極權暴政下的反叛歌聲〉
　
　　若要了解Kharboucha的故事，必得先說說她所生存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的摩洛哥被劃分為兩個大區，一是服從中央政權的Bled Makhzen，但僅限於主要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另一個是由龐大的反叛領土組成的Bled Siba，這些擁有軍事力量的部落首領往往依據自身利益，選擇對抗或服從Makhzen的權力，歷來蘇丹忙於征討或綏靖這些部落首領．
　　蘇丹Moulay Hassan Ier (1873 – 1894)駕崩，Abda區開始動盪不安，地方caids欺瞞拐騙部族平民，Doukkala和R'hamna等幾個部落開始反抗這些有勢力的caids。
　　Abda區域遼闊，從Safi一直延展到Marrakech，南到El Jadida，北到Casablanca，由幾個重要部落佔據，在這些首領裡，權力最大的Caïd，名叫Aïssa Ben Omar，出生於1841年，與Makhzen關係親密，是個出色的騎士，精通武器並訓練獵鷹，非常富有，後來擔任法國殖民政府的大臣，與殖民者合作．
　　Aïssa Ben Omar生性殘暴嗜血，他的兄長Mohamed ben Omar於1879年逝世，他繼承了Caïd頭銜，剛開始只是Caïd des Bhatra，爾後經由襲擊並搶劫其他部落，大大拓展權力範圍．
　　為了與Makhzen和睦相處，Aïssa Ben Omar按時繳稅給Makhzen，卻向人民徵收雙倍以上的稅收以中飽私囊，迅速累積大量個人財富，搞得民不聊生．隨著對權力與財富的胃口愈來愈大，Aïssa Ben Omar將所有最好的牧場權全保留給自己，辦了一個小型蘇丹式法院．由於他的妻子Fatna是已故蘇丹的後裔，讓他與Makhzen有姻親關係，更強化他的威望與權勢．
　　
　　民不聊生中，1895年， Ouled Zaid部族起義，反抗Aïssa Ben Omar濫權與徵收過多稅收，幾場戰役後，即使Makhzen 派兵增援，Aïssa Ben Omar仍損失過多兵馬，由於Safi是當時極為重要的貿易港口，眾人擔心會落入反叛軍手裡．
　　Ouled Zaid的戰鬥精神讓人吃驚，Aïssa Ben Omar派人去打探，得知部落軍隊由一位名叫Kharboucha的婦女領導，她創作Aïta詩歌，在節日與露天市集歌唱，頌揚Ouled Zaid的榮耀，譴責Aïssa Ben Omar的專制殘暴，表達她的仇恨與憤怒，以富有詩意的言語，充滿力道地嘲諷他，毫不畏懼地向他挑戰，甚至在歌曲裡，稱呼他為：「吃腐肉的人，害我兄弟喪命的殺手．」
　　
　　Kharboucha在部族的每一場慶典聚會裡吟唱，激發部族與暴政對抗的勇氣與決心，Aïssa Ben Omar完全無法忍受被一個女人嘲笑，決定使用詭計，邀請鄰近部落的名人士紳與叛軍在薩菲進行調解會議， Ouled Zaid同意了，他決定在城內一個中立地帶進行調解會議，由於雙方對彼此不信任，會議在一個大型棚子裡進行，該棚子屬於一個名叫Jorge的西班牙商人，棚裡空間寬敞，可以容納眾多戰士．
　　1895年11月，雙方代表團依約前來，經過漫長談判，開始起草合約，停止敵對狀態．
　　忽然，Caïd Aïssa Ben Omar走了進來，一語不發，以堅定腳步與平靜態度，穿越整個空間，停在部落首領Ould Charfa面前，突然舉起大軍刀，將他的頭切成兩半．Caïd Aïssa Ben Omar的人馬隨之響應，興高采烈地血洗這群被背叛的Ouled Zaid部族勇士．Aïssa Ben Omar下令把城門關上，防止任何活口逃逸．
　　Safi居民原本滿心期待談判結束，眾人可回歸平靜生活，不料卻被突如其來的屠殺哭聲給嚇傻了還以為是總督Benhima死了，所有人都將被屠殺，是而驚慌失措地想逃出城外，不料卻發現城門已經關上，現場一片混亂，發生踩死人的不幸，數百人受傷，卻得不到必要的協助．僥倖逃出城的Ouled Zaid勇士想躲到marabout du Saint Bou Mohamed Saleh，然而卻因Aïssa Ben Omar爪牙的追捕而在陵寢裡迷路，最後無人逃過大屠殺．
　　在悲傷的1895年，Marrakech、Tetouan、Rabat、Essaouira 以及Aïssa Ben Omar實質掌管的Berdouz 監獄裡，共囚禁了八百多名倖存的Ouled Zaid戰士，待Aïssa死於1924年，他的古堡被掠奪並在一段時間後被徹底摧毀。
　　
　　在陷害Ouled Zaid戰士後，Aissa Ben Omar趕盡殺絕，沒收Oulad Zayid部族的土地、馬匹與武器，洗劫村莊，殘忍地殺害許多族人．這場血腥鎮壓幾乎殺光Kharboucha所有家人與族人，部落領導人被處決．
　　
　　當下，Kharboucha成功逃跑，但很快被Aissa Ben Omar的爪牙逮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Aissa Ben Omar認為Kharboucha每一首歌都有顛覆性，為了報仇與羞辱她，Aissa Ben Omar要求她在他籌辦的每一場慶典裡，吟唱她為族人演唱的每一首曲子．
　　
　　晚會裡，Kharboucha再度以音樂挑戰Aissa Ben Omar，以歌聲宣告她永遠不會屈服於暴政，將永遠捍衛自己的人民與故鄉，指責他焚燒祖先的土地，殺害她的兄弟．在一些曲子裡，她描述自己如何承受Aissa Ben Omar的殘忍酷刑．
　　Aissa Ben Omar被徹底激怒了，將她關在閣樓裡，一把火燒了．
　　
　　然而藝術不死，Kharboucha啟發了後世aïta音樂創作，這些音樂家從她遺留下來的作品裡，汲取靈感，豐富aïta音樂．
　　Kharboucha生前有些知名詞曲為後來的摩洛哥音樂家所沿用，如：「你來自何方？我來自何方？」這些詞句是她用來提醒Aissa Ben Omar，Doukkala-Abda是同一塊也是唯一的土地，所有人難道不是從相同的地方來的嗎？到了最後，什麼都不會留下．
　　
　　另一種說法是，雖然Kharboucha痛恨Aissa Ben Omar這個暴君，永遠不會屈服在暴政之下，亦不受其財富誘惑，然而她卻與他的兒子陷入情網，並以嘲諷的方式承認這一點．
　　
　　Kharboucha傳奇的一生與悲慘結局，隨著時光流逝，漸化作一則神話，成為許多摩洛哥創作者的靈感來源。
　　
　　
三、〈Aïta，痛苦與希望並存的自由歌聲〉
　　
　　Aïta一詞為複數，同時具有呼喚、哭泣、眼淚、歌聲與承諾等含意，歌曲用來召喚他人一同分享幸福或痛苦時光，抑或團結以對抗社會不公，對生活多變與人類命運多舛的哀嘆與反思．
　
　　Kharboucha非常擅長使用zajal這個極富詩意的語言，被視為是aïta音樂藝術創始人之一，有些史學家認為是Kharboucha創造了這種特殊的音樂形式，該音樂的特殊性在於號召並動員人民，通常是由女性來吟唱，或者是由裝扮成女性的男性來吟唱．
　　
　　Aïta音樂的口述文字相當豐富，包含婚禮歌曲、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的故事，或是婦女的家庭生活，以及反殖民抗爭、對國家獨立的渴望以及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等較政治性且嚴肅的議題．
　　「自由」是aïta另一個特色，歌者可放任自己的語調自由，將激盪情感化作具體樂音，以個人化方式，表現人們的苦難與希望．
　　
　　每一曲aïta都是由神秘性的爆炸開始，召喚阿拉與聖徒，哭喊逐漸轉變成歌謠，證實痛苦的存在並要求從中自我超越，既體現了痛苦與承諾，又體現了情感的深度，表達了同情在歡樂與痛苦中不變的號召，最重要的是圍繞cause進行交流。在Kharboucha一首作品中，她甚至以一種動人的方式，期待自己的死亡．
　
　　Aïta藝術源於東方的Beni Hilal阿拉伯人與當地的柏柏爾人口之間的歷史及文化交流，於大西洋平原上發展，不同地區的aïta有所不同，累積成豐富的口頭音樂遺產，例如卡薩布蘭卡、Chaouia和Doukkala地區的Marsaouia，Abda和Safi的Hasbaouia，Rabat和Zaër的Zaerya，以及Haouzia、Errhamna和Marrakech的鄉村民謠等．
　　長期以來，aïta被貶低為下里巴人的音樂，屬於典型的鄉村、部落與田園歌謠，遲至廿世紀中葉，才被引入城市音樂裡，得到更新．
　
　
四、〈阿任個人小感觸〉
　　
　　Aïta音樂對我們的閱聽習慣來說，頗為遙遠陌生，旋律與節奏上的變化不大，變化與趣味處更多是在歌詞，以極為自由的形式，讓歌者吟唱在地的庶民故事，抒發內心情感，也因此，若不諳該語言，確實難以進入音樂情境中．
　　仍可從那滄桑、粗糙且帶著顆粒的樸實嗓音，感受到真摯原初的情感，那是一種從貧瘠土地深處湧現的樂音，強烈赤裸的生命能量，無論歡喜悲傷，強烈直接，未經雕琢．
　　在我想像裡，那是某種形式的吟遊詩人吧，走唱人間，描繪底層故事，傾瀉庶民心聲，是個人詩歌創作，觸動著社群集體．
　　現代台灣，總有人高呼：「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我總想，講這種話的人，不過是希望大家通通閉嘴，不要吵他賺大錢，不要打擾到他個人清幽寧靜生活裡的小確幸．
　　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北非部落，有一位勇敢的奇女子，以音樂歌聲為武器，奮不顧身抵抗壓迫者，鼓勵族人為生命、為尊嚴而戰！
　　
　　是音樂，也是庶民故事，是歷史，也是抗暴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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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昆德拉50年前的經歷，你就會發現歷史正在香港重演。共產黨各種對人的輾壓，沒有一樣是新的，可笑的是，很多人同時聞所未聞，覺得是天方夜譚：

//一九六八年，俄國人佔領我的國家不久，他們剝奪了我的工作（和成千上萬的其他捷克人一樣），沒有人有權利給我另外一份工作。這時，一些年輕的朋友就來找我，他們建議我以他們的名字寫一些廣播劇、電視劇、話劇劇本、文章、報導、電影劇本，以使我不為生計發愁。但是我經常是拒絕他們，因為我做不出他們建議我做的一些東西，另外也因為這樣很危險。不是對我，而是對他們。秘密警察為了讓我們飢寒交迫，迫使我們投降並當眾認錯，他們便會嚴密地監視著那些會讓我們突圍的可憐出口，並嚴厲地懲罰那些把名字作禮物送給我們的人。

在這些慷慨的捐贈者中，有一個叫做R（我沒必要掩飾什麼，因為一切都被發現了）的年輕女子。這個羞怯、文靜且聰明的女孩是發行量驚人的一份青年雜誌的編輯。由於這份雜誌當時不得不發表大量生硬的政治文章來歌頌兄弟般的俄國人民，編輯部在想辦法如何吸引廣大讀者。於是，它決定例外地背離一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開辦一個星相專欄。

在我受排斥的那些年月裡，我做了成千上萬份星相算命。既然偉大的哈謝克能做狗販子（他賣了很多偷來的狗並且把許多雜種狗當純種賣掉），為什麼我不能搞星相算命呢？

當R來請我秘密地為她的周刊主持一個星相專欄時，我滿口應承下來，並建議她對編輯部說，這些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原子專家，之所以不願意透露姓名，是擔心成為同事們的話柄。在我看來，我們的事情受到了雙重的保護：一個並不存在的專家，還有他的筆名。
我於是動手用假名寫了一篇又長又漂亮的論占星術的文章。然後，每個月就不同的星相寫一篇比較荒唐的短文，並由我自己來為金牛座、白羊座、處女座、雙魚座等畫出小畫片。收入是可笑的，事情本身也沒什麼有趣和出彩的地方。這一切中惟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的存在：一個從歷史和文學書還有電話簿裡抹掉的人，一個通過奇怪方式轉生過來的已死之人，向成千上萬的社會主義國家青年灌輸著占星術的偉大真理。

有一天，R告訴我她的主編被這位星相學家征服，想讓他為自己算一命。我非常高興。主編是被俄國人安插在雜誌社的黨委。他半輩子都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R笑著對我解釋說：「他有點不好意思提這事兒。他希望不要鬧得滿城風雨，讓別人說他相信中世紀的迷信。但是他非常想試試。」

「好哇，」我說，並且我很高興。我了解這個主編，他除了是R的老闆以外，還是黨的高級幹部，經他的手毀掉了我不少朋友的性命。

「他想保持完全匿名。我要給你他的出生日期，但你不該知道是他的。」

這更讓我覺得好玩了：「好哇！」

「他要給你一百克朗作為算命費用。」

「一百克朗？他怎麼想得出來，這個吝嗇鬼。」

他託人轉送來一千克朗。我塗了滿滿十頁紙，描述他的性格，勾勒出他的過去（我是足夠了解的）和將來。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來完成我的作品，並且和R進行了詳細的諮詢。通過星相算命，實際上可以巧妙地影響甚至引導人們的行為。我們可以建議他們做一些事，提醒他們注意另一些事，並且通過讓他們了解他們未來的厄運，使他們變得更為謙卑。

不久以後，我再見到R的時候，我們就笑個不停。她說，主編自從看了自己的星相運勢後，變得更好了。他開始對自己的嚴厲略有收斂，因為星相學讓他注意這一點。他十分重視自己能夠做到的那一丁點善良。在他那經常處於失神狀態的目光裡，可以看出一種憂傷，那是因為知道自己的星相是屬於命苦一類而產生的憂傷。

十二個月後，我的最後一篇關於人馬座的星相文章發表，然後又過了一年（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事情），我接待了一個我不認識的青年男子的來訪。他什麼也不說，給了我一個信封。我撕開它，讀裡面的信，可是費了半天勁我才明白那是R的一封信。筆跡辨識不清，寫這封信的時候，她可能正心煩意亂。她盡力說得拐彎抹角，好讓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看不懂，可這麼一來我本人也只看懂了一半。我弄清楚的惟一一件事：我的作者身份被發現了。

那個時候，我在布拉格的巴爾托洛梅街上有一套單間公寓。這是一條小街，但很有名。所有的樓房，除了其中的兩座（包括我住的這座），都屬於警察局。當我從我在五層的大窗戶往外面看的時候，我看到上面、在樓頂的上方，是赫拉德欽塔樓，而下面是警察局的院子。

小伙子（一切都表明，他是R的未婚夫）極其謹慎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圍。他顯然認為，警察安了竊聽器監視我的房子。我們悄悄地用頭部示意，之後走了出去。我們先是一言不發地走路，一直到走到喧嚷的民族大街，他才對我說R想見我一面，他的一個我不認識的朋友把他在郊區的公寓房借給我們秘密約會。

第二天，我坐了很長一段有軌電車，一直來到布拉格城邊。那是十二月份，我的手凍僵了。早晨這個時間，宿舍樓裡空無一人。根據小伙子給我做的描述，我找到了那座樓房，我坐電梯上了四層，看看門上的主人姓名卡，按了門鈴。房間寂靜無聲。我又按了一次，但沒有人開門。我又回到街上。我在寒冷的街上又溜達了半個小時，心想R可能遲到了，她要是從電車站出來一路從人行道走過來時，我就會碰見她。可是，連個人影都沒有。我又坐電梯上了樓。我又按門鈴。幾秒鐘以後，我聽見房間裡響起抽水馬桶的聲音。這時候，我覺得就好像有人在我身體裡放置了一個能映照出恐慌不安的玻璃體。我從自己的體內能感受到不能為我開門的年輕姑娘的恐懼，她五臟六腑都充滿著恐慌。

她開了門，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著，盡可能像往常一樣可愛。她開了幾句笨拙的玩笑，說我們終於在一個無人的房間裡兩個人單獨相處了。我們坐下來，她跟我說最近被叫到警察局去了。他們盤問了她一整天。頭兩個小時，他們問了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她當時覺得自己把握著局勢，和他們開著玩笑，不客氣地問他們是不是就因為這些愚蠢的問題而不讓她去吃午飯。正在這時，他們問她：親愛的R小姐，是誰在你們的畫報上為您寫了那些星相文章？

她臉紅了，試圖跟他們談某個她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物理學家。他們問：您認識昆德拉先生嗎？她說她認識我。有什麼不妥嗎？他們回答說：沒什麼不妥，可是您知道昆德拉先生對星相學感興趣嗎？這事兒我不知道，她說。這事兒您不知道？他們笑著對她說。布拉格滿城皆知，而這事兒您不知道？她又說了一會兒原子專家的事兒，其中的一個警察就開始對她大叫起來：別胡扯了！

她跟他們說了實情。報社編輯部想開一個星相專欄但不知道該找誰寫。R認識我，請我來幫助她。她肯定沒有觸犯任何法律。他們同意她的說法。不，她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她違背的是內部條例，條例規定禁止與那些曾背信於黨、背信於國家的人進行合作。她提醒他們說，沒有發生任何嚴重的問題：昆德拉先生的名字一直是隱匿的，使用筆名也沒有冒犯任何人。至於昆德拉先生領取的報酬，甚至都不值得一提。他們又對她說不錯，是沒有發生什麼嚴重問題，確實，他們只是要做一個關於事情經過的筆錄，她簽字就可以了，她沒什麼可擔心的。

她簽了那份筆錄，兩天後主編找她談話，告訴她她被解雇了，立即生效。當天她就去了一家電台，那家電台裡的朋友一直建議她來他們那兒工作。他們高興地接待了她，可是第二天來填表的時候，很喜歡她的人事主管神情黯然地說：「孩子，瞧瞧你做的傻事！你毀了自己的一生。我絕對一點兒也幫不上忙。」

她首先猶豫是否要跟我說，因為她向警察保證不把受審問的情況告訴任何人。但是，她又接到警方的傳訊通知（第二天她要去警察局），她決定還是和我秘密見上一面，以便統一口徑，一旦我也被傳訊時，兩個人的說法不致互相矛盾。

這不難理解，R不是膽怯，她只是年輕，不諳世事。她剛遭受到第一下打擊，不可理喻的、意想不到的打擊，這將讓她終生難忘。我明白，我是被選來當作黑手的，通過我來達到警告並懲罰人們的目的，我開始對自己感到害怕了。

她嗓音發緊地問我：「您認為，他們會知道您算命拿了一千克朗的事兒嗎？」

「不用害怕。一個在莫斯科學習了三年的傢伙，永遠也不敢承認他搞過星相算命。」

她笑了，這笑聲儘管持續了不到半秒鐘，卻宛若靈魂拯救的輕聲承諾，迴響在我耳邊。

當我就雙魚座、金牛座和白羊座寫那些愚蠢的短文時，我想聽到的就是這一笑聲，我想像的報償也就是這一笑聲。可是在此之前，它從哪個方向都沒有響起過，因為天使們在這個世界的各個地方，在所有的指揮部，都佔據了決定性的地位，他們征服了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俄國的將軍和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用他們冰冷的目光從四面八方看著我們，這一目光把我們詼諧地愚弄人的外衣剝掉，揭露出我們是一些可憐的騙子，為社會主義青年的刊物做事卻既不相信青年也不相信社會主義；為主編大人占星算命，卻既不在乎主編也不在乎星相學；故弄玄虛地擺弄著一些可笑的玩意兒，而與此同時，我們周圍的所有人（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將軍和持不同政見者）都在為人類的未來而戰鬥。我們感覺得到他們的目光落在我們身上的份量，它足以把我們變成隨便用鞋跟踩死的蟲子。

我控制住自己的不安。我試圖為R設想出一個最合理的計劃，以應付第二天警察的審問。談話期間，她幾次站起身去廁所。她每次回來都伴著抽水馬桶聲和恐慌不安的表情。這個勇敢的姑娘為她的恐懼感到羞愧。這個有品位的女人為她的內部器官在一個陌生男人眼前失控而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