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河西名將張議潮:唐帝國在西域最後的輝煌(二)|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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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在地理位置上,河西走廊北部是歷來被游牧民族控制的蒙古高原,南部則是同樣被游牧民族控制的青海高原。這兩個地方始終處於中原農耕文明和塞外游牧民族反復進退的拉鋸戰中。因此,在很長歷史時期內,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進入西北西域地區唯一可靠的戰略通道。成為後世2000多年中,溝通中國中原與西北兩大領土地區最核心、最重要的戰略咽喉,也成為中央政府維護在西域地區主權和國家利益最重要的通道。
同時,正是由於河西走廊的開通,才使中國的商隊和使團得以擁有一條可靠的、安全的道路途徑西域後向更遠的西亞、歐洲地區前進,而西方的商隊和使團也得以途經小亞細亞、波斯、中亞、和西域後,通過河西走廊到達中原地區。從此,一條綿延數千公里,延續2000多年,對後世人類東、西方文明產生無法估量影響的文明之道——絲綢之路,正式誕生於歐亞大陸,拉開了人類文明交流史的新紀元。
同時,河西走廊地區對中原王朝還具有極其重要的軍事和國防價值。該地區的祁連山草場水草豐美,是著名的畜牧業基地。併入中國版圖後,以祁連山馬場為代表,河西走廊地區迅速成為中原中央王朝重要的軍馬、軍駝生產基地。在此後2000多年裡,河西地區與河套平原地區、遼東半島地區、華北燕雲地區一道,成為中原王朝最重要的4個畜牧業基地,為中央王朝組建並保持強大的騎兵部隊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河西走廊對原中央王朝具有不可替代的、極大的戰略價值。成為西漢開始歷代中原中央王朝都極力保護的戰略重地。同時,也正是由於具有如此重要的戰略價值,導致該地區成為歷代游牧民族政權極力企圖奪取的對象。雙方圍繞河西走廊展開激勵的爭奪。在很長時期內,中原政權都牢牢控制著這一戰略咽喉。但是,到唐朝中期,局面發生悲劇性逆轉。起因就是對中國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安史之亂。
公元618年,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極為深遠影響的大唐帝國建國。大唐是世界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代,其影響之大、之深遠,以至於今天海外華人依然被稱為「唐人」,華人聚居區被稱為「唐人街」。大唐開國後,舉國上下從皇帝到一般民眾,迅速成為一個極端崇尚武功的國度。從唐太宗起,在帝國強大的軍事打擊下,周邊宿敵東突厥、西突厥、高昌、吐谷渾、高句麗、百濟陸續被滅亡。帝國疆土在短短幾十年內,爆炸似的迅速擴張。
到極盛時期,大唐帝國的疆域最北端跨越蒙古高原,進入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北海(注:今貝加爾湖)成為帝國內湖;東北到達今黑龍江口地區,並跨過日本海,擁有庫頁島;最西端瀕臨西海(注:今裏海)東岸,鹹海成為帝國的內湖;西南進入今巴基斯坦境內,最南端進入越南境內。大唐帝國成為後世公認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經濟、軍事實力尤其是疆域超過當時西方三個強國即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和後來法蘭克帝國的總和。
隨著不斷的開疆拓土,大唐帝國的疆域迅速擴大,成為一個擁有極為廣袤的邊疆地區的大國。為了有效保證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控制並鞏固邊防,公元722年,唐玄宗李隆基改變以往國防政策,在重要的邊境地區設立十鎮,任命九大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節度使擁有巨大的權力,在所轄區域內,掌管著軍事、經濟和民事。成為當之無愧的「海外天子」。李隆基設立節度使的本意是試圖在邊境地區建立起一套鞏固的國防系統,長官可以擁有實際權力,有效的抗擊外來侵略。
據《新唐書》記載,當時的節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但是,擁有巨大權力尤其是不受制約的兵權的節度使勢力迅速擴大,不久就成為事實上割據一方的、半獨立性質的地方政權。這就為帝國埋下內亂的禍根。唐玄宗李隆基執政中、晚期,這位曾經力挽狂瀾,將大唐帝國從內亂帶向鼎盛的皇帝此刻早已沒有了當年銳意進去的志氣。驕奢淫逸,任用奸佞,成為一個十足的昏君。在這方面,他和他的兩位有同樣經歷的前輩商紂王、吳王夫差非常類似。朝政的腐敗加劇了國內本就十分複雜的局勢。同時由於貪圖享樂,唐玄宗根本無心顧及國家大事尤其是最重要的國防軍事,放鬆了對邊疆地區節度使的警惕。同時,為對付外敵,還對節度使大肆放權,導致節度使的權力近一步增大。在這種局面下,有巨大野心的邊境節度使有了可趁之機。其中尤以安祿山野心最大。
(六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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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起因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文茜的世界週報》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爾布爾長年維護正義與人權 獲頒唐獎「法治獎」】
1995年代中期,前南斯拉夫的一個村落山丘,一具具屍體散佈在冰冷的土壤中。總統米洛塞維奇被指控在戰爭中下令進行種族屠殺。米洛塞維奇被迫下台之後隨即被逮捕並遞交海牙,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送上國際戰犯法庭的前國家元首。電影《正義出擊》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將南斯拉夫大屠殺這一段歷史拍成電影,這場大屠殺國際戰犯法庭的法官,正是今年唐獎「法治類」得獎人。
阿爾布爾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長年在國際社會上為爭取正義及維護人權而努力,因此獲選。
阿爾布爾表示,「法治(rule of law)」可以是追求正義的途徑,但是也有被誤用的危險性。
阿爾布爾表示,『法治』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反映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也是聯合國宣揚的價值核心,但危險之處,特別是握有權力的人,有時打著「法治」的旗號,主張只要權力在法律的管理之下,掌權者就可以(任意)行使,所有法律都一樣。我的看法並不是這樣,法治並非只是依法管理(ruled by law),它應該確保民眾得到法律的保護與好處,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每個人都應對法律負責,但不是所有的法律都適用,必須是符合正義,為了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的法律,而不是提供權力給暴君的法律,如果法律促成了權力的濫用,我們就不應該提倡這樣的法律系統。
阿爾布爾在退休前歷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以及國際危機預防組織(ICG)的主席,對於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行動,也有深入的觀察。
她說,《世界人權宣言》預期到倘若(國家)沒有「法治」來保障基本人權,人民是會反叛的,反叛不僅無可避免,甚至也可能是符合民眾需要。民眾起義對抗暴政或壓迫,所以倡導「法治」是很重要的,我們在所謂「阿拉伯之春」所見到的現象,我不確定那是哪種「春天」。因為從結果看,那是短暫的。比方說,對敘利亞就不是個好季節,埃及也不是。但無論如何,這些現象代表的正是那樣,人民揭竿而起,因為政權未能提供保護、榮景,安全或成就的環境。
阿爾布爾進一步談到「街頭民主」的危險。「有時候(反叛)被視為十分勇敢的行為,但也可能伴隨非常嚴重的後果,有的人因此喪命,如果(革命)失敗了,的確也發生過這樣的例子,反而為更多的壓迫製造機會,那樣的「街頭民主」是極端危險的。所以如果起義革命隨之而來的不應該是更多的壓迫或限制自由,而是政治空間的開放所處的法律系統,不應只是維護「秩序」而已。「秩序」屬於安全的範疇,這樣是不夠的。維護「秩序」必須是為了所有人民的更大自由,不是為了少數菁英的自由,而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壓迫。
阿爾布爾對於「阿拉伯之春」之後,在敘利亞及伊拉克等國趁著內戰動盪而崛起的「伊斯蘭國(ISIS)」也感到憂心。
她說,這是對國際秩序非常大的挑戰,因為國際法,特別是戰爭法,他們稱之為「日內瓦公約」,內容是在規範武裝衝突,很多條文是在一次及二次大戰後提出的。包括戰俘的處理以及非戰鬥人員的平民保護,所有的條文都是依據國際戰爭的概念而訂,也就是兩國主權國之間的對戰系統。但是 新崛起的(ISIS)我們稱之為「非國家團體」,這樣的組織通常力量強大,他們有錢、有武器,也有非常激進的意識形態在背後驅動,但國際戰爭法的制定,並非依據這樣的特性來制定,因此「國際法治」概念應該與時俱進,才能對和平解決爭端有所貢獻。不過這非常困難,因為這些(極端恐怖)團體不會服從和平協議的決定,他們不要和平,要處理他們的需求是很難的。這和兩國之間的衝突不同,無論是領土或其他衝突,通常可以找到雙方都滿意的和平解決方案,但是碰到激進極端主義團體,靠著搞破壞衝突來奪取權力,很難進行和平調解,這也是他們很危險的原因。」
而針對極端恐怖主義蔓延之下的歐洲難民危機,阿爾布爾提醒歐洲民眾,不要忘記他們也曾經是流離失所的難民。
她說,「《聯合國難民憲章》是在二戰後(1951年)發展的國際公約,當時有許多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口,這項特殊的《難民憲章》是『法治(rule of law)』的好例子。它是保護弱勢族群的機制,我所說的,法律之前的平等以及法律利益的平等,是特別指向那些在選舉式民主制度下安全仍無法受到保障的那些人。因為民主是多數決,老練而成熟的民主制度會限制多數決的權力濫用,多數決,不能也不應該支配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人身安全以及獲得良好的健康與教育。基本人權不應該被多數人支配,否則很容易造成壓迫,特別是不受歡迎的少數族群。坦白說,很不幸,許多國家的外國人,是特別弱勢的少數,《聯合國難民憲章》是為了確保在原國家受到政治或宗教迫害的人,能夠在其他國家找到安全避風港。
她說,「事實上,所有的國家都是這項弱勢族群,保護系統內的成員,所以目前歐洲的情況並不好,因為歐洲辜負了自願簽署《難民憲章》的初衷。二次大戰期間許多歐洲人民流離失所,是他們替「保護外國人」的這個想法背書,因為這些外國人的政府已經無法再保證人民的安全。所以我認為目前歐洲的現況是很大的警訊,因為他們推翻了20世紀最重要的『法治(rule of law)』理念。」
阿爾布爾相信,從長期來看,人類的善意與理性終將超越自私與排他,但是短期而言,歐洲難民危機的現況並不令人振奮,不過她還是很肯定德國總理梅克爾的表現。
她說,「首先,我認為她的決定是對的,她將帶著歷史的眼光走出困境,她會走出來的。我不想用『英雄』這個字眼,但她將因此成為21世紀初的偉大領袖,因為她選擇了正確的立場、一個勇敢的立場,來面對可能的政治代價。我認為她早就知道會有反彈和倒退勢力,但她仍然把持方向不變,對於民主制度下的領導者來說,很容易依照民調來執政,然後跟著「最小公約數」走,我認為那就等同放棄領導權。梅克爾證明自己是個好領袖,現在應該鼓勵她,面對反對勢力時不要退讓。」
她接著說,「另一方面,有關極右派政治勢力取得政權的危險性在於,倘若梅克爾為了維護政策的核心價值而必須有所妥協,我們將很難苛責她。倘若她的政治決定是要做出妥協,以免冒著德國政權被極右派勢力奪走的風險,那麼我是可以理解她的立場的。」
阿爾布爾女士在青少年時期讀的是天主教寄宿學校,擔任校刊駐主編。在老師的眼裡是個叛逆的小孩,這與後來的法官生涯似乎很不一樣。專訪的最後,她以自身的叛逆和體制內改革經驗,提出對年輕人的期許。
她說,「我很訝異,事實上我的專業生涯都是在既有體系中,都是在大型機構裡,這和我年輕時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不過我的例子並不獨特,現在有一股風潮所謂「避免年輕人的激化」。我明白年輕人是不應該朝向暴力或負面想法去激化,但是我們必須給年輕人留些空間,好讓他們去探索界線。」
她說,「讓他們保有對現行體制的一點『不敬與挑戰』(disrespect),在年輕時就太保守的人,長大後能成為什麼呢?但我個性雖然叛逆在還是在「範圍之內」。我推動體制改革,但不至於到達離開體制的地步,我很務實,我看結果,我相信共識,應該把愈多人拉在一起愈好,然後「從核心領導」。所以 我長大了、變成法官,還能說什麼呢。」
阿拉伯之春起因 在 紀錄觀點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拿著遙控器或上網點選影片,透過媒體,我們就已經參與了全球的戰爭。
★【自己的革命自己拍】|2011-2013 敘利亞內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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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觀點:首播週二22:00;重播凌晨1點
日本NHK電視台開羅辦事處收到一段長達20小時的珍貴影片,那是敘利亞平民用自己的手機、相機、DV所拍攝下來的直擊畫面。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記錄了內戰的過程。革命軍與政府軍對戰的同時,受苦的永遠是平民……
★【自己的革命自己拍】|2011-2013 敘利亞內戰紀錄
◇ 明(12/1 二)晚間10點,紀錄觀點,公視13頻道/mod
2011年3月,在距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100公里處一個小鎮-德拉,發生了一群小學生被該國警方扣押的荒謬事件。
起因是小學生受到風起雲湧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的啟發,在學校的外牆上塗寫了一些自己聽到的反政權標語。後來,這些學生的家長們走上街頭,抗議自己的孩子被捕,同時還要求自由和反腐敗。
此後一週,抗議事件演變為流血衝突,截至2013年4月,敘利亞的內戰,已經造成將近10萬人喪生,將近700萬人成為難民,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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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由突尼西亞吹起的 阿拉伯之春 ,五年多來影響中東數十個國家,更引發了敘利亞內戰,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然而即使付出慘痛的代價,也僅僅突尼西亞一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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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十年後:中東和北非的革命、反革命和起義
https://mp.weixin.qq.com/s/2GQebmGnwDDtJ2_AsjjR-w
作者:Salvador Soler、Omar Floyd
譯者:閆莉萍,華中師範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
原文:《Left Voice》ten Years Since the Arab Spring: Revolution,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https://tinyurl.com/y44fuxsv
【編者按】
起於2010的"阿拉伯之春"給阿拉伯人帶來了短暫的狂喜和變革的希望,但很快演變成衝突
、戰鬥、舊制度的回歸和派別暴力的升級。2020年6月26日,《左翼之聲》刊發了薩爾瓦
多.索勒(Salvador Soler)、奧馬爾.弗洛伊德(Omar Floyd)的文章。該文章詳細回顧
了"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及過程,介紹了帝國主義反革命過程的策略,闡述了中東地區的現
狀,呼籲工人進行革命戰略的建設。
"阿拉伯之春"得名於新聞界,並被大多數分析人士所接受。他們迅速而有效地將其與現代
歷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進程進行了類比:1848年的人民之春(即歐洲1848年革命)。它當年
在巴黎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遍法國和歐洲的主要城市,如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
,甚至到波蘭的外圍地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
驅動力
阿拉伯之春並不是晴空霹靂。美國新保守派智庫的"新美國世紀計畫"將中東居民描述為"
野蠻人",無法憑一己之力實現"自由"。這證明有必要將西方政治制度"輸出"到那裡,並"
教育"社會尊重這些價值觀。9月11日雙子塔遭到的襲擊,是小布什在中東(再次)展開地
面行動來輸出"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完美藉口。通過"持久自由行動",他入侵
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目的是促進該地區的"民主"和打擊"恐怖主義"。這些戰爭的失敗打亂
了這些國家的原本的社會結構,改變了內部政治和地緣政治平衡。一方面,它鼓勵伊朗和
土耳其等區域大國,或俄羅斯等鄰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他們喚醒了
古老的種族宗教爭端,由於種族分化和貧窮,這些爭端為席捲整個中東的空前的社會爆炸
創造了條件。
2003年,伊拉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爆發了反對美國入侵的示威遊行。結果,埃及政權承受
著壓力,被迫做出極大政治讓步,以壓制不滿情緒。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
不滿情緒。選舉改革的本意是轉移民眾因伊拉克戰爭而對政府產生的憤怒,結果給反對政
府的政黨(例如"穆斯林兄弟會")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些出乎意料的選舉結果導致了針
對媒體和示威者的政治鎮壓。
2005年,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里裡(Rafiq al-Hariri)被暗殺後,發生了所謂的雪松革
命(Cedar Revolution),該革命驅逐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佔領該國的敘利亞軍隊。然
後,在2006年,黎巴嫩人民擊退了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入侵,那裡的真主黨變得越來越
強大。
2010年底的動員颶風(hurricane of mobilizations)遠遠超過了這些進程,在地緣政治
秩序中產生了更深的裂痕,並給該地區的大眾注入了新的政治認同和鬥爭方法,激勵了全
世界的年輕人、婦女和工人。
"面包暴動"的開端
中東地區有著巨大的社會、政治、種族、宗教和經濟異質性,但也有共同的相似之處和恥
辱:北非國家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從千年農業文明變成了糧食淨進口國(埃及是世界上最大
的小麥進口國)。由於氣候突變、過時的生產方法和政府對農業活動的漠視,敘利亞、黎
巴嫩和伊拉克的農村也經歷了急劇的衰退。
由於荒漠化和農村地區的廢棄,糧食價格不斷上漲,這一情況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不斷加
劇,導致整個地區的水和糧食缺乏的情況非常嚴重。在突尼斯和埃及,所謂的"面包暴動"
就是在那個年代誕生的;這些暴動加速了工會組織進程並使其獨立於大型工會(與國家關
係密切)之外。這些組織在最重要的工人中心領導了原本由婦女領導的自發罷工,比如在
埃及大邁哈萊市(El Mahalla El Kubra)和突尼斯加夫薩(Gafsa)的採礦盆地,那裡的
基本要求指向低工資和失業。罷工設法將這些要求國有化,並賦予了一種政治色彩,就像
埃及的情況一樣,高呼口號的人都指向穆巴拉克。儘管這些運動沒有成功發展,但它們為
阿拉伯之春提供了動力,我們將在下面看到。
阿拉伯之春中的革命與反革命
一名擁有大學學位的突尼斯年輕工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行為,為本.阿里獨裁統治
的終結定下日期,開啟了21世紀最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進程。在短短幾個月內,從摩洛哥到
伊朗,中東和北非的所有政權都見證了史無前例的抗議運動從誕生到動搖了其統治根基的
歷史進程。突尼斯、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威權共和國"在20世紀50年代
和60年代的非殖民化進程中誕生;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約旦的君主政體仍受部落條約和傳
統帝國主義關係的統治;而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國家,土耳其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則面臨嚴
重的政治動盪,並試圖採取不同的戰略來鎮壓或轉移動員進程。這導致了革命、反革命和
內戰的複雜運動狀態,在這一狀態中,政權垮台、被改革,或發展出由帝國主義利益集團
、地區勢力和地方自治行為者解決的國內衝突。
2011年,在突尼斯和埃及,民眾起義推翻了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終身獨裁統治。這些人是
學生、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他們用在"面包暴動"期間學到的政治口號和方法發動了起義
。"過渡"時期開始了,在這一時期中,傳統政治潮流凸顯:突尼斯的復興運動(Ennahda
)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這些政黨來自與傳統主義資產階級有聯繫的溫和政治伊斯蘭教
。他們將伊斯蘭社會組織的原則與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的原則相結合,通過民主選舉的方
式確立了政權的確立。在獨裁統治下,他們建立了經濟、教育和社會援助網絡,這給了他
們威望,使他們成為政治進程的可行方向。
在埃及,由軍隊和帝國主義監督的選舉使穆斯林兄弟會掌權。在執政兩年後,總統穆罕默
德.穆爾西試圖增加他的權力並使國家伊斯蘭化。人們以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拒絕了他的提
議,重新佔領瞭解放廣場,並發動了大罷工。但是,由於沒有一個可以通過打破帝國主義
和當地資產階級來滿足工人的需求的替代方案,軍隊在2013年找到了發動政變的機會。獨
裁者塞西(Al-Sisi)扼殺了示威者的"民主幻想",一天屠殺800人,創下21世紀的最高紀
錄。他的政權是通過迫害、監禁和折磨反對者、驅逐記者和活動人士、媒體審查和永久緊
急狀態實施的社會控制來維持的。
突尼斯召開制憲會議以回應示威活動。復興運動(Ennahda )提議"使國家伊斯蘭化",同
時容納成千上萬沮喪、失業的年輕人。他們與世俗政黨建立了一個"民族團結"政府,直到
2014年選舉失敗。但該國的結構性問題,如貧困和失業,已經加深,針對政府及其帝國主
義計畫的罷工和示威活動已經週期性地爆發,危機仍然潛伏著。
在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動員進程因曠日持久的內戰而夭折。帝國主義通過在利比亞組
建類武裝組織和甚至與北約有直接聯繫的組織進行干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區大國--
它們剛剛用鮮血淹沒了巴林的起義--利用霸權計畫的權力真空,通過其領土以外的盟友進
行"冷戰"。得益於不斷變化的聯盟體系,前軍隊、部落、伊斯蘭民兵組織、與非法經濟有
關的部門以及自治社區的殘餘力量成為了當地的行動者,使領土控制成為可能,並使這種
控制維持下去。
在也門,長期執政的總統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因示威活動下台,一場內戰開始在副總統
哈迪的政府支持者(沙特阿拉伯支持)和胡特叛亂分子(伊朗支持)之間展開,這些叛軍
盤繞在首都薩那周圍的山區,該區域現在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儘管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用於
戰爭和對平民的刑事封鎖,但沙特家族並未設法在利雅得實行偽政權,也未能阻止(在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支持下)一支自治軍分支在亞丁和也門的出現。
在利比亞,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民眾起義被穆罕默德.卡扎菲(Mahomar Gaddafi)鎮壓,
卡扎菲曾在20世紀90年代與西方建立了友誼。這種罪惡的鎮壓迫使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國
家過渡委員會(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一個由北約發起的武裝運動--並粉
碎了支持該政權的部落協議。卡扎菲的私刑導致了軍隊的崩潰,利比亞分裂成由部落、僱
傭軍和聖戰分子控制的地區,他們有自己的國際聯盟。經過十年的衝突,他們得到各方支
持的權力,以及與人口販運和武器走私有關的組織自由運作。在的黎波里,利比亞全國過
渡委員會(NTC)要求在北約的監護下進行選舉,但未能在首都之外維護其權威。在俄羅
斯的支持下,哈夫塔爾將軍佔領了東部地區,並對首都進行了數月圍困,但在與土耳其資
助的民兵進行了激烈戰鬥後,目前的局勢已陷入停滯。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隸屬於阿拉維派(
Alawite)少數派。他在被逼到走投無路後,對叛亂分子進行了猛烈的鎮壓。在伊朗和俄
羅斯的重要合作下,他發動了一場針對聖戰組織和與西方大國結盟的"叛亂分子"的內戰,
從而保住了政權。儘管有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有數以百萬計的難民以及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等反動勢力的出現,經濟危機還是在大馬士革掀起了新一輪的動員高潮
,讓阿薩德家族政權再次進退兩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2011年的動員行動要麼被粉碎,要麼被各種策略轉移。"民主"改革剝
奪了示威者的話語權,並沒有解決這場運動的結構原因,而是允許地方權力部門進行重組
,並與帝國主義建立新的聯繫。內戰開啟了更為複雜的局面,聖戰民兵的出現--與權力結
構和地區利益的崩潰有關--給了獨裁政權合法性,使其能夠打著"反恐戰爭"的幌子,以一
種反動的方式回應民眾的要求。
群眾沒有能力來構建自己的一個組織,獨立於當地資產階級領導人--它永遠不會與帝國主
義正面對抗--是一個弱點,這使得統治階級能夠以高昂的代價重建他們的權威,即使是在
2011年的颶風過後,他們在中東的霸權地位已經衰弱的情況下。然而,阿拉伯之春開創了
潛伏的鬥爭的象徵和傳統,在這場世界危機中,他們正竭盡全力推動一場新的爆發。
北非戰火再現
在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動員行動從2019年初就開始了。這些國家都是一黨制政府,由封閉
的權力圈(軍方、家庭和朋友組成)所支持,並控制著經濟戰略部門。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這兩個國家都經歷了漫長的內戰,並在2011年的浪潮中保持了相對穩定。
石油工業的危機促使阿爾及利亞總統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大幅削減了工資和補貼的稅收,從而為起義創造了條件。這位無能為力的"
紙總統"計畫在2019年的選舉中謀求第五次連任--在執政20年後--這一計畫點燃了燎原之
火,引發了數百萬人的示威遊行。在這些示威活動中,青年、工人、專業人士和婦女組織
聚集在Hirak(阿拉伯語"運動"的意思)周圍,在該運動中成立了大量婦女參與的學生委
員會。
自3月以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索納特拉赫(Sonatrach)石油公司的工人們開始
了一系列的絕食和區域性罷工。他們支持迫使布特弗利卡辭職的運動,不顧僱主禁止罷工
的威脅,也不顧與民族解放陣線(FLN)有聯繫的阿爾及利亞工人總工會(UGTA)的官僚
機構的威脅。4月2日,軍方開始了為期數月的旨在削弱希拉克(Hirak)的談判,以爭取
權力,直到在其庇護下舉行選舉為止。儘管試圖抵制示威者,但其候選人阿卜杜拉德吉德
.特博恩(Abdelmadjid Tebboune)贏得了選舉。儘管缺乏具體的計畫和明確的政治方向
,希拉克仍然在衛生危機實施隔離下站穩腳跟,設法留在街頭示威,表明衝突仍在繼續。
在蘇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迫使奧馬爾.巴希爾准將削減麵粉補貼。民眾的反應是
進一步的"面包暴動"。2019年4月11日,當抗議者佔領喀土穆中心廣場要求政權倒台時,
軍隊迫使執政30年的巴希爾下台。自獨立以來,蘇丹一直在內戰,爭奪對自然資源的控制
權,主要是位於南部的石油。南蘇丹於2011年獨立,長期存在的宗教、種族和部落緊張局
勢正在顯現。自從佔領喀土穆廣場以來,一個組織出現,並把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進步的自
由黨派團結在一起。這個過程的新奇之處在於,它明顯克服了種族、宗教和性別差異。由
於在這場鬥爭中出現的政治組織和工會中,婦女發揮了核心作用--有阿拉.薩拉赫等國際
知名人物--宗教集會也加入了示威活動,但沒有引發宗派暴力。
沙特阿拉伯等區域大國進行了干預,通過提供軍事貸款和軍事建議進行干預,支持軍隊,
其目的是遏制示威進程,但未能阻止示威活動在全國蔓延。自由和變革聯盟參與的過渡委
員會的組成與動員進程有關,其目的是同意在兩年內舉行選舉,從而為該運動提供一個體
制渠道。它是否能控制疫情期間提出的社會需求仍有待觀察。
伊拉克和黎巴嫩
這兩個國家有不同的種族、民族和宗教派別,社會被分割成代理人網絡,而且與經濟和領
土相關的地方和國際利益聯繫在一起。他們的政治體系是根據宗教標準建立起來的。黎巴
嫩的政治體系是在內戰結束時(1975-1991年)《塔伊夫協定》簽訂後建立起來的。而伊
拉克的政治體系是2005年建立的,在美國入侵伊拉剋期間,在庫爾德和什葉派領導人的配
合下,引起與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的部門的嚴重衝突。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大多是年輕人
,受失業、文化世俗的影響,對保守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精英非常不滿。
伊拉克連續不斷的國際戰爭和內戰,包括目前仍在活躍的伊斯蘭國的興起,已經把數百萬
人拖到了邊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40%的年輕人失業,不穩定的就業機會比
比皆是。2019年10月,在巴格達抗議驅逐一名反對伊斯蘭國鬥爭的知名指揮官後,政府使
用准國家民兵和軍隊進行鎮壓。抗議者被驅趕到家中並被殺害;最後,婦女和兒童被殺害
。從那時起,無論政府和反動勢力做什麼努力,都不足以讓憤怒的年輕人離開街頭。
數百名"無領導者的青年"在街頭喪生,他們與整個政權及其被稱為穆哈薩薩(Muhasasa)
的種族-宗派政府體系進行鬥爭,但未放棄結構上的要求:工作和獲得基本服務的權利。
在他們的組織中心,比如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阿拉伯語為"獨立" ),他們搭建帳
篷休息,做飯。幾個教師工會在那裡舉行公開課,醫生和護士幫助受傷的抗議者,婦女團
體發揮了關鍵作用。殼牌公司和道達爾公司的工人(在巴斯拉的油井)進行了罷工,杜克
(Tuk Tuk)的工人因在遊行中救治受傷者而被視為英雄。
抗議者發自內心的需求是將伊朗軍隊趕出去,並譴責在抗議活動中充當軍隊力量的什葉派
組織。針對外交總部和美國軍隊的行動是存在的,但被什葉派政黨和民兵所支配,他們靠
近德黑蘭,對動員行動持敵對態度。帝國主義控制著經濟和金融的重要領域,反帝國主義
主張的弱點可以被視為一項進程的主要限制,該進程並沒有隨著阿迪勒.阿卜杜勒-馬赫迪
總理的辭職和健康危機而停止。
黎巴嫩的情況與此類似。示威活動的爆發源於對聊天軟件WhatsApp和網絡電話軟件Skype
荒唐的稅收。他們聚集在貝魯特的烈士廣場,高呼"人民希望政權倒台"和"他們都是故意
的"。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將提到了黎巴嫩教派主義的特殊性,指向所有政治和宗教部門的
領導人,在1990年內戰結束時,他們接管並分配了黎巴嫩經濟的槓桿,並在整個新自由主
義期間與銀行系統進行了數百萬美元的交易。
最初的示威活動集中在控制經濟的大亨們的腐敗問題上,他們的財富大多分佈在國外。人
們認為他們應對高達國內生產總值150%的債務、調整計畫和貨幣貶值負有責任。作為這一
寄生種姓的忠實代表,總理哈里裡的辭職是這一進程的第一項重大成就。伊朗的盟友真主
黨(Hezbollah)試圖利用這場運動,擴大其對政府的影響力。但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卻
對真主黨領袖哈桑.納斯魯拉構成挑戰。作為回應,像在伊拉克一樣,什葉派試圖用武力
阻止動員,這增加了對該國傳統政治家和波斯勢力的仇恨。
黎巴嫩的運動成規模並有世俗性,因此具有歷史意義。在橫向上,它關注所有民族和宗教
社區的人口的共同要求,而政府沒有喚醒宗派仇恨來分裂它。難民問題是黎巴嫩進程中最
具潛在爆炸性的因素,在這個問題中,約有600萬人口中的將近200萬是上一次衝突以來的
敘利亞人和數十年來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這部分人口所忍受的貧困和歧視程度,但是
直到現在,他們的要求在示威者的要求中起了次要作用。
結論
2018年發起的民眾動員和反抗活動表明,由於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數十年的剝
奪,數百萬生活在邊緣的人已經厭倦了。無論是在2011年還是現在,與其他全球抗議運動
類似的部門都參與其中:全球化的"相對輸家",即沒有機會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被毀的
中產階級和低工資的專業人士;以及"絕對輸家",包括赤貧和邊緣化的人口,這些人在衝
突之後出現了大量糧食不安全(也門霍亂和飢餓導致的死亡),以及世界上數量最多的難
民和流離失所者。
需求的深度、邊緣青年的好鬥性以及他們的自發性,這些元素都符合2019年整個世界出現
的大規模反抗的特徵。它們在一段時間內的可持續性是一個重要因素,表明對各國政府來
說,這將是未來時期的中心問題。工人階級參加了大量的政治罷工,阿爾及利亞的國家石
油公司和國家煤氣電力公司,或者伊拉克的巴士拉礦產(Bassora wells),或者蘇丹的
工會。但是,作為示威活動的"參與者"之一,以"公民"身份而不試圖承擔領導權,它未能
對自己的戰略地位產生影響。沒有任何一方提出與帝國主義決裂。伊斯蘭或進步黨派提議
改變收入分配或者政治體制的改革。如果這些改革不改變這些國家作為西方大國的次要夥
伴或像俄羅斯和伊朗這樣的國家的附庸角色(就敘利亞而言),那就是烏托邦式的改革。
在突尼斯經歷了多年的"民主"經驗之後,維持本.阿里獨裁統治的經濟結構和鎮壓機制仍
然存在。如今,孱弱的共和國面臨著民眾的策略,政權的政黨正在失去合法性,而"街頭
政治"正在地區舞台上重獲威望。但缺乏反資本主義的領導和目標仍然是這場運動的特點
。敘利亞的西庫德斯坦(Rojava)和艾因阿拉伯(Kobane)的經驗是,由於與美國軍隊的
戰術聯盟,庫爾德民兵在過去幾年裡實際上實現了自決。這是整個中東最民主和最激進的
經歷之一,它因為世俗性質和婦女在軍事組織中的作用成為伊斯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敵人
。在爭取民族自決的歷史鬥爭中,這一步在2019年被土耳其軍隊對敘利亞北部的犯罪干預
所粉碎。這次襲擊在"人民保衛軍" (YPG)的盟友唐納德·川普的監視下,造成了數千名
村民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川普通過電話進行了談判,並將庫爾德人"一拼盤"交給了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
"人民之春"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提出,如果勞動人民不參加獨立於資產階級之
外的政治組織,就會增加被剝削者的痛苦,從而繼續奠定資本主義的根本基礎。阿拉伯之
春彌合了歷史的鴻溝,展示了帝國主義和地方資產階級將如何通過將勝利擺在他們面前而
以民主的面孔提出解決方案。因此,面對2019年爆發的起義,革命戰略必須從這些勞動人
民獨立的結論出發,以打破壓迫他們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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