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T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OK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E。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D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XXKOL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DJ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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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8萬的網紅城寨 Singj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彌敦道政交所」 主持:湛國揚 嘉賓:陳竟明博士 、黃志偉 香港伍倫貢學院社會科學院講師 題目:《香港四大皆空 HONG KONG STORY : THE END---三權分立與言論自由危矣!》 逢星期四 9:00 ~ 10:00 pm Facebook: https://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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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版業的寒色
從麥穗出版結業, 看獨立出版生態與危機
在瘟疫持續蔓延之時,繼在本地扎根超過40 年的大眾書局於3 月中旬突然宣布16 間書店全線結業,大型連鎖書店商務印書館亦宣布結束旗下兩間分店,連繫近日世界各地書業書商紛紛告急。近日,再次收到書業的哀號:一家在港經營20 年、主力文學及文化書籍出版的獨立出版社麥穗於4 月9 日宣布結業。連串敲響的喪鐘讓人惋惜感嘆,然而我們從中學懂什麼,或得到什麼啟示?
文———— 林凱敏
對香港文學稍有認識的,幾乎必然會知道陳滅的《市場,去死吧》,一本在2008年由麥穗出版、旋即絕版的詩集,麥穗更曾賣斷過的,有文於天《狼狽》、黃夏柏《憶記戲院記憶》及智海《默示錄》。從2000年代中起,麥穗就出版過不少得獎書集,在文學出版上佔一定席位,作家兼文化評論人鄭政恆如是說:「麥穗是在青文(書屋)最後階段時冒起的一家文學出版社,似乎是繼青文後比較重要的文學出版社。若從中文文學雙年獎得獎名單看,2005年至2006年算是麥穗比較出色的一段時間。」那屆雙年獎獲獎的麥穗出版包括黃茂林新詩集《魚化石》、葉輝散文集《煙迷你的眼》、可洛小說集《繪逃師》、陳智德文評集《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包含不同文學書種,有創作類及評論類。較宏觀地看,鄭政恆觀察到在1990年代尾,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對文學出版有一定影響,讓文學書籍開始有穩定的出版量,以及讓20多年來不同時期的文學出版社得以持續經營,其間以文學文化作為重點去建立自家品牌的出版社相繼而生,包括青文書屋、文化工房、匯智等,麥穗固然是其中之一,這類出版對本土文化裨益不淺:「文學出版本身不是一種很商業的行為,有藝發局是好事,可以平衡香港大眾市民的閱讀質素。」
可是,能成功申請藝發局資助的出版社始終有限,文學界相對其他藝文界別獲得的資助額可算寥寥,譬如不及於戲劇或音樂等界別,然則這類非主流出版社終究需面對外界市場機制及種種經營壓力,而隨着青文、麥穗等慢慢沒落,鄭政恆看到的是,「這是一個很困難的生存遊戲」,在殘酷困境下,一些出版社被迫淘汰。
出版人的「對手」太多
要在逆境下存活,不少獨立出版行內人都一兼多職、過着斜槓(slash)生活,麥穗負責人之一徐焯賢說:「跟很多其他文藝工作者一樣,我們很多心力其實都放在教學、教育工作坊等方面,若只做出版的話,很難維生。」回顧多年經驗,他說麥穗在做的更多是推廣、教育及舉辦工作坊等工作,以平衡收支。走進校園,接觸青少年市場是不少出版社其中策略,對出版社來說這市場較易掌握、比較「有數得計」。可是最近數年,他留意到「要令人對一件事感興趣、對書有反應」,比以往更形困難,「你不知道怎樣可以點燃別人的興趣」,即使是獲獎作品,他說也不見得會賣得好。
為何會有如此情况?徐焯賢以較寬容的角度看:「做出版的人要競爭的對象很多,也許要面對的,更多是非出版行業,你不看書,可以有很多其他事做,有很多其他選擇,人的時間畢竟有限。」在視像娛樂變化萬千、資訊爆棚的年代,書,對於很多人來說,不如別國意大利在疫症下優先放寬書店時所說的,是「必需品」。書業步入寒冬期,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認為閱讀氣氛差、認真讀書的人減少是箇中原因,他形容現在是「碎片化」時代,「大家不讀長文、不再捧着一本書讀」,另外至關重要的因素,他認為是「教育制度出問題了」:「你令到啲學生淨係顧住睇教科書,或者教科書相關嘅嘢,而唔去睇雜書,呢個係好大影響嘅!」延伸到社會層面,「三中商壟斷,當它們入書有選擇時,變相冇咗多元化、多樣化,而出版社受制於它時,出版內容亦會變得較狹窄,大家便不會有興趣去寫一部大書,近來都沒有」。
若書展告吹 出版業雪上加霜
彭志銘解構出版行業的連鎖關係,出版行業包括出版社、印刷、發行 、運輸司機及服務、零售等,它們環環相扣。大型連鎖書店相繼結業,鏈帶表面出現問題,顯示買書的人減少,此外「當三中商壟斷了全港書業七至八成的零售額,即是說只有兩三成是其餘的獨立書店或其他書店」,然而矛盾又弔詭的是,「現在很多香港人都不喜歡三中商,一個中資大財團,以任務為先、意識形態為基調,有一班年輕人說罷買,雖然罷買似是在對付中資機構,但因為它佔據全港書業大部分零售額,即是說,最後受影響或受損的,都是小出版社」。代理多間港台出版圖書的獨立發行商里人文化,近來因經營困難無奈地結業,加上早前聯合書刊物流把倉庫由本地遷移至內地,對很多小型或獨立出版社造成的影響不小。再看看出版的另一環:印刷,據彭志銘所了解,很多印刷廠商已結業,競爭減少導致出版成本上漲,加上租金等問題,使小出版社小書店都在狹縫中顫顫巍巍地生存。這生產鏈上另一層,還有編者、作者,鄭政恆認為香港需要更多新的作者、新的策劃者以不同方式去編輯,在文學出版上需要持續展現活力動力。彭志銘觀察到本地出版量不斷下跌,雖然香港現時沒統計機制計算,但他說,以行內人自身觀察,香港本地出版持續減少,從台灣運過來的書種亦比以往少,以往久不久會有一本「好爆」、「坊間有voice有人討論」的書,但現在真的很少,「可能由舊年6月開始,運動再加瘟疫,大家都很忙、心情都放不下,所以現在爆出好多商店唔掂,唔止書或出版,即是說大家都冇心情去睇書」。
去年底因社會運動,自2009年起民間自發舉辦的九龍城書節需要取消,今年一年一度於7月舉辦的香港書展,又在全球疫情未轉好的時勢,具停辦隱憂,至今未有定案,兼任中小企書刊業商會副會長的彭志銘說,貿發局在6月中才能確定書展能否如期舉行,對出版業界潛藏着更大衝擊,鄭政恆指出:「這些透過書展去接觸讀者的活動,若接二連三再度取消,接觸讀者的渠道就更加有限,7月的書展對出版業界是一大盛事,也是營銷的命脈所在。」彭志銘以超過30年經營出版的經驗,闡釋書展的重要:「每年參加書展的現金流對書商影響好大,因為畀發行的話,發行商會在3個月後才找數,但如果在書展,可以即時收到現金,而每年書展佔據每間中小企平均40%收入,即是說全年接近一半的收入都在這個書展攞到,如果書展搞唔成,我哋係唔夠錢去運作或者會頂唔住。」
行業救亡亟待轉型
相比大型書商,獨立出版行業固然在出版內容上相對獨立自主,由年輕力壯時自己做發行、全港九新界拖着行李箱四圍走的徐焯賢,在談及近日麥穗結業時平靜地說:「我以為只是一家很普通的公司結業了,做了20年覺得很困難,希望轉一轉環境和工作模式。」問到有沒有不捨?他說當然也有,尤其近日愈多報道或文字紀錄湧現,但他豁然說:「我讀人類學㗎嘛,好多嘢都睇得好開,緣起緣滅,所有嘢都變幻不定,唔捨得都冇辦法。」對未來出版該怎樣轉變、如何走下去,他說大家要一起探討,「用以往模式去做是困難的,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一個好出名作家的書賣賣賣賣,賣到好墟冚,現在要做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事」。
那麼獨立出版,或文學文化出版未來該如何走,有沒有出路呢?鄭政恆建議說:「可能是轉型,更多地在網絡上宣傳,第二點可能是,文學出版社不可單靠藝發局或單靠一個水喉、一個書種,始終任何單一化的營運,對於它的生存都不利,或許不止出文學書,應該多元化些,例如出版多一兩種書,無論是旅遊書、財經書也好,需要分散投資,令出版社的讀者圈不至太過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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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最喜歡的麥穗出版,由鄧阿藍和馬若著、也斯寫序、陳智德編的《兩種習作在交流》,是少有的二人詩合集,具關注民生的平實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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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毫無疑義的日本戀愛教主、愛稱「ユーミン」(Yumin)的松任谷由實、一位是今年慶祝出道40年的國民天團「南方之星」(サザンオールスターズ, 簡稱サザン)主唱桑田佳祐,兩人在舞台上搭肩歡唱。天王尬天后,這番景象可以說是所有愛好J-pop的朋友們,一生中必須珍藏的難得畫面。但光是這一幕,我們便有很多很多很多故事可說。
以サザン如今的地位,很難再回想他們也曾經走過將近十年的淒慘出道時光,1978年到1987年左右,サザン是作為一個搞笑演唱樂團的角色,可有可無地生存在舞台上。70年代仍是Pink lady風靡年輕人的時代,另一方面,偶像而優則演的多棲魅惑天王沢田研二,每次上台都要讓台下幾個少女活活聲嘶力竭致死。而サザン的首張出道單曲,也就是31日晚上在紅白表演的《任性的辛巴達》(勝手にシンドバッド),事實上就是把當時最紅的Pink lady與研二混合而成的怪異歌曲。乍看之下,什麼叫任性的辛巴達啊,事實上這首歌的歌名,是來自Pink lady的《海邊的辛巴達》,與研二獲得1977年唱片大賞的《隨心所欲》(勝手にしやがれ),新人的出道歌名把兩首最賣與得獎的歌名混在一起,心態上擺明就是要搭順風車,這個樂團的格調可見一斑。
Pink Lady的《海邊的辛巴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1Zz7qs0sIc
《隨心所欲》:沢田研二是最被台灣人遺忘的七零年代天王,你可以看到鳳飛飛是如何仿效他的、男女合體的中性氣質也是他開創的舞台風格、而不只是歌唱,他飾演過日本影史上最令人深刻的幾個詭美角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N0iDPIwVI
不只歌名惡搞,在接受現場訪問時,主持人問了桑田想要達成什麼目標,他的回答是「想成為耀眼的諧星」。這實在太無言了,到底是要做諧星還是做歌手啊。サザン的出道之路其實沒那麼多歡笑,在那個電視於家家戶戶普及率越來越高的時代,他們想辦法要擠進小銀幕增加知名度,但上了以後人們卻只把他們當諧星看(而且只有桑田好笑一點點)。他們又發誓不上電視,每個月都密集推出單曲,要用歌曲的素質決勝負,但很悲哀的,對於沒名氣的藝人來說,沒上電視就沒有宣傳,沒有宣傳的狀況下,誰會來買單曲呢?就這樣,隨著成員原由子懷孕--當時她已經與桑田結婚--整個南方之星決定休息一年,成員各自發展。新手爸爸沒事做,於是決定來搞一些從來沒搞過的事情。
桑田佳祐成立了一個「桑田樂團」(Kuwata Band)--限定活動一年,老婆大人身體恢復就解散。以「譁眾取寵的搖滾風格」為主,完全忘記サザン那種吵鬧又內容低俗的歡樂風格。沒想到,出了三首單曲,每首都奪下排行榜第一名。這怎麼回事,故意劍走偏鋒卻插出柳橙汁。
有趣的是,這第三首單曲《Merry X'mas in Summer》,日後卻被另一位天后拿去重唱了,她就是出身台灣、卻已經沒有台灣人再懷念、可是到了2018年,日本人仍要年年在電視上懷念她、年輕歌手還要唱她的歌的那位天后,鄧麗君。
《Merry X'mas in Summer》
https://open.spotify.com/track/1D7Xtx7eIlFv0sW2iFP2xM…
這是台灣之光的諷刺,台灣人真正改變日本歌壇的三位偉大女子,如今卻已經沒有台灣人真正記得這些台灣之光。翁倩玉、歐陽菲菲、與鄧麗君,仍然以Judy、菲菲、Teresa的名字永遠留在日本電視節目中。諧星們最愛模仿翁倩玉的孔雀開屏造型、這個月還有綜藝節目製作懷念鄧麗君特輯、而女唱將們每個人都要挑戰一次歐陽菲菲的《Love is Over》。她們當然是日本人,她們當然是日本數十年來的群體記憶,而台灣人們早已將她們當作古早教科書上的一條欄目,而在我們現時生活中將其遺忘殆盡。
莫名其妙紅起來的桑田佳祐,1986年趁桑田樂團還在活動時,舉辦了一場電視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很明顯地比剛剛結束的紅白歌合戰還要精采,這樣講不太公平,這場聖誕表演可能比每一次紅白都精采,它是日本歌壇最豪華的一次演出,而且已經無法再重現。
讓我念念陣容:山下達郎幕後製作、桑田佳祐企劃並找人、演出者包括了松任谷由實、安路易斯(アン・ルイス)、原由子、泉谷茂、BOØWY(包括了冰室京介與布袋寅泰)、中村雅俊、吉川晃司、方格子(チェッカーズ)的藤井郁彌、忌野清志郎、鈴木雅之、原由子;演奏者包括了松任谷正隆、Alfee、山下洋輔、武部聡志等等;主持人是明石家秋刀魚。
如果這個陣容不會讓你雙腿發抖跪下流淚讚嘆,很簡單,因為日本音樂並不是你喜歡的類型。而如果你知道這段節目為什麼夠偉大,那麼建議你盡快右鍵另存這段一個半小時的影片,我也不確定何時會消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6ZmiPK2H3w
而這場名為《Merry X'mas Show》的演出,開場第一首歌,就是桑田唱《Merry X'mas in Summer》。你可以看到他還邊唱邊搞笑,鄧麗君的版本很明顯地勝出許多。
你可以看到影片裡,桑田與yumin肩並肩合唱,人家那時已經是天后,她沒想到的是再過幾個月,她幫《帶我去滑雪》唱的兩條主題曲,還要讓她紅到更上層樓,最終乘著泡沫經濟的浪潮,成為全日本的戀愛天后。這次節目最後,大家一起合唱為了這次演出而特別製作的歌曲--Yumin作詞、桑田作曲--《Kissin' Christmas》,好不歡樂。
サザン能上紅白時,還被憤怒的電視觀眾抗議:「為什麼要讓這種團體破壞紅白嚴肅的認真精神」。是的,那個年代的紅白還是高貴無瑕的,就像維也納新年交響樂團演奏一般嚴肅。
但回到2018年,看看這一幕,再想想1986年的那個聖誕節。當年走在不紅邊緣的淘氣鬼,與歌壇天后曾經那樣歡樂過,這麼多年過去,他們在如今非要依賴他們才能有點話題的紅白歌合戰上,唱著那年那首亂七八糟的山寨拼湊歌,你怎麼能說人生不奇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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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敦道政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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