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議論文人物例子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5月份，台灣進入了從去年以來最嚴峻的疫情考驗，與此同時，兩個特殊的政治經濟身分卻成為了這次疫情爆發的起點。這兩個身分是「國際化」的機師，以及「在地化」的茶店從業人員與客人。疫情爆發是每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從輿論以及政治人物對於這兩個身分的敘述以及處理來看，多數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都在「檢討」茶店，而較少檢討航空業，當然，網路上多數都是將兩邊都罵爆了。這兩個身分的差異其實最明顯的就是國際化與在地化的對比，國際化意味著競爭力、經濟進出口以及背後的大公司支持，而在地化的部分則對國家重視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以及全球競爭力沒有什麼幫助。這樣的差別，除了在目前疫情緊張的時候污名化這些不夠「現代」、不夠「國際化」、無法「產業轉型」的在地化產業之外，是否會延續到接下來紓困甚至是進一步的歧視呢？今天我們就來看看日本風俗產業的例子，然後來重新思考台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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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春的不健全者，是沒資格被紓困的...？」日本從2020年第一次宣告疫情的的緊急事態宣言以來，至今已超過一年的時間。起伏不定的疫情令人憂心，對個人或商業的經濟衝擊也逐漸顯現出後遺症，而打從去年的政府疫情紓困補助以來，最為爭議的「風俗業是否應該納入紓困對象」，從輿論戰場轉到了法庭訴訟。業者認為排除風俗業是職業歧視、違反人權，但今年4月日本政府的法庭回應中，示範如何用一句話激怒風俗業者：「性風俗本質上就不健康，排除補助很合理。」此話一出，又再度激起社會意見的正反激辯。

2020年在疫情嚴峻的狀態下，風俗業者首當其衝。日本知名夜王羅蘭Roland，就因疫情收掉牛郎店，更不用說風俗業最早被外界指責是防疫破口，遭另眼相待。雖然許多業者苦撐並配合政府防疫，但沒想到後續政府的紓困補助方案，卻將其排除，怒得讓關西的派遣型風俗業者與協力的NPO一同提出訴訟，強調排除風俗業紓困是違反日本憲法中「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的人權問題。

透過這次口頭答辯，能更細緻了解日本風俗業在疫情前後所遭遇到的衝擊。而「國家是否應該紓困風俗業」這個百年提問，也將由此次辯論，讓21世紀的現代人重新思考性產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2020年日本Covid-19疫情如野火燒不盡，嚴重打擊產業與民眾生計，日本政府因而擬定紓困補助（給付金）來補助各產業。雖然這波所謂「十萬元之亂」的紓困補助在去年也引發熱烈討論，但經過一層層滾動式修正後，仍舊上路，希望能站在「產業延續」的良善立意下，幫助國民。

然而方案裡，在在都將風俗業者排除在外，因而引發反彈議論。風俗業者認為，第一波疫情開始之後，性產業界就不斷遭到點名而備受歧視，緊急事態宣言出爐後，業者就開始配合政策限制營業，設計各種防疫營業的措施，更獨自承受經濟損失，結果給付金又將風俗業排除，也沒有其他補助方法，等於是將配合政府和社會防疫的人排除社會。

關西的派遣型風俗業者為此進而找上了律師團體、NPO等支援團體提出訴訟，認為紓困排除是違反憲法保障人權並要求國賠。雙方辯論在今年4月15日，也就是第一次緊急事態頒布的一年後，進行首次法庭辯論。

風俗業者表示，風俗業有納稅，也並非被《暴力團排除法》所認定的「反社會勢力」，是基於日本《風俗營業法》（簡稱「風營法」）規定來經營，沒有道理被排除在外。這次的紓困排除，除了向酒店、泡泡浴等風俗業外，也包含了柏青哥類的娛樂產業都遭排除。許多業者透過媒體申冤，認為這項排除是在疫情的惡性循環之下，再次遭到公權力的職業歧視。

這次的法院辯論中，政府所持的理由令外界許多開明派無法接受。政府認為，「性風俗業者，就是從事性交易，本質上就是不健康（不健全）的。所以排除給付金對象相當合理。」

由於一般社會大眾對風俗業仍存有許多異樣眼光，因此在這場辯論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從事風俗業的30歲女性，她選擇露臉站在原告台上提出意見：「國家否定了性風俗業是社會的一員，彷彿是說『這職業沒有被拯救的價值』想到這裡就不禁流淚。」

這次訴訟當中，出人出力最多的NPO組織「風陽台」（風テラス）長年以來提供律師、社工、心理諮商師等人員服務風俗業及其從業人員，算是風俗業的支持團體。目前的風俗業中，許多從業人員是所謂的「非正規女性」，也就是沒有從事「正當」、「正規」工作的女性，多數是社會弱勢而投入。那這些女性他們其中有可能是單親媽媽、貧困女性等，就能到風陽台來尋求協助資源。

另外風陽台也提供勞動協助，像是合約被騙、負債等等，會轉介律師來幫助從業者。此外，像是有些人想要脫離風俗業，但個人檔案還留在色情網站上時，也可以委託風陽台來做協助處理。

風陽台的理念認為，唯有政府給予適當補助，才有可能達成善的循環，讓工作者得到支援之後，收入得以穩定，未來才有機會生活自立。或許久而久之，有些人就能漸漸脫離這個產業。如果直接將風俗業人員排除在社會之外，在沒有資源收入不穩定的狀況下，繼續從事性工作也是被迫的選擇，從根本上無法解決問題。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5509057

《當西雅圖也失去了愛情故事時：Bill Gates離婚前推薦的書籍》

這幾天，朋友不斷的傳Bill Gates離婚協議的訊息給我。而我恰恰好是對這類訊息沒有太多感覺的人。他人的人生，千轉百迴，外人沒有什麼好議論。Bill Gates是天才，但在愛情面前，天才也可能變儍子。何況婚姻，愛情只是一樁婚姻的基礎小要素之一，可能不到10%，構成一樁「可循環再使用」的婚姻，有太多的條件：它比宇宙天文還不可測。

他們的宅邸在西雅圖，我想起了那部電影：Sleepless In Seattle 。

所以，我惟一的評語是：西雅圖也未必保證了愛情故事。

當然許多人關注的是財產分配，全球第四富豪。這只再度呈現了我們當代的庸俗及不堪。連繫愛情與婚姻的，一開始可能摻和了「麵包」（財富條件），但它持續不了。這對夫妻的離婚消息重點，只突顯了多數人金錢觀的偏差。首富！離婚！錢！閲讀者被驅動，錢取代了性衝動，它是當代人的荷爾蒙。

於是相處一生的夫妻，或是半生的伴侶，離婚時只剩下一個議題：財產爭奪戰，而且鬧上法庭。

我對Bill Gates有興趣的反而是這段時間他在閱讀什麼？以他和妻子的長久信賴，離婚應該是一個促膝長談的過程，或者雙方試著溝通、改變對方，終而放棄（我不喜歡用失敗兩個字，他們可能未來仍然是好友，只是彼此放下了夫妻關係，那是放手，是改變，而不是失敗。）

對酷愛閱讀的Bill Gates，此時他選擇的閲讀，格外特別。一般人可能是療癒之書，Bill Gates？

他沒有讓我失望。他選擇一本大歷史中描述二戰期間英國民衆天天躲防空洞的細述書籍，那是小人物在大時代的悲劇，也是更具備情感的歷史，另一個視角。

他也選擇了討論當代快速發展經濟（Good Economy)下，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特別是貧富差距。

他離開自己當下的心情，或者痛，眼光走到遠方。或是過往，或是當代的難題。

畢竟人不是為成全一樁成功的婚姻而誕生，何況Bill Gates。

以下是他2020年12月19日推薦的書籍：

1）《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By Michelle Alexander |

比爾·蓋茲：與許多白人一樣，近幾個月來，我一直嚐試加深自己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理解。亞歷山大的這本書提供了一個令人眼界大開的視角，用來看待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如何不公地對待有色人種群體——尤其是黑人群體。

2）《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
By David Epstein |

比爾·蓋茲：在看了愛潑斯坦 2014 年精彩 TED 演講後，我開始關注他的工作。在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中，他指出雖然世界似乎需要越來越多的專業化（例如在你的職場上），但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更多「起步時涉獵廣泛，並在進步中擁抱不同經驗和觀點」的人。

他舉的例子從費德勒到達爾文，再到冷戰時期的蘇聯問題專家。我認為他的想法甚至可以解釋一部分微軟的成功，因為我們僱用兼具領域內和跨領域知識的人才。如果你是一名通才，感覺被周圍專才型同事掩蓋了光芒，這本書就是為你寫的。

3）《The Splendid and the Vile: A Saga of Churchill, Family, and Defiance During the Blitz》 |《輝煌與邪惡：閃電戰期間邱吉爾、家人與反抗的傳奇》
By Erik Larson |

比爾·蓋茲：有時，歷史書使人產生的代入感要比作者想象的更加強烈。這本書對 1940 和 1941 年的精彩記敘就是這樣的例子，當時德國試圖用轟炸讓英國人屈服，這使得後者幾乎每一夜都要擠在地下室和地鐵站裡。他們感受到的恐懼和焦慮似曾相識——但比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經歷的要嚴重得多。

拉森令你生動地感受到，在這個可怕時期，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樣的。他還出色地描寫了一些帶領人民度過危機的英國領導人，包括邱吉爾和他親近的顧問們。這本書的記敘範圍十分狹窄，以至於不足以成為你閱讀的關於二戰的唯一書籍，卻是對關於那段悲慘歲月的文學作品的極大補充。

4）《The Spy and the Traitor: The Greatest Espionage Story of the Cold War》|《間諜與叛徒：冷戰時期最偉大的間諜故事》
By Ben Macintyre |

比爾·蓋茲：這個非虛構故事主要描寫了兩個人：成為英國雙重間諜的克格勃特工奧列格·戈德爾維斯基，以及可能出賣了他的美國叛變者奧爾德里奇·艾姆斯。麥金泰爾重新講述了他們的故事，不僅引述了西方的內容來源（包括戈德爾維斯基自己），而且也站在了俄羅斯的角度。它的精彩程度與我最喜歡的諜戰小說不相上下。

5）《Breath from Salt: A Deadly Genetic Disease, a New Era in Science, and the Patients and Families Who Changed Medicine》|《從鹽來的呼吸：致命的遺傳性疾病、科學新時代、以及改變醫學的病人和家庭》
By Bijal P. Trivedi |

比爾·茲：這本書實在令人振奮。它記錄了一項傑出科學創新的故事，講述這項創新如何改善了幾乎所有囊腫性纖維化病人及其家屬的生活。這個故事對我尤其具有意義，因為我認識一些家庭，他們已經從書里描寫的新藥獲益。隨著生物醫學奇跡從實驗室以更快的速度誕生，我想我們將在未來幾年見到更多這樣的書問世。

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輓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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