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監督,要避免主觀臆測,如果先入為主代入不尋常的觀念,並臆測為監督對象的想法,我想這不叫監督,叫做妖魔化,不但無助於政府做出實際改變,反而淪為莫須有的指控,更慘的是,所操的論據不明,反而應著親中勢力的論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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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究責,要本於事實,如果是去脈絡化的,只會誤導民眾,某某黑手,某某暗黑勢力,某某高層認為,這些都不是基於事實,而流於陰謀論,有股看不見的暗黑力量在背後操作-這是最廉價的批判方式,我們不會把事實不明確的東西當作要對方負起責任的根據,這不叫究責,叫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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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這些「把國際疫苗推出國門外的疫苗政策」的究責,基本上都直接忽略了中國介入的因素,而部分的觀點更是錯得離譜,請恕神父在此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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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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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聲稱採購疫苗數量為3千萬劑,根本是單方面誇大的說詞,衛福部方面說得很清楚,與東洋談判時,就是買200萬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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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3千變200,或是中途變卦,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更何況,東洋聲稱採購這麼龐大的數量,卻連一點基本文件都拿不出,甚至有炒股之嫌,若以第三勢力的立場,應該是懷疑東洋所謂的疫苗採購計畫,這些都是人民的稅金,如果對方來路不明,衛福部還硬要答允,這才是失職,若對方拿不出BNT直接授權書和合約草約,政府還答應簽下去,按照時力過往的風格不是應該質疑是否有圖利嗎?怎麼會變成要買3000萬疫苗,結果變200萬,責任在政府方?暗示政府買不到,不夠努力去買?這種說法和統媒幾天前操作的「東洋BNT簽下去就少死400」有何不同?如果對方有沒有原廠背書不知道,來源不透明,那先買200萬,確定對方是否能供貨,不才是分散風險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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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慘的是「台灣東洋也是在最後才說需要BNT亞洲代理商上海復星醫藥三方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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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時力遇到這種約會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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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雅各臣與上海復星及附屬子公司復星實業香港公司簽約擁有代理權,衛福部擔心有圖利他人之嫌,最後查明有中資背景,所以加以否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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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上海復星想介入台灣疫苗採購的案例,也凸顯了所謂民間採購的風險和不可靠性,上海復星非法取得了台灣的代理權再說要轉讓他,天底下有這麼免錢又不賠本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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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上海復星和中國還阻饒了我們和德國原廠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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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這是「把國際疫苗推出國門外去」嗎?時代力量想要帶入國門的是這種充滿統戰影子的空氣疫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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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我說要賣時代力量2千萬顆救命仙丹好了,你不買可否說是拒絕「國際仙丹於時力大門之外」?你說先買10顆看看好了,我說,不行,要買2千萬顆,這樣我是不是能說,「時代力量錯失時機,不顧黨員死活」?我想聰明如你應該發現了,這種說法成立,第一,那仙丹是真的,第二,我真的有2千萬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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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AZ授權代工問題,「若台康接下國外疫苗生產任務,將影響國內產能」這不是市場傳出的,也不是黑手,這是有名有姓的人物,詳見於以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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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生技總經理留忠正接受《報導者》採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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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已和台大醫院簽署臨床試驗合作計畫,由台大副校長張上淳領銜計畫主持。然而,行政院打算採取國外授權、由台康代工生產的模式,讓國光的布局起了變化──因為台康是蛋白質藥廠,也替本土疫苗廠代工疫苗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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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忠正表示,先前的確已和台康接觸生產疫苗,『但若台康接下國外疫苗生產任務,將影響國內產能』,國光可能也要找其他家業者合作.直接向國外採購疫苗成品比較單純,做代工會影響到本土生產線,『政府太急了,可以再等1、2個月,若我們臨床試驗情況不好再和國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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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taiwan-vaccin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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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20年8月的報導,「疫苗新布局:爭取牛津授權、台廠代工有望,國家隊產能為何恐受影響?」,副標題是「政府急搶牛津授權代工,本土廠商憂排擠生產量能」,當時政府的態度是極力爭取的,甚至還被批評,「太急了」,怎麼會變成是什麼黑手介入阻擋代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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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不曉得「政府高層卻有另一股聲音,認為疫情只需採購少量國際疫苗供醫護防疫人員使用,其餘民眾仰賴國產疫苗即可」這是怎麼來的,要提出這種指控煩請提出根據,民眾現在有在仰賴國產疫苗嗎?至少現在打入民眾身體裡的,無論是疫情之前,還是現在,或是往後美國送的250萬劑莫德納,全部都是國際疫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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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的國際疫苗是少量嗎?買國外的疫苗約2000萬劑,國產疫苗1000萬劑,怎麼看,都不像是「集中押注國產疫苗」,更不會是「只需採購少量國際疫苗」,至於下訂高端、聯亞各500萬劑,坦白說,這已經是最廉價的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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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端看日本、韓國,都在對他們的國產疫苗下重本,韓國人民批評政府太慢發展國產疫苗,日本人批評研發國產的疫苗速度太慢,就台灣有人卻稱「集中押注國產疫苗,導致風險集中,並不是一個好的疫苗取得策略.」,這種想法顯然與世界脫節,日本補助4間疫苗開發商至少122億台幣,而他們還沒有一家進入三期,而有趣的是,韓國的Genexine疫苗,2期還沒完成,就已經有印尼的製藥廠採購1000萬劑了,同樣的例子,還有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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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是「政府只押寶國產」、「政府要民眾只仰賴國產」,這些其實都跟「蔡英文炒股國產」的說法來源差不多,都是針對國產的不合理的打壓和過度懷疑,而這個想法的根源,源自於一種對於復屁太的渴望,他們稱那是上海復星代理的德國原廠BNT,從復屁太是唯一轉變成台灣必須買透過上海復星代理的疫苗,而忽視其「台灣被代理」、「台灣只能買中國代理的疫苗」、「拋售自己的代理權」的危險性,在盤算台灣得不到國際疫苗,國際疫苗供貨欠缺,任何國家包括歐盟都拿不到足夠疫苗的窘境,藉由打壓國產,使台灣民眾對其產生不信任,得到了所謂「國際疫苗」,也就是中國和中國代理的疫苗,封死所有路徑,要台灣只能往被中國綁架和被敵國扼其生命線予取予求的結果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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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國送來了遙遠的禮物,破除了這種迷信,250萬劑莫德納,在政府的努力下,蕭美琴在機場上站立了6小時,才讓這一批疫苗得以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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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真正的德國BNT,在駐德大使的話語中,也透露出和原廠洽談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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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立委在臉書上感謝美國,別忘了美國提醒的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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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方而言,更驚訝的是,台灣的在野陣營與中共,似乎正在營造全球疫苗只剩下BNT或科興兩種疫苗,而BNT還一定要中國公司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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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也明確反映,看到台灣有立委喊出要『槍斃衛生部長(國民黨立委費鴻泰嗆聲要槍斃衛福部長陳時中)』,還有民眾在網路鼓動沒疫苗要起義,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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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作為第二個在野黨,更應該搞清楚狀況,而不是跟隨民粹起舞,這些你認為應該「究責」的事,恰巧說明了,你正站在那些營造「全球只剩下BNT或科興,還必須由中國代理」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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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什麼請政府全力協助永齡,這實在好笑,台積電就算了,他們擁有晶片換疫苗的實力,請問郭台銘有什麼東西?他到目前為止能買到疫苗的根據,就只有其妻「他每天做夢說夢話都在說疫苗」這一項而已,依據郭台銘過往被情感詐騙還有說大話的經歷,無論是參選總統參選到一半退出,還是什麼富士康到美國設廠,時代力量自詡為勞權政黨,更應該懷疑這個富豪說話的可信度,當郭台銘向總統提出要求「同意我方提出的捐贈合約,進入實質細節的討論,也同意我方對於採購德國BNT(上海復星製藥代理),由德國製造出貨的疫苗,所提出的合約架構圖,並給予相應於合約的進口許可相關法律文件.」這根本與他一開始說的不符,而顯然又是另一個東洋與雅各臣的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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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時代力量的立委,你應該去質疑郭台銘這個資方代表到底說的是不是空氣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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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邱的殷鑑不遠,南韓大邱市長權泳臻(권영진在野黨國民力量)透過德國一間貿易公司,向德國BNT購買疫苗,也是號稱買了3千萬劑,結果購買的疫苗來源不明,韓國人紛紛跳出來大喊「市長被騙了!」他們質疑,在世界疫苗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大邱市究竟有何能力,可以在短期內確保6000萬劑的疫苗?大邱市長企圖繞過中央,逃避政府的審核,結果要買的疫苗每瓶的成分量和接種量資料,都與實際的輝瑞疫苗不同,所謂貿易公司住址在佛羅里達,電話號碼在葡萄牙,網頁顯示修正中,顯示這是一場疫苗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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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一句其他韓國議員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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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不是海外直購或代購的走私品,是得依據國家簽約輸入、要接種得經過食藥處承認的醫藥品…大邱現在是全國疫苗接種率及預約率最低的地方,別為了不可能買到的疫苗而奔波,顧好現有的疫苗,先把拯救大邱市民生命與協助恢復日常生活等事情做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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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無黨籍市議員開炮,「這是損害國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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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郭台銘買疫苗此事升起的政治效應,一開始就是要繞過政府,不准指揮中心審核,指揮中心有任何正常程序,全都被說是在卡疫苗,「政府買不到,不讓民間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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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父看來,這一連串的政治效應,都像是大邱事件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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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有批很讚的疫苗」,就和去年乃至於今年或是現在的離奇事件,人們異常的心態有關,果凍有批很讚的疫苗,比國產的還好,上海復星有批很讚的疫苗,政府不顧人民死活,為了一批空氣疫苗,詆毀現有的種種,已經買的國際疫苗,正在施打的當做不存在,將來副作用較低,能緩解疫苗荒的國產,被黑到不成人形,這才是台灣在疫苗採購上,陷入左支右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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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說不能輸韓國,凡事都跟韓國比,而韓國人卻知道,越在逆境之中越要保持清醒,不隨著外力,對政府進行不合理的施壓,然後只為了去鼓吹偏方與不合理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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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只是為了滿足一再大喊「有人卡我!」這樣的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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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來簽約採購,政府提供必要協助」,乃或是授權民間來代表政府,這些都是具有高度風險的事情,也不是正常的方法,前面的佛光山、乃或是張亞中憑著一張國台辦的聲明,都是十分明顯負面的示範,而今開了門,也是有條件的,相關的法律豁免權只給原廠,進來台灣的疫苗依然必須取得原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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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應該做的,不是鼓吹這種方式,而是監督可能弊端,我國政府與原廠簽約的原則,尚在進行著,並持續與德國洽談,到時,誰在吹法螺,誰是真材實料,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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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的在野黨,無論是國民黨或者台民黨,已經失去監督的功能,只剩下作亂、造假,以及鬥爭,時代力量作為一開始以本土力量自詡的政黨,更應該在部分政黨走向極端甚至失能,鼓吹與指揮中心作對,搞BNT起義,販售台灣代理權的時候,指引迷茫的群眾正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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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隨波逐流,乃或是同流合汙,一面美國好棒,一面要究責避開上海復星代理陷阱的指揮中心,要指揮中心同意這些莫名其妙的採購,才不是一件離奇的事,又把民間採購這種偏方當解方,對於國產疫苗又採取不合理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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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時代力量,恕神父難以苟同,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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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生活例子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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