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時光機】#35年前 的 #車諾比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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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6日,#車諾比核電廠 的事故(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引起全球的關注,這場意外發生於蘇聯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之 #普里皮亞季市,市內的核電廠發生 #核子反應爐 破裂事故,該事故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也是首例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評為最高 #第七級事件 的特大事故。
事故的主因是反應爐進行緊急停機後的後備供電測試時,因操作人員的訓練不足,最終使功率急劇增加,破壞反應爐。
當時在一連串的失誤下,車諾比核電廠的 #4號核子反應爐 功率在短時間內災難性地激增至最大設計負荷的10倍以上,最終導致 #蒸汽爆炸,衝破反應爐的頂部。
事發後,4號核子反應爐 #爐心 立即直接暴露於大氣中,釋放出大量的放射性微粒和氣態殘骸,隨後空氣中的氧氣與超高溫核心中的1700噸可燃性 #石墨 減速劑接觸,燃著的石墨減速劑加速了放射性粒子的洩漏,#放射性粒子 隨風跨越了國界。
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放射線劑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廣島原子彈爆炸 的400倍以上。被核能放射線塵污染的雲層飄往眾多地區,包括前蘇聯西部的部分地區、西歐、東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不列顛群島和 #北美 東部部分地區。
當年,近 #35萬 名居民被迫撤離、再也回不去自己的家園。前蘇聯官方的報告表示,約60%受到放射線塵污染的地區皆位於白俄羅斯境內。經濟上,這場災難總共損失約 #2000億 美元,是近代歷史中代價最大的災難。
#國際原子能總署 在2005年所提出的 #車諾比事件報告 中,記述這場意外直接造成共56人死亡,並估算暴露在高度放射線物質的人高達 #60萬 人,額外有4000人死於癌症,無數的人健康一輩子受到影響。
這起事故後來被改編為《#核爆家園》,本片重現了許多當年真實人物的故事,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以最真實的狀況重現真實事件始末,不僅讓人見證當年的各種 #荒謬行徑,以及政府 #欲蓋彌彰 的卑劣,整個製作規模和架構都非常完美。
而事故發生的普里皮亞特,如今也成了一座 #死城,但近年興起的 #核災觀光,有愈來愈多人回到此地,在有限度的狀況下旅行。
圖片來源/Chernobyl disaster
關於【遠見時光機】
《遠見》全新企劃,以劃時代的歷史照片,勾勒當年你我已漸漸淡忘的時光——那些年的報導、那些歲月的回憶,相信能在時間的洪流中,抓住一絲絲美好的感動。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0萬的網紅果籽,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旅遊籽:心導遊】 提起烏克蘭,很自然會聯想到史上最大規模的核電廠爆炸。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剎那,時間如頃刻靜止,前蘇聯烏克蘭核電廠爆炸後釋出相等於廣島原子彈400倍的輻射,31年來導致逾十萬人患癌喪命;35萬人流離失所;7,000人失去工作。今日回看,歷史被整理成一堆無情的數字,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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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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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烏克蘭,很自然會聯想到史上最大規模的核電廠爆炸。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剎那,時間如頃刻靜止,前蘇聯烏克蘭核電廠爆炸後釋出相等於廣島原子彈400倍的輻射,31年來導致逾十萬人患癌喪命;35萬人流離失所;7,000人失去工作。今日回看,歷史被整理成一堆無情的數字,惟獨踏足事發現場,才能切身感受到核劫帶來的哀鳴。
《果籽》 栽種品味,一籽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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