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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現在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辯論已經透過網路媒體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開始有不同立場的網友去舉報或公開批評他認為不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某些動漫設定與故事，也有網友在網路上公開批評那些公眾人物在不同場合的立場表態。

但是最深入大家日常網路生活的，則是有人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不同中文表達詞彙的差異，並藉此來標籤化這些不同中文詞彙背後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不同的詞彙用語多半只是表達出日常生活習慣的差別，還可以進一步表示出出生與成長地點的不同，距離真正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有不小的距離。
不過，在文化與政治環境緊張的時候，語言，尤其是詞彙、用語這些能夠透過習慣用法連結到地域性與族群性差異的部分，就常常被拿來作為語言上「真實」的邊界。在歐立德的研究中，清代的乾隆皇帝就很常公開強調滿洲人使用滿語與滿文對於滿洲文化與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在台灣的戒嚴時期依然，政府規定所有人都只能使用國語以及國語的詞彙，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及詞彙。由此可見，語言大多數被作為邊界使用、對待時，常常都是為了某些政治或文化意識形態的目的出發的結果，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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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聰明的中國人，好優美的中國話...？」隨著中國在東亞的強勢崛起，中國用語和當代流行語的傳播，近幾年也常在「華語圈」之中形成討論；而最引起論戰與焦慮的，莫過於中國用語可能帶來的文化侵略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因為政治與歷史鳩葛的台灣，在「被統戰」的生存困境下對語言的滲透感到威脅，東南亞的華語使用也曾因為「說中國話」的問題而困擾——中文會不會改變原有的在地文化認同？該說什麼樣的中文才是「正確的」？而在馬來西亞，更因此有了「規範標準華語」引起的認同之爭。

不過逆向回看中國，卻也能發現類似的焦慮感。直到近年，中國官媒都還有保護「純潔漢語」、少用外來語和流行語的社會檢討，以免汙染了原本純淨的國語。而身受漢字影響的日本，也曾有保守派認為大量的外來語破壞日本文化傳統，而有所謂的「國語防衛」的對抗概念；儘管論述未必精確，但實際生活面上，確實出現了老年世代對新聞資訊的各類新外來語難以理解的困境。但純潔的語言存在嗎？在語言使用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身分建構與文化認同之戰？

語言與政治的關聯不只呈現在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上。在馬來西亞華人間，許多詞彙的使用也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如何看待「中國政權」及其對自身認同的文化焦慮。如果粗淺地以世代差異來做區分，1980年代以前的馬來西亞華人大多使用繁體字和注音，以現今的中年世代而言，他們當時學習的拼音法是注音拼音，而非漢語拼音。

馬來西亞最早的華人私塾可以追溯到1819年在檳城成立的五福書院，當時是使用方言教學。此外，來自不同省份的華人也紛紛成立會館，如福建會館、海南會館等等，使用原居方言進行溝通是當時凝聚原鄉意識、溝通情感的方式之一。而繼中華民國成立、五四運動後，大馬的學校書院紛紛跟隨中國開始把教學語言由閩粵等方言，改為中國國語──現代標準漢語。 一直到1980年代，當地華文學校隨後也轉向簡體漢字與漢語拼音的學習。

在流行文化方面，粗略而言，80至90年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多受日本、香港和台灣文化影響，特別像是同樣使用華語的台灣流行文化，如偶像劇、流行音樂，同時也作用在語言的使用上。不過在2000年後出生的華人，所接觸的流行文化大多來自中、韓，尤其是中國，相關的古裝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陸綜的興起等，也讓當地華人在用詞上更受中國影響。如「拉黑」、「小哥哥」、「牛逼」等詞彙也常流通在年輕人之間。

雖然在華文用語上會因著政治和流行文化的輸入而受影響，但與新加坡「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的狀況相同，也不能忽略來自馬來西亞當地各族群雜揉而生的口語用法及音調上的差異。使用者未必在表達時都能意識到這些詞彙的流變和傳播歷史，但可以相信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認同或是文化親近性可從中見得。

像是留學台灣與中國的華人，慣用詞彙就有所不同，這並不能代表使用者的政治認同，但時而也會成為大馬華人之間識別認同的指標。雖然大多都是帶有偏見的觀察，但也可以視為語言回過頭來影響人們對政治的看法。

如上所述，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讓其華語時常夾雜著著不同的方言、英文和馬來文等，這可以被視為具有當地特色、靈活性的語言，但反對者也將之視為不規範華語。

2020年底，一家補習中心在臉書上分享了一則關於「華文用詞規範」的貼文，希望學生們不要使用口語化的中文，並且也列出相關列表，將當地口語化的「不規範用詞」對照以中國為主的「規範用詞」，如將巴剎改為「市集」、有料改為「有學問」、大紅花改為「木槿花」等。此貼文最終引發了批評聲浪，迫使補習班刪掉該則貼文。

其中的爭議在於，有認同者覺得需要有一套規範的語言和標準，但反對者認為為何規範化得以「中國」為標準，反而會喪失其語言的靈活性和地方性。與台灣「母語運動」相似，馬來西亞歷年也有「多說福建話運動、粵語運動」，憂心其他強勢語言，將掩蓋自身語言的呼聲。反之，也有「講華語運動」提倡多說華語，少說方言。

這些呼籲的背後邏輯，都代表了語言背後所乘載的價值是否受到重視。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5393329

香港有線新聞台裁員與集體辭職風暴，與台灣政府宣佈收回中天新聞電視牌照同時發生。

比較兩者，會很有趣：民主的台灣，新聞環境太過自由，中資利用「自由民主」的空間長驅直入滲透，令電視新聞為中共利益服務。

香港則是新聞自由環境日漸死亡，中方收緊管制。在台灣擁有自由民主時，中方利用「新聞言論自由」擴張控制影響。一旦一個地方，成為可以完全控制的囊中物，新聞言論自由即予收回。

1948至1950年的大陸如此，九七後的香港亦如此，將來的台灣，公式也一樣。

但香港的部署比較長期，控制傳媒，如台灣的中國時報和中天電視，委任在大陸有生意、親國民黨的蔡衍明出面收購。

收購香港傳媒，也先由在大陸有投資的香港商人代做白手套。收購後此期間，盈虧自負。因此有線電視至今日，只能讚賞當初的東主吳光正眼見勢色不對，脫手夠快。

況且，仿效英語世界二十四小時滾動新聞的「全球華人CNN」，經二十年前于品海創辦的中天電視試驗於先，劉長樂的鳳凰台經營於後，已經證實是一場空想。

這兩家傳媒企業，以「民間經營」面貌出現，在政治上，也只是階段性，像馬雲的支付寶，最終要讓位給中央集權的國家。因此華人CNN即使有，最終也必須由中央台國家機器來國營。

華人CNN尚且不可，粵語香港版的CNN豈又有生存之道？美國CNN今日也面對公信力崩潰、市場萎縮的敗局。

本來有線新聞台的「中國組」和「新聞刺針」，將新聞傳播學的精髓專業發揮，最接近西方電視傳理學的水準。但香港在政治上漸進入「一國一制」，在香港展開偵探報道揭露真相， 觸動財團，包括紅色資本的利益；進入大陸報道真相，則會顛覆整個大灣區「宣傳工程」。

客戶每月訂看，不想看TVB或澳門電視新聞重複的內容，因此接手有線的香港財團，由入主第一日開始，就應該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但有線的金主不可能貫徹同樣的新聞精神，因為他們幾毫不例外是全國政協。中國希望你收購有線，是要你暫代為控制。至於閣下是否因此而虧損，則不在中國當局考慮之列。

二十多年前若收購南華早報，中國可以在大陸交換土地酒店批文利益，讓你即使在香港有虧損，大陸的利潤也可以補回。

但今日一來中國經濟形勢與二十年前不同，二來香港商人漸再無此統戰交易之價值。一直以來，中方利用香港財團逐一收購幾十年薄有名譽的報紙和電視，都是想香港財團將這些老字號一一閹割（Neutered）。

何況收購一家電視台的老闆一定要放手讓懂得做電視的人方會得搞，老闆本人和他的董事局不懂得如何經營電視台。

而香港的新聞從業員，資深者已經有一個類似「教聯」如「新聞專業人員協會」之類，早有統戰準備，為老闆推介輸送信得過的「高層」。

全球電視台絕大多數為國營。美國CNN和國家地理雜誌可以例外。因為英語在全球享有霸權。市場至少二十億人，除了五眼聯盟，還有歐洲與印度，新加坡和非洲人都看英語新聞。

英語世界民主自由制度基本一致。英語小說家J.K.羅琳的「哈利波特」，可以在英美暢銷，去到澳洲紐西蘭，也不會經過審查刪節，在印度和全球的英文書店都可以自由上架。

不像華人世界分中港台社會政治制度各異，三大意識形態不同的壁壘板塊，即使台灣的鄧麗君也無法在上海開演唱會。即使如此，英語世界的主流媒體在網絡衝擊下也難以為繼，何況香港？

有線新聞台的中國組，做偵查的真實報道，對於「大灣區生活」的投資環境和社會資訊，非常重要。香港廠商也想知道。有線新聞台其實符合跨界別跨顏色的整體香港利益。

當有線記者冒死在武漢採訪真相時，特區政府的林鄭衛生局長陳肇始相信也在追看。

中國總理李克強11月20日主持召開一場經濟形勢視訊座談會，開場就要求與會的地方政府負責人暢所欲言。他說，「你們講真話，我們才能出實策。」

香港電視新聞少了一個講真話的窗口。損失的是誰？黃之鋒？周庭？肥佬黎？

彭定康預言：「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會敗壞在香港自己一小撮人手裏。」

今天低氣壓，不斷想起這段文字：「文化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基礎，在全體民眾還未完全覺醒以前，任你社會運動家如何叫嚷社會改造，任你政治運動家如何鼓吹民權伸張，也不過是做一場空夢罷了。欲使社會運動甚至政治運動能夠有效實現，非得借文化運動之力，叫醒全體民眾不可。而文化運動的目標，正是要喚起全體民眾的徹底醒覺。」* 革新保港，香港人需要建立主體意識，從頭做好論述和組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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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15日《臺灣民報》社論，收錄在《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自治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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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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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1989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以《悲哀的香港人》為主題，探討六四事件前後，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節目中，小市民歐先生的一席話，頗能反映香港人的時代心聲：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國前途充滿憧憬，主觀希望中國藉著這場民主運動，可以一夜之間民主起來，屆時毋需再為九七問題擔心。當時我也覺得香港很有希望，因為若這些學生爭取到自由民主，很明顯，若內地政策也是民主自由，香港必會跟隨這政策走。」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人既無法自決前途，只好寄望中國走向民主化，從而令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可以有更大空間 ── 這種對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正是「民主回歸論」之核心主張。[1]

「民主回歸論」之思潮，為未能自決前途之香港人，在矛盾與無助之中，找到心靈曙光；也驅使香港人全情投入八九民運，期盼「以改變中國前途、去改變香港前途」。六四屠城後，「民主回歸論」之中港良性互動想像，本來已難再有說服力；但隨後鄧小平再度啟動經濟改革，加上主權移交初年北京奉行不干預路線，令香港人對中港良性互動疑中留情，仍期盼中國會走向政治開明，讓香港能夠爭取到空間，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

但由2003年起，中港關係卻悄悄地有所變化。五十萬人大遊行，觸發北京改變對港政策，由原來之不干預路線，改為強調中央介入。[2]隨後，北京逐步走向天朝主義，透過在政治(以人大釋法、任命特首等中央權力控制政局)、經濟(將香港納入中國經濟規劃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國民教育推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層層推進，務求將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吸納入北京的直接管治範圍。[3]到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中央對高度自治有監督權力」等等；[4]繼而頒布《8.31人大決定》，劃下以提名委員會操控特首選舉之權力紅線。[5]至此中港良性互動之想像，已完全被中國天朝主義壓碎，三十年之民主回歸夢，正式壽終正寢。[6]

三十年之實踐證明，「民主回歸論」之所以未能實現，在於其單向地預設了，中港關係必然處於良性互動之軌道 ── 這種設想，既低估了中港關係之複雜性，也錯誤假設了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結果當中國走上結合威權政治和巿場經濟之「威權資本主義」、[7]而不是按原來假設走向民主化後，整個良性互動之設想不但失去基礎，更加無法應對中國轉向天朝主義後之挑戰。論述落空之結果，是不少仍服膺「民主回歸論」之主流民主派，近年在多次重大事件中，總是一廂情願地期盼，北京會開明處理香港事務；但現實卻是北京以天朝主義步步進逼，令民主派大失預算進退失據。[8]

▍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

2017年，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之期限，還未走到一半，已經變得名存實亡。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 ── 我們需要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以更立體之視野，重新定義、梳理和倡議未來之中港關係。

「中心－邊陲框架」（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之要點，是把「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和「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關係，視作一個動態互動過程，即中心政權往往傾向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以建立統一之全國政權），邊陲地區則時刻強調捍衛自主（以守護其獨特性）。[9]中心與邊陲，因此處於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會是一廂情願的良性互動，也不一定是敵我二分之零和遊戲；而是取決在不同時空下，中心與邊陲之實力對比與策略互動。[10]

以「中心－邊陲框架」思考中港關係，當能明白香港人作為邊陲共同體，我們的政治宿命，是沒有逃避中國此一中心政權制約之選擇，而只能在地緣政治結構之夾縫間，迂迴前進追求自主[11] ── 事實上，回顧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歷程，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由於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長期衰落積弱，加上當時香港身處於西方陣營之前哨，因而得以自外於中國發展，但港英政府始終未有輕視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影響力，一直苦心經營香港這片邊陲地區之自主性；[12]及至改革開放以至主權移交後，中國重新建立作為中心政權之強大影響力，近年其影響力並有向外擴張之勢，[13]香港作為邊陲地區，在這種日益不利的地緣政治趨勢下，要保持以至擴大自主性，自然是困難重重荊棘滿途。因此，就香港未來之憲制地位，不同黨派可以有不倡議不同想像，但香港人仍然必須先直面「中心－邊陲框架」之結構性制約，並在此現實政治之基礎上，全面思考香港前途。換言之，任何的香港主體性論述，都必須建立在「實現香港相對於北京（以至西方）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性」此一核心命題上。

把中港關係重置於「中心－邊陲框架」下思考，我們就能以廣闊之比較視野，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 中心邊陲之角力，絕非中港獨有的現象；而把中港關係置於比較視野之下，我們就能透過觀察世界各地自治政體之個案，深入反思中港關係，並且拉闊香港前途想像，尋找實現香港最大程度自主性之路徑。環顧世界，魁北克、奧蘭群島、格陵蘭、南提洛爾、諾福克島、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都是極具代表性之自治政體個案，透過觀察其歷史背景、自治制度、政治光譜、中心邊陲互動等等，我們當能更立體地思考，各個攸關香港前途之重要課題：

一. 自治之理想：內部自決權？

政治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尋求改變；因此成功之政治社會運動，必須提出最具正當性之訴求和論述修辭（Legitimate claim and rhetoric），方能為運動本身建立和維持正當性（Conferring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以動員和團結最大力量，實現改變。[14]而在現時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自治」仍然是較能獲得大多數香港人、國際社會甚至中國大陸社會所接受之正當性訴求。

自治的英語詞彙是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其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地區或社群，不受中央政府或鄰近地區或社群的介入，自行組織其事務的能力」(the ability of a region or community to organize its affair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eighbouring regions or communities)。[15]自治的實際操作和細節，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安排，難以有一個四海通行的自治模式；但總體來說，自治必然涉及把權力，由中央政府轉移至自治政體(transfer of certain powers from a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at of autonomous entity)，實踐上自然就涉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轉移。概念上，自治作為一種政治訴求，其核心應是讓「地域社群能夠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介入，獨立地行使其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共政策功能」（territorial communities to exercise public policy functions,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adjudicativ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in the state）。[16]近年，西方憲政學者流行在國際法的脈絡下，將自治理解為「內部自決權」之實踐。按國際法文獻，「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指人民有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17])；而要實踐「自決權」，可分成「外部自決權」(Right to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內部自決權」(Right to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兩種方式，前者指人民有權決定是否與宗主國分離；後者指人民有權按自治原則，完全決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務。[18]

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都是當代國際法和比較政治文獻下，在主權框架內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實踐自治之經典案例 ── 魁北克在加拿大之主權框架內，按「不對稱聯邦主義」（Asymmetrical federalism）原則，在民主普選權利以外，逐步發展出各種保障和實踐魁北克人「內部自決權」之自治權力，包括語言教育自主和移民審批自主等等；奧蘭群島在芬蘭主權內，亦建立起各種保障和實踐其「內部自決權」之憲制保障，包括「總督-總理雙首長制」、「奧蘭代表團」、相互同意修憲機制等等；而格陵蘭則在丹麥主權內，透過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逐步擴大和鞏固格陵蘭人之「內部自決權」。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重構自治理想 ── 香港人能否按「內部自決權」原則，[19]論述和倡議各種攸關保障香港獨特性之自治權力？在民主普選以外，「經濟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經濟政策，反對被單向經濟融合）、「規劃自主」（香港自行決定規劃基建，反對被單向規劃）、「移民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移民審批，反對被單向輸入人口）、「供水自主」（香港自行發展獨立供水系統，反對被東江水系統控制）等等，能否成為未來政治運動之核心議程？香港人能否重新審視《基本法》當中的種種不合理條文，並倡議修改《基本法》以保障香港自治？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又能否成為香港人倡議擴大「內部自決權」之參考對象？香港本土政治運動之最具正當性訴求，是否就是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在主權框架內爭取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治？

二. 邊陲之自強：自立自主還是仰息他人？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角力就自然涉及雙方之實力對比。當然，在「中心－邊陲框架」之下，中心政權差不多必然掌握權力優勢，但邊陲地區要維持自主性，總不能一廂情願地寄望良性互動，而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唯有邊陲地區具備自立自主之能力，方能有籌碼與中心政權角力；而如果邊陲地區只能仰息他人，結局則必然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兩個邊陲地區，一個強調自立自主，一個只能仰息他人，結局自然是截然不同 ── 南提洛爾在意大利主權框架下，曾遭逢墨索尼里法西斯政府之強迫同化（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經歷過民主意大利政府以虛假自治之承諾欺騙（1950年代），但南提洛爾始終自強不息，努力建立起本地政治運動、擴大經濟自主實力和開拓國際支援網絡，終於逐步扭轉原來不利之「中心–邊陲格局」，在1990年代實現真正自治；相反，諾福克島人自1979年起建立自治政體後，一直對如何維持自治掉以輕心，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其本土政治運動長期積弱、國際支援網絡不足，終於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就連本身之經濟自主實力亦全面崩潰，結果自然是無力抵抗民主澳洲之逐步吸納，在2016年被取消自治地位。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自強不息之道 ── 香港人能否建立起戰略視野，思考從當下天朝中國、以至未來民主中國想像下，香港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20]香港人能否建立起團結之本土政治運動，特別是盡快建構和鞏固「香港主體意識」？香港人又能否組織起足以盛載這種主體意識，對內能有效連結公民社會和議會政黨、對外能代表香港人與北京談判之政治行動主體？香港人能否擴大經濟自主實力，以民間力量倡議香港經濟發展之多元性、可持續性、國際性和自主性，推進香港之永續經濟實力？香港人能否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巿之影響力，以民間外交之進路，加強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各個層面之連結？

三. 中心之應對：分權還是集權？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策略互動之角力關係。邊陲地區要求自治自主，不可能迴避中心政權。但中心政權是選擇以分權（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s）還是集權（Centralization of powers）來應對，則涉及中心邊陲之實力對比、當地之政治傳統、以至中心政權對形勢之判斷等多重複雜考慮；而中心政權之選擇，又往往影響了邊陲地區隨後之選項，形塑了未來之中心邊陲格局。

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兩個邊陲地區，同樣要求自治自主；而兩地之中心政權，也同樣是民主國家。但民主英國和民主西班牙，卻採用了截然不同之策略，來應對邊陲地區，因而產生了兩種不同之中心邊陲互動結果 ── 民主英國在新工黨政府治下（1997年至2010年），一直以分權政策應對蘇格蘭問題，由《1998年蘇格蘭法案》開始，透過逐步擴大蘇格蘭之自治權力，疏導了蘇格蘭和倫敦中央政府之矛盾，為英國的「中心–邊陲關係」，帶來了超過十年的穩定局面；相反，民主西班牙在人民黨治下（2011年至今），一直以集權政策應對加泰隆尼亞問題，不但強硬打壓加泰隆尼亞要求擴大財政自主之訴求，更加插手干預當地之教育語言事務，結果激起原來只要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人之怒火，紛紛轉向公投自決獨立建國，但這些反彈亦引發人民黨中央政府更強力之打壓，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關係，已完全陷於惡性循環。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中心政權之應對，對邊陲地區前途之影響 ── 香港人能否打破自1980年代以來對「民主中國」之粗糙理解，重新認識民主之中央政府，與地方之分權自治，兩者並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香港人又能否重新認識到，真正有利於香港自治之中央政府，不單單是「民主中國」（Democratic China），更應該是「分權中國」（Decentralized China）？香港人又能否連結海內外力量，建立論述以至行動聯盟，一起推動未來之「民主分權中國」（Democratic and decentralized China）？

▍香港人走不下去了，但香港人會走下去

由2010年走溫和談判路線、2014年發起公民抗命佔領運動、到2015年出現勇武抗爭旺角衝突、以至2017年以300選委議席票投開明建制派，香港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幾乎把各種爭取方法都試過，卻全部都無功而回，始終未能實現香港之自治自主。看不見出路，難免令人感到氣餒，沉重的無力感，把多少人之意志消磨殆盡；又有多少人在絕望中走向輕狂，讓無奈和失望而引發之怒火，遮蓋了我們之眼睛。

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南提洛爾主體意識，令南提洛爾人能夠捱過了墨索里尼之法西斯統治、熬過了戰後民主意大利政府之反覆壓迫，由1919年被割讓予意大利，到1992年實現自治，南提洛爾人之自治之路，整整走了73年。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21]面對困局，不少香港人慨嘆走不去了；但只要「香港主體意識」仍在，香港人還是會走下去。

[1] 近年，「民主回歸論」成為各方議論批判之焦點，但到底這套論述，其原來之主張是甚麼，卻甚少人會認真釐清。「民主回歸論」由論政團體「匯點」提出，相關論述散見於匯點核心曾澍基教授、張炳良教授等人，在八、九十年代撰寫之文章書籍，例如《巨龍口裡的明珠》（1982）、《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 ── 匯點文件集》（1983）、《香港政治經濟學》（1985）、《困境與出路：中國民主化探索》（1989）、《滙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歷史的迴響：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檢討與前瞻》（1991）等等。簡而言之，「民主回歸論」除強調中國國族主義外（由此引伸出反對殖民統治、支持香港回歸之立場），就是提出「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 ── 即設想香港在中國改革進程之特殊角色，並假設隨著中國在經濟改革後，將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令中港關係可以良性互動，最終將實現民主回歸夢。「民主回歸論」理論大師曾澍基教授，在《民主十年專輯》（1994）中一段議論，頗能扼要概括了這套論述之要點：「『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回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

[2] 要理解北京對港政策之轉變歷程，可參閱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2008年之文章：Cheng Jie (2009)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15 July.

[3] 以「天朝主義」形容北京對港政策，始見於陳冠中先生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此概念在學術上可稱為「國家建構國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即「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強調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國族主義主張，但這種「中心吸納邊陲」之政治操作，往往會引發邊陲地區起而捍衛自主之「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有關理論在中港關係上之應用，可參閱 Fong, Brian C.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 1-34.

[4] 《一國兩制白皮書》全文：http://www.locpg.hk/jsdt/2014-06/10/c_126601135.htm

[5] 《8.31人大決定》全文：http://www.npc.gov.cn/…/12jc…/2014-08/31/content_1876904.htm

[6] 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立場新聞》，2014年 8月 28日。

[7] Bloom, Peter. 2016.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eltenha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Pub.

[8]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民主派全力支持「開明建制派」曾俊華，期盼曾俊華當選特首後，中港關係可以重啟良性互動。結果卻是北京「換人不換路線」，拿下了梁振英後，卻換上緊跟其路線的林鄭月娥；北京重整旗鼓後，隨即繼續其天朝主義治港之路線。

[9] 可參閱相關之經典文獻：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rrow, Sidney G. (1977).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grassroots politicians in Italy and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kkan, Stein. (1983). Economy, territory, identity: politics of West European peripheries. Lond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Bulpitt, Jim. (1983). Territor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Dover, N.H.: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eny, Yves and Wright, Vincent. (1985).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0] Ruane, Joseph and Todd, Jennifer. 2001.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Spain: Theoris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Grenobl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Joint Sessions.

[11] 當然，以更廣闊之地緣政治視野看香港，香港實際上是處於「多中心衝突下之邊陲」（Periphery of multiple centers）的地緣政治結構，即一方面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中心邊陲關係，是形塑香港政治之結構性主軸；另一方面，香港亦同時身處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地緣政治中心政權」（Geopolitical centers）爭霸下之夾縫地位，是故中美關係也成為牽動香港政治之次軸。為了令討論更加聚焦，本書將集中於論述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結構性主軸。有關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思考，可參閱：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686–705；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端傳媒，2017)，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20170627-opinion-nelsonlee-hkchina。

[12] 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港英政府始終主動積極經營對中關係，例如在開埠早期開辦著重雙語教授中西文化之中央書院，就向中國傳播西學之考慮，早年不少畢業生就受聘於清政府和中國企業；1912年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大學，同樣有增加對華軟實力之考慮，計劃還得到當時兩廣總督袁樹勛支持；1929-1931年間，港英政府和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保持友好關係，兩地政府並且合作剿共；1949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面重視保持與北京關係（例如1950年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亦一方面試圖力保香港之自主性（例如1960至1970年代發展獨立供水系統）。有關港英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可參閱：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第四章。

[13] 近年，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向外擴張，當然最能體現在「一帶一路」（即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倡議上。可參閱：中國官方「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14] Stewart, Charles J., Smith, Craig Allen, and Denton, Robert E., Jr. 2012.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pp. 15-16 and 62-71.

[15]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6]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文：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

[18] 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19] 國際法上，只有「人民」(Peoples)才享有「自決權」。國際法學者Milena Sterio指出，「人民」並不直接等同「國族」(Nation)或「少數族群」(Minority)，是否「人民」需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客觀驗證」(O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有一個共同的種族背景、族群、語言、宗教、歷史及文化傳承，以及此等民眾是否完整地管理該地區；第二是「主觀驗證」(Su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一群「獨特社群」(Distinctive group)，共享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要論述和倡議香港人擁有「內部自決權」，關鍵是要建構和普及「香港主體意識」── 在香港的情況，自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已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共同生活，加上1950年代設立中港邊境管制後，已逐步形成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社群；其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啟動行政改革、粵語流行文化興起，進一步形成自由、法治、廉潔、粵語等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他者」)。有關「人民」之定義，可參閱：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20] 南提洛爾人從墨索尼里法西斯統治時期（1920-1945）、到民主意大利時代（1945-現在）的本土運動經驗，應該有助於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另外本書第7章，也提及了加泰隆尼亞人從佛朗哥軍人政權時期（1936-1975）、到民主西班牙時代（1975-現在）的本土運動，也是值得當下香港人參考的重要歷史案例。

[21] 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文化，2015），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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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演員廖啟智（智叔）早前傳出患上胃癌，全面停工，並留院接受治療；日前太太陳敏兒到醫院探望智叔時，透露丈夫樂觀抗癌，醫生更讚他是A+病人。昨晚智叔的經理人公司證實智叔死訊，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八時三十二分，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安然在家人陪伴下離世。

呢條影片我哋一齊回到未紅時嘅廖啟智 ，佢點樣入行 ，經歷過啲乜嘢 令到佢嘅演技爐火純青 ，呢條影片會有好多珍貴嘅相片 ，大家睇完影片可以加入討論 ，抒發你哋對了啟智嘅欣賞懷念 ，或者講下你哋喜歡智叔一個作品呀 。



廖啟智和陳敏兒是79年訓練班同學，開學咗3個月就開始拍拖。 ,

我哋先回顧佢嘅事業, 自小在基層家庭長大，因親戚在大東電報局工作，家裏得以用便宜價安裝「麗的映聲」，在粵語長片裏看到童星馮寶寶，啟蒙他要做演員。喺佢22歲那年，廖啟智去了考無線藝員訓練班, 第一次並未有成功，但他沒放棄

隔了第二次，再次報考, 今次他終於得償所願考入第八期無線藝員訓練班,與廖啟智同屆的還有李成昌、周秀蘭、陳敏兒、黃造時、景黛音、湯鎮業等等，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哋呢。

隨後加入TVB, 1980年，智叔參演《上海灘》出道, 在劇中飾演丁力條靚 陳祥貴，初出茅廬的他同周潤發、呂良偉等一哥對戲的時候多少會有一點壓力，但卻不緊張甚至仲識得隨機應變。

雖然佢嘅演技受到肯定，不過由於佢嘅外型唔算好出眾 ，很多次都是出演一些不起眼的配角，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出演的《大河運》中飾演楊勇一角。在《最佳女婿》中飾演醫生。

廖啟智與陳敏兒同是79年第8屆無綫藝員訓練班同學。由於陳敏兒外形標緻，發展順利，好快就擔正女主角，更在劉德華成名作《獵鷹》，跟他飾演情侶，外形襯絕。之後她一直受大台力捧，除了做《體育世界》及其他大騷主持，更不斷有劇拍，差不多部部都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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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琴晚上載完馮盈盈同埋江嘉敏p圖事件，今日佢兩個就即刻合體在做訪問，就算佢哋補睇我嘅影片, 中觀佢哋嘅行為, 佢哋嘅公關都會通知佢哋, 即刻出嚟盛住個勢, 為解構心機女呢個節目作宣傳, 呢啲咪醒目囉 ，做娛樂圈 ，要識得睇準機會 ，仲要唔怕畀人講 ，你唔知道現今社會 ，畀人講會越紅嘅咩 ，兩個都抵讚 ，叻女叻女 。

今日呢條影片會講下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風再起時》主角梁朝偉郭富城 ，佢哋唔係首度合作 ，亦都會講下童年辛酸嘅梁朝偉 。影帝巨星嘅成長經歷。


最近由翁子光執導，郭富城、梁朝偉、譚耀文、周文健、太保等人主演的犯罪傳記片《風再起時》，被選為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好多人以為梁朝偉和郭富城係呀首度合作。
其實喺33年前，那时23岁的郭富城在處境喜劇《都市方程式》中饰演年轻配角，當時26岁的梁朝伟则是已凭《鹿鼎记》、《新扎师兄》、《倚天屠龙记》等剧走红，所以只係喺《都市方程式》剧集中特别客串1集，饰演体操运动员。兩個當事人自己都忘記咗 。
..........................(Smart Travel影片內容要按落去睇)
劇情
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對貪污探長進行追捕，揭開殖民地時代落幕前的篇章。曾因不受賄而飽受壓迫的警察磊樂 （郭富城飾）與南江（梁朝偉飾），想要改變現狀，而攜手建立警察貪污制度，並坐上總華探長位置。然而，權利膨脹導致黑白勢力失衡，磊樂太太蔡真（杜鵑飾），因幫其上位而受黑社會遷怒，一直跟隨他們的胖子韓（周文健飾）及嚴洪（譚耀文飾）等人，亦幾近翻臉。歷史交替，廉政公署全球通緝貪污探長，磊樂與南江隻手遮天的年代謝幕。風再起時，香港已不同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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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及幕後
風再起時主要演員包括梁朝偉、郭富城、周文健、謝君豪、譚耀文及金燕玲，電影由翁子光執導並由翁子光編寫劇本。

上映資料
風再起時主要語言為粵語(中文字幕)，未有通訊事務管理局評級結果。

更多關於風再起時
重拍經典人物題材的用心 以呂樂、藍剛為首的香港「四大探長」題材電影，香港已經拍了很多遍，還有同樣描述50、60年代警員貪污及毒犯事蹟的香港電影代表作《跛豪》，其實都是香港電影風潮的一番景像，導演翁子光亦說﹕「當年香港電影或許未有足夠的資源為50、60年代的香港全面搭景重現，也沒有CG特效的輔助，到了今天，技術上處理這類年代電影的功效可說是事半功倍。」對於拍攝《風再起時》這個題材，翁導表示﹕「從當年看過《跛豪》及《雷洛傳》之後，我已經開始在想像，香港電影為什麼不可以有更優異的人物傳記電影？外國有《甘地傳》及《莫札特傳》這些電影，後來有一天在內地工作，遇到一些三十歲以上的影迷，他們竟然說，他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正是《雷洛傳》，而不只是《古惑仔》或者《無間道》，我會驚訝於一部有關香港歷史的電影是如何引起他們興趣的。」事實上，開拍《風再起時》的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郭富城，「我在拍《踏血尋梅》的時候，看著郭富城，覺得他很有舊年代明星如加利格蘭特（Cary Grant）那種精緻及風流倜儻的感覺，塗上髮蠟，那種油頭粉面的年代感，後來我看了馬田史高西斯的《華爾街狼人》，看到里安納度狄卡比奧演的角色，我就想﹕這不就是呂樂嗎？西裝筆挺但又有斯文敗類的感覺，對於我們創作戲中磊樂的角色，可說是充滿了啟發性，郭富城自然是演這個角色的不二之選。」導演在發佈會上也笑言，因為上次《踏血尋梅》把郭富城的造型搞得邋遢又老邁，這次要還他一個「靚仔英俊」的樣子。 當翁子光在編寫劇本寫到南江(藍剛)這個重要角色的時候，他根本不敢想像可以請到梁朝偉，來出演這個外表文質彬彬、內心卻是「滿肚密圈」的忠奸人角色，梁朝偉第一次見翁子光就問他﹕「你為什麼會想拍一部香港版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義薄雲天》呢？我很想知道你會怎樣拍。」藍剛的角色當年由向華強在《藍江傳》中演繹過，但其實這個被稱為「無頭」的「笑面虎」角色，一直沒有被好好發掘過，由梁朝偉演出，這注定將又會是一個被影迷封神的經典角色。 《風再起時》的女主角杜鵑，是一個精明能幹，家境不錯的千金小姐，除了「時代感」，還要有精緻的「時裝感」，到後段她嫁給郭富城飾演的磊樂之後，她又滲透出了成熟女人的韻味。 相信杜鵑的造型，是在她之前演過的電影裡前所未見的，這都要歸功於電影的服裝造型指導吳里璐。在《風再起時》裡，她為電影主要演員所設計的假髮，可說是鬼斧神功，其中重點是郭富城飾演的磊樂，從不同年紀展現的髮型變化，既符合時代轉換，又表現出人物成長的心理及背景的改變發展，終於達至了導演所說的「還郭富城一個靚仔造型」的目的。 《風再起時》再開新的一頁 導演翁子光將電影取名《風再起時》，不只是他的個人心跡，也是對香港電影的寄語。「我覺得人還是向前看的，特別是當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得到認同多少也是運氣，要警剔自己，我們這一代電影人，比起以前侯孝賢、許鞍華、楊德昌、張藝謀、田壯壯、王家衛、杜琪峯這些，差太遠太遠了，只能做到的，就是虛心拍戲，盡力去拍自己喜歡的戲，之前已經跟郭富城合作過，這次又有機會跟梁朝偉合作，我真的是沒有什麼遺憾了，多少新導演有機會可以拍梁朝偉呢？他真的代表香港電影最有光環最美好的一代，他的表演魅力也來自於他的人格魅力，也很慶幸跟他成為了拍戲以外的朋友，彼此會談很多對不同事情的看法，他願意接拍《風再起時》也是因為他對香港電影的感情，他是很重感情、很敏感細膩的人，我們請了許冠文演出也是這個原因，他的存在對香港人來說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他在戲中有一個長達五分鐘的英語對白solo表演鏡頭，相信大家也會像我一樣看得如癡如醉，希望這會寫下影史，起碼留下了一個我作為影迷的紀念。」

梁朝偉自劇集《鹿鼎記》中韋小寶一角後，旋即成為炙手可熱當家小生，劇集接過不停。黎耀祥近日與阮兆祥主持的網上節目中，大爆偉仔當年辛酸史，更曾經拍劇攰到嘔白泡，嚇怕工作人員。他指偉仔當年於TVB接拍古裝劇《俠客行》，一人分飾孖生兄弟兩角，拍攝其間幾乎沒有休息時間。黎耀祥指當年大台沒有休息室的設備，演員想休息只能在化妝間的兩張長櫈上睡覺，他指有次偉仔在長櫈上睡着，當工作人員準備叫醒他時，發現偉仔一直沒有反應，口角更流出白泡，嚇得工作人員以為偉仔死了，擾攘一陣子，熟睡中的偉仔才醒過來，大家才知道原來是偉仔太攰太辛苦，而口角的白泡只是口水。

黎耀祥也有同樣經歷，他自言拍攝高峯期，足足有4日沒有睡覺，每次一組收工同時，另一劇組已派車在樓下候命接送，日戲接夜戲，最多只有少少時間回家沖涼。談到辛酸難忘史，阮兆祥指跟陳豪合作拍攝劇集《公主嫁到》，當時接連拍攝多日，還記得有次清晨拍畢夜戲收工，兩人在化妝間隨手拿起大卷紙巾便當枕頭睡覺，不夠半小時後，工作人員便叫醒他們化妝。他憶述每人都要動用2位工作人員服待，1位負責化妝，另1位是負責托着他們的頭，因他們化妝同時仍爭取時間休息。雖然是辛苦，但黎耀祥也感恩曾經接到不少工作的日子。

再論對郭文貴的看法------

今輯的講者曹長青，在
【粵語郭文貴5 】美聯社都説郭文貴涉嫌強姦啦! 人格謀殺的一個個案之研究分析，即
https://youtu.be/wrjRC3rcTcw
早已同大家見過面。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如果以前沒看過，更應點擊入去看看，因為昭示著可以怎樣看郭文貴，也就是，
以中共龐大的維穩費，幾年以來，早就製造了無數的假資訊，充斥著互聯網，用噪音掩蓋真相。這就是本視頻裏說到，許多評論員不自覺地採用了中共直接間接散播的消息，來決定自己怎樣評價郭文貴，的一個重要誤區。
只要排除了中共來源的資訊，倒較難找到郭文貴大奸大惡的事實。(小奸小惡，見末段。)
這是許多人對郭的為人之事實認不清的問題。

但另一問題，是邏輯問題。那就是，他的為人，跟他爆的料，有沒有關係？又或者，
問得尖銳一點﹕即使郭真的如中共所說，是殺人犯、強姦犯、貪污犯、詐騙犯、小偷大盜、紅通逃犯、通敵賣國、情婦一籮籮、同時性無能......，那麼，就能證明他爆的料是假的嗎？就能證明王歧山不是最大的貪污犯？就能證明孟建柱沒有非法殺人如麻？就能證明孫力軍、傅政華、江系權貴等等不是以權謀私以權謀色以權免起訴的盜國賊？就能證明海航王建只是意外死亡而非被盜國賊們謀殺？

對郭文貴的看法的另一個大誤區，就是以上的邏輯誤區。偏偏，中共就只能靠這誤區去欺騙人，一天到晚攻擊爆料人，絕少反駁他爆的料。再可惜是，不少論者，都墮入這個誤區。

蓋罪行被舉報，其真假全賴證據，不在乎舉報者本身有沒有污點；大家都知道，即使污點證人的證詞，法庭都會接納。中共花了這麼大力氣搞郭文貴，卻總迴避正面反駁他的舉報，倒可成為舉報屬實的一種旁證。(更何況，證據相當確鑿。)

既然大奸大惡也不影響他舉報的真實性(舉報內容是否真確只在於證據)，那麼小奸小惡又何足道哉？
但為了滿足部份觀眾不算無理的要求，也為了一點持平，姑列舉郭文貴的幾項明顯的小奸小惡吧。好一些是他親口承認的。
-好酒，而且酒後往往口不擇言，以致一年多來，幾百輯直播視頻，約有三五輯取消了、收回了。
-報過小假料，他叫做「釣魚」，讓盜國賊上當。例如，高調預定今年11月林肯中心開王建新聞發佈會，只為誘出盜國賊出手，禁止使用林肯中心，來說明中共對美國機構的管控。
-策略矛盾。曾講明不反習，卻一度很接近反習，經北京老朋友勸籲，最近才再改口，2020年之前不反習。
-中共上層權貴腐朽骯髒，郭說是屎坑一般(他叫中南海做「中南坑」)，裏面都是蛆蟲；而他曾說自己都曾是其中的一條蛆蟲。只是沒具體說怎樣個蛆法。
-不夠重視和爭取美國民主黨等相對左派的支持，(被看見)一面倒只同共和黨的極右派合作。這是支持他的作家哈金(參考【粵語郭文貴7】)所提出的批評。
-炫富。常常特別提到很有錢才可能享用的衣著、飲食、生活方式等等的品味。太介意別人，尤其是中共和爪牙，說他其實沒錢。
-恕道不夠，太狠，對攻擊他的人，當他認定是中共爪牙惡意造謠時，即使只是三四流貨色，他也要法律追究，錙銖必較；目前，應有十宗左右官司。他的解釋是，對抗盜國賊的假、醜、惡，必須真、善、狠。
-信神信佛，但自有一套，祈禱時三教諸天神佛共冶一爐，犯了許多一神教的教規。
-雖然同情下層人民，但字裏行間仍未完全擺脫歧視性用詞的影響，例如，曾介意被人說成像農村婦女般見識。
-(這一點頗像香港極端自認民主派的口吻，海外也有一定代表性，我雖不認同，姑仍列之)未與萬惡的中共撤底劃清劃線，例如，一直有同北京(未倒台的)高層或前高層通電話；2017年爆料初期，還緊密交易(可參考[粵語郭文貴10a]，(騙？)得到中共放他妻女出國與他團聚。

說了這麼多，以上好一些你還可以說是見仁見智，未必是奸是惡的，反倒可見，他直播時，常以真性情見觀眾，並非高瞻遠瞩攻於心計討好一切人的政客所為。

骨頭挑完。我勸你還是回去多了解和廣傳郭文貴的主要屬性﹕郭七條、揭露中共體制越來越多的假、醜、惡。他說，潘多拉盒子真的還未打開呢。最後，你還可以收看普通話的﹕
https://youtu.be/GzFS5RzzU20
「曹长青：我力挺郭文贵的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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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片來自台灣的民視，由華人自由燈塔剪輯而成，連結如下﹕
https://youtu.be/AskqW0RvSFU
曹長青【政經看民視】評論：王健死前15分钟录像证明王岐山警卫在场20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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