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拜讀翁達瑞教授的文章,說句實話,高虹安立委的學歷並沒有什麼太值得爭議的地方。我瀏覽了一下高虹安的公開學術資料,頂多就是U Cincinnati的排名確實比較普通,而她的學術著作表現也不是頂尖而已。畢論有文法錯誤的地方,也不是什麼致命傷。至於她和指導教授處得好不好,這更是無跡可考的事情。
當然翁達瑞教授並沒有這個本意,但有些人用彭文正式的「假博士」指控來質疑高虹安,我個人覺得是太過火了。當然,博士學歷造假或論文抄襲,那是牽涉到學術倫理與誠信的問題,是一開始就不可以犯的錯誤,跟學術能力無關。但「博士學歷是真的,只是學術能力馬馬虎虎」,我不認為這構成什麼大問題,一直追打下去只是模糊焦點而已。
博士學歷對於政治,本來就不是什麼必需品。就拿美國來說,從總統到參眾兩院到五十州州長,落落長一大串民選政治人物裡面,有研究型博士學位(PhD、MD-PhD、PhD in Law,請注意JD和MD不是研究型博士學位)的人,大概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這一點都不奇怪。研究型博士,本來就是培養皓首窮經,旨在把事物之道格式化、理論化的學術研究人才。而民選政治人物講求的是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不講太多高深的政治理論,而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成長。這兩條職涯路線本就搭不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陳建仁、李遠哲、翁啟惠來當區域立委,表現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但或許是儒家士大夫觀念使然,「博士學歷」這樣的人設,在台灣的選舉當中還是相當吃香。高虹安就很大程度受益於這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物設定。事實上民眾黨也很想把自己定位在這種「小清新知識藍」的路線上面。
這沒什麼不可以的。雖說民進黨已經取代國民黨、整個攻佔了「執政菁英」的生態位,但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界還是偏藍底的;「知識藍/姿勢藍」光環雖已褪色,不足以執政但還有一定的市佔率。
正也因為如此,高虹安跟朱學恆的「塔綠班」事件,才更令人感到哭笑不得。「塔綠班」事件發生到現在好幾天了,我個人都沒辦法評論什麼,因為整件事情瞎到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塔綠班」事件是嚴重破壞高虹安與民眾黨的人設的。即便我那些滿滿黃白藍工程師粉的新竹同學圈,對高虹安此舉也很難吞下去。如果高虹安真的覺得自己的博士學歷,是重要的政治資產的話,她應該做的事情,是怎麼樣讓自己的見識配得上自己的學術頭銜。但一段時間看下來,高虹安常在立院質詢台上擺出知識份子的架子,深入看她的質詢卻往往失準而謬誤百出。
其實我是有點可憐高虹安的。她在立院的表現,配不上她「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設;而她糟糕的表現與議題掌握能力,也讓老東家郭董對她有點敬而遠之。情急之下,她會想要從鄉民的聲量裡面尋找出路,也是可以理解的。
短期來看,跟朱學恆合作可以給自己低迷的聲量打雞血。但是這種廉價聲量就像吸毒一樣,可以帶來一時的興奮度,但也宰制了你往後的人生。
人會說話,但人也會被自己說出來的話制約。「塔綠班」「聖蟑士」,我們姑且不談這些詞眼審不審美,這樣的語言其實反映出來的是一種陰暗的心態。
當你在講「塔綠班」的時候,其實是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框在了一個受害者哭哭的心態裡。當你在講「聖蟑士」的時候,就像上報主筆李濠仲先生所憂心的那樣,你已經不把對方當人看;而政治是人與人的溝通,當你把對方「非人化」的時候,等於是自己斬斷了溝通的可能性。
民進黨會拿著槍押著你不准提出異議嗎?顯然不是。民進黨還是一個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黨,甚至很多時候,是拘泥民主到一種優柔寡斷、軟弱退讓的程度,藻礁議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想要戰勝民進黨,大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跟民進黨不同的見解,民進黨是封不了你的口的。但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度。
劉仲敬說得很好:「政治上成熟的人首先就是要講替代品。我要反對什麽,我一定要拿出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這就叫做政治上的成熟,否則你一定會越鬧越糟。你鬧掉了原來的東西,多半就會得到一個比原來更糟的東西。」
巨嬰的哭鬧是最大聲的,但它除了能把所有人鬧到心浮氣躁以外,無法給台灣這個大家庭帶來任何的建設性。當你用「塔綠班」的語言來把自己框限在受害者心態,再用「聖蟑士」的語言來把對方非人化、非溝通化的時候,你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巨嬰。而無法長大的巨嬰,是扛不起執政的重責大任的,甚至連一個合格的在野黨都當不起。
我也很明白,我講了這麼多只是徒勞。現在檯面上看起來,也只有民進黨、台灣基進的心態比較成熟可期待而已。藍白黃等黨已經自己把自己陷入了「巨嬰化」的路線,救不回來了。這條死路走到最後,就會像劉仲敬講的:「傳統的忠誠維持不了一代人的時間…很快就要變成影響力跟現在的新黨差不多,活動方式跟清末的同盟會差不多,要依靠類似天安社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到處刷存在感」。
我們以為從一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立委身上,可以看到更多政治上的成熟度。但現在看起來,我們恐怕再一次失望了。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3萬的網紅柯文哲,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有人問我:「柯市長,你是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理論上是社會菁英,但為什麼你看起來不會高高在上,跟不同背景的人講話都沒有違和感,甚至蹲在路邊攤吃飯也很自在?」 我想了一下,大概跟我過去的醫師經歷有關。醫師當中,急診和加護病房是不能選擇病人的,不可能一個病人推進來急診,我們還要先問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菁英民主理論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西人和我們眼中的中國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以 Cargo Cult 的處境來看,我們就是二戰時太平洋島國的土人。我們搞不清楚白種外星人留下的旗幟來自哪裡、不知道軍火如何操作,但通過後天學習,我們將慢慢理解自己在整個世界處於甚麼位置。香港人一般的政治潛意識來自大國之間的默契:美國上世紀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此一大事件在中國人角度是中國在折騰百年之後靠自己重新復興,而香港人在英治末期接收的其實是美國的詮釋:中國也加入了自由世界對抗蘇聯,所以中國順理成章就會「西化」,但當時「中外關係」是中國復興的關鍵,中國於是戰略性容許外國人和香港人抱持「中國將會西式民主化」的暇想,這一方面穩住了外資及各國與中國的關係,也基本決定了香港那方要求「民主回歸」的主旋律。
這種暇想直到香港回歸之後十來年仍然主導香港政局。回歸後,政治制度應有多少「民主成份」,民意也分裂為加速派和緩進派。加速派主要考慮香港,而緩進派則考慮更多,一來忌諱激嬲中國當局,二來香港上一代的心靈處於「美國拉攏中國對抗蘇聯 (並成功)」的事件之中,最後蘇聯真的被美國推倒,中美提攜,所以大家都認為中國會在艱難、緩慢的節奏中最終完成自由化。順理成章的結論是,香港其實只要做中國順理成章的自由化的啦啦隊,搞好雙方民間關係就好,民主化的主戰場在中國而不在香港。
白人之間也有一些理論去支持入中戰略,那就是含糊的民主化文宣: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發展好,中產階級出現,英美文化洗禮社會菁英,「公民社會」就可以慢慢推動社會甚至政治的民主自由化。所以美國 / 西方這樣想像自己與中國交往,就義利皆有,比正當更正當,既是通往打倒蘇聯的必要道路,也像慈善的白騎士一樣拯救了中國人。當然這只是他們單方面的想法,但這想法被香港人全盤接收,製造了之後香港人潛意識的既定政治角度:世界可以按它的意志慢慢改變中國。這真的很千禧年,至少是在 911 事件之前的那種空虛的樂觀。
如果美國軍政高層沒有選擇與中國結盟,也不會有人有興趣持續將民主化理論「應用」在古老又新潮的中國,製造各種有利經濟政治學術投資的樂觀主旋律。思想和意識形態只是真實政治的折射,也不可能離開具體的政經潮流。現在美國政治上對中態度越來越不一樣,文化和思想上也會慢慢跟上這一波變動,因為文化和思想只是秩序比較下游的顯現。
以前美國自由派想像中的世界,是一個滿天神佛的文化多元宇宙,中國只是「不一樣」,但並不是跟自己對立的威脅。現時美國的理想也是文化多元宇宙,但他們正考慮中國對他們算是多元還是異常。因為中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對美國來說已經強勁到慢慢不能算是多元,而美國自己反而有淪為「多元」的危機。
美國輿論以前的對中立場,就是美國對中國的立場,給他們時間達成自由化 (而過程中歐美也可以得到越來越多利益),民主化理論適用於中國。而現在《紐約時報》卻會刊登這樣的政治文化評論:由 David Brooks 撰寫的《When Dictators Find God》,裡面談到上世紀的進步史觀在本世紀受到的挫折:歷史沒有終結,民主意識和體制輸出遇到強勁抵擋,一度被進步思想打敗的保守思想以及宗教右派也跟各國獨裁者攜手並進,而且沒有對中國差別保護,而是將其放在普京旁邊。「(俄羅斯當局)……將自己塑造成『基督教價值觀的最後堡壘』,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義道德混亂」,同時又提到中國最近禁止「娘炮美學」,俄羅斯當局也在文化上政治上抵制迫害社會上的少數 (及 LGBT)。
作者陳列以上的圖像,是要警示「自由派」將面對「專制—保守派同盟」重新興起,為了守護人類社會的「多元」一面,要「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與之鬥爭」。這一邊吹起集結令,另一邊也不可能吃素,也在自我動員,但他們有可能因為「中國」已暫時放下紛爭。「中國」在文中是一個剛剛加入東方保守陣線的大將,因為中國加入,雙方實力要重新估計,並得出「自由多元的西方」受到嚴重威脅的結論,透露出一種對中國隱約又苦澀的「再認識」。
由於歐美老一代自由主義的對手長期是基督宗教,所以在認識初期,可能憧憬不受基督教支配的東方世界會否是個性解放的世外桃園。蘇聯之於沙特、神權伊朗之於福柯,這些都是混雜個人期待的理解初階段。美國內部在環保、LGBT、女權、宗教等議程的鬥爭,其實也輻射了出去,他們各自憧憬東方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保守派希望在東方找到海外盟友,進步派也希望在海外有社會實驗場,最後他們似乎都鎩羽而歸,各自的幻覺都得到扎醒。另辟蹊徑是很難的,西方人在面對波斯帝國時,最後還是要大致回歸到對立式的歷史觀裡面。
保守派對「威脅」的形容方式是他們面臨民族、貿易、文明、秩序的威脅,自由派對「威脅」的其中一種形容正如文章表達的,是人類對「多元」的理想受到衝擊。另一邊廂,香港最香港的地方是,在外國人未說出來之前,香港人不敢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大體上,我們都是最近才聽到雙方的集結號。現在香港人終於都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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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argo Cult 的處境來看,我們就是二戰時太平洋島國的土人。我們搞不清楚白種外星人留下的旗幟來自哪裡、不知道軍火如何操作,但通過後天學習,我們將慢慢理解自己在整個世界處於甚麼位置。香港人一般的政治潛意識來自大國之間的默契:美國上世紀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此一大事件在中國人角度是中國在折騰百年之後靠自己重新復興,而香港人在英治末期接收的其實是美國的詮釋:中國也加入了自由世界對抗蘇聯,所以中國順理成章就會「西化」,但當時「中外關係」是中國復興的關鍵,中國於是戰略性容許外國人和香港人抱持「中國將會西式民主化」的暇想,這一方面穩住了外資及各國與中國的關係,也基本決定了香港那方要求「民主回歸」的主旋律。
這種暇想直到香港回歸之後十來年仍然主導香港政局。回歸後,政治制度應有多少「民主成份」,民意也分裂為加速派和緩進派。加速派主要考慮香港,而緩進派則考慮更多,一來忌諱激嬲中國當局,二來香港上一代的心靈處於「美國拉攏中國對抗蘇聯 (並成功)」的事件之中,最後蘇聯真的被美國推倒,中美提攜,所以大家都認為中國會在艱難、緩慢的節奏中最終完成自由化。順理成章的結論是,香港其實只要做中國順理成章的自由化的啦啦隊,搞好雙方民間關係就好,民主化的主戰場在中國而不在香港。
白人之間也有一些理論去支持入中戰略,那就是含糊的民主化文宣: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發展好,中產階級出現,英美文化洗禮社會菁英,「公民社會」就可以慢慢推動社會甚至政治的民主自由化。所以美國 / 西方這樣想像自己與中國交往,就義利皆有,比正當更正當,既是通往打倒蘇聯的必要道路,也像慈善的白騎士一樣拯救了中國人。當然這只是他們單方面的想法,但這想法被香港人全盤接收,製造了之後香港人潛意識的既定政治角度:世界可以按它的意志慢慢改變中國。這真的很千禧年,至少是在 911 事件之前的那種空虛的樂觀。
如果美國軍政高層沒有選擇與中國結盟,也不會有人有興趣持續將民主化理論「應用」在古老又新潮的中國,製造各種有利經濟政治學術投資的樂觀主旋律。思想和意識形態只是真實政治的折射,也不可能離開具體的政經潮流。現在美國政治上對中態度越來越不一樣,文化和思想上也會慢慢跟上這一波變動,因為文化和思想只是秩序比較下游的顯現。
以前美國自由派想像中的世界,是一個滿天神佛的文化多元宇宙,中國只是「不一樣」,但並不是跟自己對立的威脅。現時美國的理想也是文化多元宇宙,但他們正考慮中國對他們算是多元還是異常。因為中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對美國來說已經強勁到慢慢不能算是多元,而美國自己反而有淪為「多元」的危機。
美國輿論以前的對中立場,就是美國對中國的立場,給他們時間達成自由化 (而過程中歐美也可以得到越來越多利益),民主化理論適用於中國。而現在《紐約時報》卻會刊登這樣的政治文化評論:由 David Brooks 撰寫的《When Dictators Find God》,裡面談到上世紀的進步史觀在本世紀受到的挫折:歷史沒有終結,民主意識和體制輸出遇到強勁抵擋,一度被進步思想打敗的保守思想以及宗教右派也跟各國獨裁者攜手並進,而且沒有對中國差別保護,而是將其放在普京旁邊。「(俄羅斯當局)……將自己塑造成『基督教價值觀的最後堡壘』,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義道德混亂」,同時又提到中國最近禁止「娘炮美學」,俄羅斯當局也在文化上政治上抵制迫害社會上的少數 (及 LGBT)。
作者陳列以上的圖像,是要警示「自由派」將面對「專制—保守派同盟」重新興起,為了守護人類社會的「多元」一面,要「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與之鬥爭」。這一邊吹起集結令,另一邊也不可能吃素,也在自我動員,但他們有可能因為「中國」已暫時放下紛爭。「中國」在文中是一個剛剛加入東方保守陣線的大將,因為中國加入,雙方實力要重新估計,並得出「自由多元的西方」受到嚴重威脅的結論,透露出一種對中國隱約又苦澀的「再認識」。
由於歐美老一代自由主義的對手長期是基督宗教,所以在認識初期,可能憧憬不受基督教支配的東方世界會否是個性解放的世外桃園。蘇聯之於沙特、神權伊朗之於福柯,這些都是混雜個人期待的理解初階段。美國內部在環保、LGBT、女權、宗教等議程的鬥爭,其實也輻射了出去,他們各自憧憬東方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保守派希望在東方找到海外盟友,進步派也希望在海外有社會實驗場,最後他們似乎都鎩羽而歸,各自的幻覺都得到扎醒。另辟蹊徑是很難的,西方人在面對波斯帝國時,最後還是要大致回歸到對立式的歷史觀裡面。
保守派對「威脅」的形容方式是他們面臨民族、貿易、文明、秩序的威脅,自由派對「威脅」的其中一種形容正如文章表達的,是人類對「多元」的理想受到衝擊。另一邊廂,香港最香港的地方是,在外國人未說出來之前,香港人不敢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大體上,我們都是最近才聽到雙方的集結號。現在香港人終於都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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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柯市長,你是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理論上是社會菁英,但為什麼你看起來不會高高在上,跟不同背景的人講話都沒有違和感,甚至蹲在路邊攤吃飯也很自在?」
我想了一下,大概跟我過去的醫師經歷有關。醫師當中,急診和加護病房是不能選擇病人的,不可能一個病人推進來急診,我們還要先問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再決定如何急救。
這幾年下來,我們在平權的議題上做了相當多努力,就是希望這座城市,能夠讓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和諧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前我去花博的共融式遊戲場,看見一個腦性麻痺的少女坐在輪椅鞦韆上,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享受盪鞦韆的樂趣,她開心的笑著,這一幕真的令人感動。
我不喜歡罐頭式遊具,所以我們這幾年下來,積極打造共融式遊戲場,希望讓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性格的孩子都可以玩在一起,包括身障孩童。
此外,我們舉辦開齋節,讓5萬名穆斯林穿著傳統回教服裝,同時面向麥加朝拜;同志大遊行有12.5萬人上街,以及臺北市政府落實同志的實質權益保障,甚至向大法官提出同婚釋憲,這些都是我們落實平權的實際作為。
從容忍不同文化,到接納成為一部分,需要時間。但只要我們能夠堅持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進步價值」,一直做下去,我們會是亞洲民主城市的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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