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荀子思想核心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輓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代價：22次戰役斬首181萬｜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秦國自孝公時，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從農戰兩個方面革新內政，爭霸中國，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終於以武力統一中國。在兼併過程中，普遍存在斬首現象，秦漢之際一致認為秦國是崇尚詐力的虎狼之國，魯仲連更明確提出秦是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對於秦國的斬首現象，清代史家梁玉繩作過一定研究，統計出秦國有記載的斬首數量是166.8萬人，認為「史所缺略不書者尚不知凡幾，從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無道秦者也」。王玉哲先生認為秦國斬首數量在170萬左右。學者們的統計的數據略有不同。本文力圖針對秦國斬首現象作一考察。

在前工業時代，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口數量決定一個國家的張大程度，掠奪人口是戰爭的目的之一。軍隊是一個國家人口的精華部分，擊敗敵軍，將戰俘轉化為本國的軍隊和奴隸是古代戰爭的常規做法。秦國違背常規，實行軍功爵制度，將斬首數量作為調動士氣、衡量軍功和獲得富貴的標準，使秦國成為一架效率極高的斬首機器，加快了兼併六國的進程。

一、秦國斬首的原因考察

戰國七國中何以只有秦國崇尚斬首，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強烈的帝王意識，軍功爵制度和尚利尚勇的民風。

首先，秦國歷代君主具有強烈的帝王意識

秦國僻處中國西部的落後地區，西周末年畜牧業仍是其主要經濟活動。遊牧文明崇尚武力，故秦國多勇士，馬匹又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商周王室積極利用秦的強項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早在舜時，秦之先祖大費負責為舜調馴鳥獸。三代時期至少七人以才力善御和養馬服務於商周王室。身為家臣的秦人很難參與到商周貴族社會生活的核心層面，對禮樂儀式和文物充滿神秘和嚮往。他們嚮往文明，但認識到的僅是禮樂文明的外在形式。由於秦人主要為王室提供娛樂和軍事的服務，秦人理解不了權力地位需要品行和功德的累積。平王東遷，秦襄公因護駕送有功才獲得了諸侯的地位，由家臣上升為貴族，「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終於可以體驗嚮往已久的禮樂儀式，可以和貴族們平等交往了。春秋時期，王室衰微，稱霸為主成為很多諸侯的政治追求，秦穆公更是躍躍欲試。他以挺進中原為目標。但其計畫因崤之戰而被晉阻擋，只稱霸西戎。東方六國以夷狄之國待之，對其持敵對防範的態勢。穆公後秦國內政的混亂到獻公告一段落。秦國兼併天下的大業於獻公時期啟動。其子孝公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深以為恥，效祖(穆公)法父(獻公)任用商鞅，變法圖強，國力大增，奠定了秦國兼併六國的政策和制度基礎。以後的歷代秦君，均以稱王為目標，秦惠文君在為君14年改稱為王，秦武王曾言:「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秦昭襄王在公元前288年自封為帝，秦始皇自稱始皇帝，封禪泰山，巡行全國，刻石立碑。

秦國歷代的統治者對成為帝王充滿渴望，迫不及待，毫無顧慮，只求效率。秦孝公對商鞅提出的帝王霸強的四種不同方案只對強國之術感興趣。任用商鞅實行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改革，奠定秦國吞併天下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農戰成為秦國政治的核心。

第二，軍功爵制的推行

爵位起於三代，西周統治者根據血緣親疏，軍功大小和部族勢力強弱等條件來授予爵位而分享亡商的勝利果實，維護新的統治秩序。但西周的分封是一次性的授爵，分封之後便是世襲繼承。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征伐先後由諸侯、大夫、家臣而出。這些新興力量需要新制度調動社會資源為已所用。所以，春秋以後，按軍功貢獻授爵日益代替世襲制，獎勵軍功成為戰國時期各國改革的共同內容。

李悝在魏國變法，「食有勞而祿有功」，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絕減百吏之祿秩」，燕國有「公子無功不當封」的制度。秦國實行的軍功爵制最系統最具體最可操作，基本特徵如下:軍功爵位有20等，授爵和增爵一級的一般條件是斬首一個。不同爵位佔有相應數量的土地、宅地、賦稅、奴隸，在公共活動中享有相應的飲食標準。

爵位還可以用來為自己或家人贖罪贖身等。這樣士兵一斬首一富貴(土地財富權利)三者形成了一個循環。秦國的軍功爵制授爵的唯一標準是士兵斬首的數量，佔有土地奴隸，獲得賞賜，贖罪贖身都和爵位有直接關聯。爵位成為富貴權力的核心，生活所有的一切都附著在爵位上，而獲得爵位的唯一條件是斬首數量，這樣軍隊的戰爭熱情便被調動起來。秦國軍功爵制度配套政策完備。

軍功爵制的目的是壟斷人們的改善政治經濟地位的手段，如果獲利多途，軍功爵制度的作用就會被消解。秦國在經濟上重農抑商，要想致富必須依賴土地，要獲得土地必須去上戰場上斬敵之首以換取爵位。

秦國建立了以十伍為單位的戶籍制度，實行連坐讓國民互相監督；焚燒詩書以愚昧國民。而齊國文化和商業發達，趙國盛行盜墓和娛樂業，秦國則不存在這些消解軍功爵製作用的問題。秦國的相關政策為軍功爵制構成堅實的支持，不會因其他的漏洞脫空。

第三，重農尚武華戎雜糅的民風

秦國地處西陲，本為遊牧之國，穆公稱霸西戎，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化在秦國的成分。因此秦國的文化雜糅華戎。重農尚武，民風質樸彪悍。核心地區在並渭谷地，好稼穡植五穀，農業發達，民風樸質無華，不崇文禮。秦國版圖廣闊，很多地區戎狄之風濃厚。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以秦尚農好武樸質無華之民風，加之以嚴格的管理，形成驚人的組織力量。

　荀子說:「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口，古之吏也。人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人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日: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關於其他各國風俗的大致情況，嚴耕望先生概括說:「齊國濱海，工商發達，政治無約束，其民活潑，較富厚，富知識。魯宋梁陳地居河南大平原，以稼穡桑麻為業，其民又深濡舊文化傳統，故節儉好蓄藏，惇厚重義多君子。衛及三晉地在太行東南，大河內外，居天下之中，四方交匯，民風不純。其舊風大抵剛武尚氣，輕於走險，趙衛尤甚。楚民輕剽，悍勇而伐韌性。」

由於民風不同，秉性各異，加之以不同的管理手段，便造成了各國軍隊戰鬥力的不同。其中秦國的民風對軍功爵制最為支持。從獲利致富的角度言，齊國靠工商魚鹽，趙國靠搶劫盜墓，賣藝王侯。魯宋梁陳地居河南大平原，以稼穡桑麻為業，其民又深濡舊文化傳統，故節儉好蓄藏，楚越南方氣候條件好，資源豐富，無凍餓之患。秦國重在農業和畜牧，農重土地，畜牧尚弓馬，商業不發達。

比較而言，除了秦國以外，其他國家獲得生存資料致富渠道較多，唯獨秦國只能依靠農業。只要秦國政府控制住土地的分配，也就控制了國民的生存問題。秦國實行軍功爵制，以斬首數量授予爵位，以爵位分配土地。秦國國民要想佔有土地致富必須去打仗，荀子說這是非鬥無由。而在其他國家除了鬥以外還有其他手段。

在習性上，齊國政治自由，文化發達，怯於公戰，魯宋尚儒，楚人缺乏韌性，趙人慷慨悲歌，很難有效地組織起來，在戰場殺敵斬首。而秦民質樸無華，重農尚勇，不尚文禮，追求現實利益。推行軍功爵制難度較小。秦國的軍功爵制既適合秦國重農尚武的民風，又壟斷了秦民致富的途徑，所以秦國人民將戰爭視為獲利之途，聞戰相賀，戰鬥熱情被大大激發。

苟子在比較了各國的制度後說:「秦人其生民郟口，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口，隱之以口，忸之以慶賞，酋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口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各國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是秦國，而強的根源在於秦國的制度創新，將戰爭簡化為斬首數量，將社會生活簡化為爵位，使斬首成為授爵的唯一條件。這樣秦國就被制度改造成一架動力十足便於駕駛的斬首機器，通過吞噬其他國家人民的生命實現了對全國的兼併。

二、秦國斬首統計表

關於秦國的斬首的材料主要在史記中，公開的出版物中只有梁玉繩先生根據史記作過統計，筆者依據中華書局出版十捲標點本《史記》作出完整的秦國斬首數量統計表如下（上頁圖）

上表囊括了在《史記》當中透露出的秦國斬首的所有信息，22個戰役斬首累計181萬人。據《史記六國年表》統計，秦國發動的戰役共有93次，由六國發動的戰爭有38次。

71次戰役沒有透露斬首數量。目前關於秦國斬首數量記載的制度並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71次戰役不可能不斬首。由於秦斬首數量巨大，並使斬首制度化，魯仲連才說秦是棄禮義尚首功之國，「裴因集解」引用了蜀漢文臣譙周的話:「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秦律封診式》中記載兩件事，一是士兵為爭奪首級而自相殘殺，另一個是秦國士兵割下陣亡戰友的頭顱以充戰功。這兩個案例為魯仲連和譙周的分析作了最有力的旁證。為增加斬首數量不惜自相殘殺和宰割陣亡戰友，足見秦國軍隊的斬首熱情。秦國在兼併戰爭中，斬首的實際數量遠遠超過可查的181萬，既不利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為當時無數個家庭帶來難以彌補的身心痛苦。

秦國以武力吞六國，實現了對全國的佔領。為美化戰爭，使秦朝合法化，秦始皇將兼併戰爭描述成從戰亂的六國中解放人民的戰爭，並在各地的刻石大肆宣揚。琅琊石刻日:「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

據《史記六國年表》統計由秦國發動的戰爭有93次，六國平均每個國家發動戰爭6.3次；秦國在22次戰爭中斬首數量就達181萬。戰亂死亡本由秦國造成，秦始皇卻將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給社會造成的災難加到六國頭上以作為武裝兼併合法化的理由。先秦至漢初的人們普遍認為秦國是尚詐力棄禮義的虎狼之國，可見，秦始皇通過巡遊刻石美化自己的宣傳作用並不大。武帝以後，人們認可了大一統的皇權專制形式，因而對開此政局的秦國統一全國的真正原因和手段不再深究，而是以「馬上打、馬下守」的觀點肯定秦國武力兼併的合法性。

關於秦國統一的原因流行的觀點是:順應了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願望，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將秦始皇的幾幅石刻所表達的思想和上面的觀點比較，就會發現流行的觀點是在按照秦始皇的思路理解問題，只不過是表達的方式不同罷了，劉澤華先生對此提出質疑(參見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王權主義》一書)。

如果沒有間諜活動配合下的戰爭和大規模的斬首，秦國兼併六國的過程可能極為漫長。認識到戰爭和斬首的作用，會使我們對秦國勝利原因的認識更接近歷史真實。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