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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給大家伊豆寶寶房間大改造完成的花絮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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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寸土寸金，能夠挪出來給寶寶房的空間不大，但丈量空間尺寸、畫規劃草稿圖、列出清單、動手佈置整理，這是媽媽很用心完成滿滿對Ido的愛（我幾乎要把 Petit Bazaar 搬回家了🙈實在是太多可可愛愛太好逛呀🌟），爸爸也揮汗當苦力認真幫忙搬東扛西，還特地請專人到家裡把冷氣機跟洗衣機全部清洗乾淨，爸爸之後還要跑去買寶寶專用的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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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肩並肩，頭靠頭，微笑著打開寶寶Ido的房門，分享給大家一些些搶先看的片段👶🏻💙
（想要看更多嗎？）
【城皇街——「拆」與「建」的命運】
上篇提及位於荷李活道的舊式T型街牌，今次帶大家尋找另一塊舊街牌的蹤影。位於一條擁有百年歷史的山坡路上，細心留意就會發現一塊佈滿銹跡的街牌，寫著城皇街。
根據施其樂牧師（香港及澳門史學家）的研究，香港開埠初期，在維多利亞城中環區91號段的附近有一座城隍廟。1875年之後，廟宇曾短暫用作精神科庇護中心。後來廟宇被清拆，相鄰的房屋亦被拆毁，僅餘下城皇街的名字。而附近社區則有一個要有趣味的名字——「卅間」。相傳是因為曾有地主在該處興建多達30間房屋而得其名。城皇街的附近居住着很多基層人士，在當時不難發現「咕喱館」（苦力的居住地）的蹤跡。
大約十年前開始，市區重建局逐漸收購「卅間」的唐樓，並把社區劃為H19重建區，計劃興建大型住宅區。雖然重建計劃並未落實進行，但「卅間」的未來也不知何去何從。其實不止「卅間」，面對社會急速發展，舊區終被社會淘汰。不同的重建計劃都在計劃中，我們又如何可以同時保留這些社區舊貌，以致舊區歷史不會被消失。
【由播放成人電影到推廣粵劇 油麻地戲院的大變身】
位於窩打老道及新填地街交界的油麻地戲院早於1930年建成，是香港碩果僅存的戰前戲院。對比香港的其他區域，戰前的油麻地由於鄰近海邊、聚集了不少勞動人口，所以早已是香港最繁榮的區域之一，故此早已有「五大戲院」林立。
早年的電影是香港新興的娛樂之一，當時有九百多個座位的油麻地戲院是附近一帶草根階層的主要娛樂場所，碼頭和果欄的苦力、避風塘的艇家和車夫等都經常光顧，造成「全院滿座」的盛況。之不過，隨住戰後戲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缺乏新式設備的油麻地戲院期間儘管嘗試推出過「一張票， 看到笑」的成人電影連環場求變，但仍難逃逐漸被淘汰的命運。
油麻地戲院最終於1998年7月31日正式結業，該片土地歸政府地政總署所有。這座碩果僅存的戰前戲院到底何去何從，當年也有過不少的討論。結果在空置十四年後，政府終於宣布將其活化成為傳統戲曲表演中心及後勤基地。
活化後的油麻地戲院外牆轉為雪白色、內部的鐵架就加上新的新鐵架支撐、「大銀幕」則化身為表演舞臺；座位縮減至三百個，屬小型表演場地。在百年建築中欣賞粵劇表演，確實是有一番的風味。
在新冠病毒衝擊下，香港各行各業大受打擊，本港失業率更升至16年來新高，大批市民無奈加入失業大軍。劏房戶博華由年初失業至今，厭倦了每天只吃一餐充飢、對着四面牆困獸鬥的生活，看着無動靜的招聘群組，他決心疫情下重操故業為基層裝修，助人自助。
博華早年由內地來港，曾在內地從事水電裝修工作，來港後牌照不被承認，輾轉投身廚房工作。在上年12月，他因私人原因辭去工作，「經常請假唔好意思，要人頂嗰位，索性辭職，當時飲食業係幾興盛」，豈料後來百業蕭條，飲食業更是首當其衝。
「搵咗好耐，一直都搵唔到」，從前響個不停的飲食業招聘群組，現在變得水盡鵝飛，「一靜就靜咗最少3個月，都睇唔到話邊到請人。」坐吃山空的日子，博華惟有勒緊褲頭，每天只吃到一餐。捱到行家介紹工作，博華兩次都先被裁走，「我未試過做飲食業，10日就放咗我4日無薪假。」
「後來其他宿友都失業，見多咗佢哋」，博華自嘲這是疫情間唯一的好事，令原來空無一人的9人劏房單位開始漸有人煙。「有機會一齊傾偈，一齊飲茶」，和他們混熟亦意外為他帶來轉機，「宿友話帶我去無家者協會（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坐下，我悶咪去。」
「大家交流下，Nick（協會社工）就話邊到要裝水喉，廁所塞，水喉漏水呀」，博華聽後忽發奇想，以往的裝修技巧仍在，或許這是個機會，「我就話我去幫你做得唔得？」從此，博華就成為了協會幫助基層裝修的「特工隊」的一分子，Nick遇到任何裝修相關問題就會請他幫忙，亦會給予他少許津貼，「都算係苦力勞動，（津貼）算係安慰獎。」
施比受更為有福，對博華來說，他更看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助人的滿足感。他憶述一次去山邊石屋裝修，「兩母女住，水管漏水就拎膠布包，佢哋真係基層中嘅基層。」修補完畢，他和同事甫出門口，天突然下起雨來，他百感交集：「自己咁差都幫到人，但整完一刻同以前對住四幅牆嘅心情係兩個世界，自己好似得到好多咁，個人無咁迷惘。」
採訪當日，博華和Nick一起到劏房戶家中維修電器，Nick指自己見證着博華的成長，「佢哋話幫到邊個家庭、邊個水喉係佢哋修理，聽到好多呢啲故事，令我好鼓舞。」在疫情下，不少從事基層工作的無家者及劏房戶都面臨失業問題，能夠善用他們的五金維修技巧助人自助，Nick亦有很大成就感，「喺疫情下搵到佢助人嘅價值，係好開心。」
「我要生存，我要食飯，自然就有辦法」，博華堅定地說。在危機中尋生機是港人疫下寫照，博華亦是當中的佼佼者。他除了重操故業助基層裝修，亦着手在香港考取水電牌及保安牌照，而非坐以待斃「等運到」，「每一件事我都會做，邊件事有機會，邊件事嚟到，我都會接受，最緊要識去面對。」
茶餐廳，即是茶記，是香港獨有產物，其中一間老茶記有個94歲老翁，每天下午都會坐在茶記當眼位置，負責收銀。他叫林木河，是蘭芳園創辦人，還是絲襪奶茶的始祖。至今，舖外仍然保留綠皮牌檔格局。林木河說話中氣十足，指一指外面便說 :「我27歲便在這裏做大牌檔，直到現在都是。通常我坐一會，喝杯茶吃件餅便走了，等我兒子自己做，我希望自己還有精神，幫輕他們一些。」
第一代茶記以「蘭」或「祥」作店名的開頭，屬於兩大派系，其中以沖奶茶方式分別最明顯，蘭芳園50年代在中環現址開大牌檔。在開大牌檔前，林木河10多歲便從潮州來港，那時西營盤三角碼頭有不少走鬼檔，最多在碼頭工作的苦力幫襯，投靠親戚後，便學沖奶茶、煮麵等工作。林木河兒子林俊業說 :「我很佩服他一個人在同一行業做了70多年，從來無轉過行，估計在香港來說都是首十個人了。」昔日牌檔賣的飲品選擇不算多，除了絲襪奶茶外，還有滾水蛋，即將雞蛋打入滾水內，放入砂糖拌攪，薑汁奶茶、茶走和鹹檸檬水。「香港是中西合璧的地方，一般客人喝西茶都會拌唐餅吃，像摩蘿酥、合桃酥、雞蛋糕，現在失傳的還有一個叫油砂多，即是牛油加砂糖的多士，以前很受歡迎的，現代人怕甜，所以餐牌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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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工泛指於晚清時，前赴海外工作的華人勞工以至苦力，通常是來自窮鄉僻壤的農民或漁民（特別是廣東五邑地區），被招工館等仲介公司欺騙或詐騙至海外謀生，他們會收到首期的預付薪酬，但是需要扣除一筆介紹費用、交通費用和傭金（這種做法被廣東人稱為「賣豬仔」，而招工館則又被稱為「豬仔館」。他們當中不少人因為無法返回中國，而且得不到僑居地的公民權利、無法獲得移民資格而客死異鄉。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由於這些出國的勞工都會簽約，稱為契約華工，俗稱為賣豬仔。販運、交易豬仔的地方名為招工館，俗稱為豬仔館，葡話叫Barracoon（音譯名巴拉坑）。澳門在19世紀時期是人口販賣中心。聖安多尼教堂與大三巴牌坊之間是豬仔館林立的地方。2006年，加拿大總理哈珀以廣州話就百多年前政府向華工徵收人頭稅道歉，並且宣佈賠償方案。在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開拓南亞殖民地之後，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開採殖民地的資源，從非洲引進黑奴。1800年代初，英國等殖民者禁止非洲奴隸貿易後，轉從印度和中國引進豬仔。賣豬仔一詞，是中國人的自嘲之稱，西方人稱「苦力」Coolie Labor。最早的「豬仔」是去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地）。豬仔的本質上是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契約（合同）載明工作期限和工資待遇。期限一般有三年、五年和十年等三種。待遇根據合同長短而定。十年期的「豬仔」預付安家費二十銀元，五年的十五元，三年的十三元，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1849年之前，美國華人人數很少，只有區區325人，他們大多是官員，商人，也有少量學生和馬戲演員。1848年1月，美國舊金山（舊金山）發現金礦，同年3月小道消息傳開，各地淘金者蜂擁而至。1849年消息傳到中國，隨即有323個廣東人前往淘金。1849年又有450人達到舊金山，1852年有兩萬人到達。他們主要來自於廣東臺山、開平和恩平地區，比如1854年寧陽會館就接待臺山籍人8349人。雖然金礦在法律上歸美國聯邦政府所有，但當時民間金礦開採通行規矩是打樁劃界，誰有效開發，歸誰所有。1850年加州政府開始徵收每月20美元的開礦稅。1852年改徵每月3美元/人的外籍礦工稅。到1860年代，河床表面金礦大部分被淘走，唯有實力大公司才有能力繼續開採，當時礦工工資在1-3美元/天之間。淘金發財機會大大減少，一些中國人打道回府，一些人轉道去澳大利亞或加拿大溫哥華繼續淘金，一些人轉行開洗衣店和中餐館，還有一些人去修鐵路。1863年開工的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工程開工，吸引了大量華工。鐵路華工月薪為30美元，食宿基本自理，鐵路公司也會提供一些生活幫助。和歐洲移民攜全家定居不同，華工前往美洲的目的是賺錢回鄉買田置產，所以85%以上為單身青壯年文盲男性，少量女性基本上作為性服務提供者存在。1862年《反苦力法》生效，不鼓勵外籍勞工入境，並向外籍勞工徵收每月2.5美元的「人頭稅」。到1870年，雖然中國人佔加州總人口比例只有8.6%，但佔勞動力的比例高達25%。到1880年，舊金山地區，華工佔總勞動力的1/3。19世紀中葉以後，社會主義傳入美國，美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罷工活動此起彼伏。但每當歐洲移民勞工罷工，華工就「乘虛而入」。歐洲白人移民將勞工工資大幅下降歸咎於中國「苦力」，針對華工的暴行屢有發生。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任何華工入境（但官員、商人、學者和學生等其他人員不受影響），而且規定已經在美的中國「苦力」需要在離境前事先申請「回美證」才能返回美國，意圖減少中國「豬仔」的數量。在1900年前，到達加州的中國人高達30萬人，留下來的大約為10.7萬人。1862年美國《反苦力法》生效後，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又譯合同工）獲得自由，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僱主。但舊金山中國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中華總會的前身）宣稱，他們早在1853年就停止輸入契約勞工，改用「信用票」制度（Credit-ticket System）。當時，從香港到美國加州需要2-3個月的海上航行時間，中途可能遭遇海盜和風暴，風險極大。而且勞務公司（中國六大公司）一般需要替赴美華工預支三筆費用：給華工父母的寬慰金（20美元左右，一般家庭選擇不要），船票（40-50美元）和路途開銷（20美元）左右。運送一名華工，成本在60-90美元之間。華工可以自由選擇僱主，只要按照合同每月償還這筆「貸款」就行。這樣的系統理論上符合美國法律。但中國放貸公司為了盡快收回成本，常會和華工的工頭勾結，讓他們每月代扣工資用於還貸，還會對華工本人和其在中國的家人採取威脅手段，脅迫盡快還貸。還款總額依還貸期的長短而不同，一般來說，華工需要為他們的美國之行付出200-300美元的代價。一些華工，選擇向親友借錢，或等待哥哥從美國寄錢回來成行。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有的村莊幾乎家家有人出洋謀生，比如1877年有200多人跟隨海宴沙欄村華工李仍去了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