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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在2月刊登的『中國真的是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寫過《上帝與黃金》一書的Walter Russell Mead）一文讓中國人非常不爽，該報三名駐北京的記者，可憐兮兮的成為替罪羊，按照中國式的報復方式，他們被剝奪了在中國採訪的權利，將被逐出中國。
（當然，這三人和這篇 評論文章沒絲毫關係，只是和發表這篇文章的媒體有契約關係。這也是非常中國型的邏輯，無論是打狗看主人，還是反過來，把怒氣轉移發洩到小人物頭上，我們在周星馳的電影和中國城市的街頭巷尾都可看見。）
華春瑩說，「這位叫做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應該為自己的言論，你的傲慢，偏見和無知感到羞愧。」照例，這樣的話又一次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聳人聽聞標題，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因為「中國人民」是北京代言的，北京說人民應該憤慨，人民也只能憤慨。不憤慨的一定是漢奸。
我們已經太習慣了中國官方的膝躍反射，我們的膝躍反射是好笑，你又來了。事實上，中國早已經用電影《精武門》證明了我不是病夫，但講真的，它患的其實是心理疾病。
「東亞病夫」其實是中國人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所做的自我汙名化。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瑞松也曾指出，這是一種「想像的恥辱」。
而這種「想像的恥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民族發明的一個小技巧，但毫無疑問，它一旦被某個中國政治家使用了或談及，就會被放大一萬倍。毛澤東在東亞病夫這個詞在中國之變成心理疾病，起的作用最大。
中國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至今仍讓人啼笑皆非。值此時重新閱讀《躁動的帝國》更是深刻體會到它的巨嬰症狀。
文安立分析到，中國過去250多年的國際關係史，本質上就是它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接觸的故事。中國和西方的交往，本質上是中國人如何打造現代化、同時如何受現代化影響的故事。如要給這250年幾個關鍵詞，他給定的是
1、帝國（指的是清帝國）
2、帝國主義（20世紀初，是清帝國/中國和西方的外交關係，但被解釋為帝國主義）
3、戰爭（主要是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戰爭形塑民族，給了蔣介石和毛澤東各自的機會）
4、共產主義（另外一種現代性的實踐，從外部看表現為中國和西方另外一個陣營的外交關係，從內部看是無情的內耗和屠殺）
5、孤立（毛時代和西方二大陣營隔斷臍帶，文革、運動、殺戮、死亡、國家無以為繼）
6、現代性（80年代，中共返回西方；類似30年代國民黨的做法）
7、民族主義（21世紀，中共打出偉大復興的新旗幟，引發了西方的質疑和圍堵）
本書的英文是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漢字書名的副標題，編輯特別把China這個本是外交使用的詞彙，回到歷史語境，分別置換為清帝國（普世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這種置換的邏輯非常簡單，就和Republic of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樣，你如果不分清楚，是沒辦法做事的。
這本書有5年前的版本，副標題是從『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如果已經購買了這本書的人，可略過。（當然本書的內文文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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