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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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如何評價吳孟達在香港文化系譜的地位?】
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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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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