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篋一周年回顧】
「雨傘革命」是香港社運史上一個大分水嶺，今年大年初一的「魚蛋革命」則是前次革命的延續，成為小分水嶺。社運形態已經因這兩次「革命」帶來實質的改變，這改變已在立法會補選中現出勢頭，就是勇武的行動漸漸獲得市民的支持和認同，這會完全反映在9月的立法會改選之中。在兩次「革命」中的一年其實沒有什麼超越傳統社運的直接行動，有的只是深入人心的踢篋事件，這也是一件極具代表意義的事件。
要分析踢篋事件的歷史意義，先要回顧佔領行動出現的幾年來，已經出現社運生態的改變，就是公民「直接行動」的興起已變成社運的主導模式，亦已經直接在推動社會抗爭方式的改變。今天有任何社運行動的出現，傳媒最關心的不是民陣工盟政黨等有何安排，而是所謂「勇武派」會不會到場。單是這點的改變，就明白時代改變是如何的快和大，以及抱殘守缺的傳統社運界如何失敗落伍。
香港的理論界和評論員很被動，只有筆者去年提醒「直接行動」的出現與下一階段將會有更難應付的「獨狼群」式行動的出現。在西方社會這些早已不是新鮮事物，筆者去年花了些時間翻譯和整理外國的資料，寫成小冊子上網供人免費下載，各位只須查「直接行動」4個字便可找到，但一年來新聞界及評論界對此還是十分無知，還以為人人有權上街參加示威就叫做「直接行動」。
「直接行動」最簡單的理解，就是公民社會的行動者拒絕代理人、要自己行動去改變社會的行動。香港的「直接行動」尚未完全進化到由行動者發起行動，還是依附於一些已經有知名度的團體所發起的行動為開始，但不受領導及自行其是已是常態。「魚蛋革命」之夜，警察一早就拘捕了發起示威的本民前領導人，每一個拿起石頭的年輕人都是無人指示領導的直接行動者。事件一如以往有很多繪聲繪影的陰謀論說，最方便的說法是共產黨與梁振英在背後安排，但新聞界永遠查不出更多的事實。
回到一年之前的踢篋事件開始，多次街頭衝突警方拉了數十人，亦起訴了相當數目的參加者，有多少是來自所謂勇武的新興組織，例如熱血公民或本民前？不是沒有，這些組織因抗爭而犯法的人其實並不比傳統的「左膠」更多，純是新聞報道下的錯覺。一年來數十被定罪的市民絕大多數是無黨無組織的普通市民，拒絕別人領導而行動者，希望藉個人行動帶出改變社會的強烈訊息者，才符合「直接行動」的定義。
正是由於行動者不來自任何組織，行動者是因議題而非組織的策劃而出現，所以有拉之不盡、愈拉愈多的情況，被捕的可能不會再來，但只要議題在，一定會有後繼的人。
傳統的社運界和政界基於自身利益，絕不會歡迎這類不受指揮領導的直接行動者的出現，他們的應對是劃清界線，抹黑為暴徒，全面否定直接行動者的社運地位和意義。
新興的本土派政團則採取相反的手段，對行動者同情、鼓勵、肯定和支援；亦由於他們的取態不同，他們直接收割了直接勇武行動者的光環，吸取了同情行動者的選票。這也是公平的，縱然本土派其實也不特別勇武，也還只是在法律的框框之內搞遊行示威抗爭，公眾肯投他們一票，是欣賞他們支持勇武者，而對傳統泛民的抹黑手段反感。
今天回顧踢篋反水貨反自由行一周年別具意義。是市民認為這類行為和支持這類行為的本土派保護了香港的利益，行動能有效改變了社會，逼政府改變政策，便樂意在9月投本土派一票。留意筆者的用語是「認為」。
警方與政府不會承認應付不了勇武者的示威行動，但事實上他們除了買更多的裝備、發出更多的威嚇、作出更多的濫捕、在街上截查擾民之外，警方對無組織的「直接行動」者全無對策。不單是「魚蛋革命」，而是去年的反水貨多次抗爭行動已經如是。中央結果限制了自由行、取消「一簽多行」，就是向現實低頭，亦驗證了「直接行動」的有效性。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經驗可作範式轉移。隨着「一簽多行」取消，邊境購物城的出現，水貨客擾民的問題將成過去。星期天還有泛民支持者在上水搞反水貨示威，已是落伍於形勢的活動，但也弄到警方成驚弓之鳥地大力布防，足見踢篋者就算不再行動，但餘威猶在。
本土派面對的不是在沒落中的議題做文章，而是把上述有效的經驗轉移到新的議題。更新的港獨派更加如是，而他們的領先智慧比有相當老本在手的泛民和傳統社運界強也是不爭的事實。
「直接行動」的成功在於行動而非理論。用行動帶出訊息其實是最直接的，而行動並不是本土派的專利，傳統的社運界其實經驗更豐富，只是欠缺堅持和勇武，結果予人浪漫自戀的感覺。例如反東北發展的主調應是反對中港融合、反對香港遭深圳吞併，只是販賣無田耕的可憐，焉可得到多數港人的支持？
信報財經新聞 2016-05-03
A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