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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譚新強：GameStop時勢 造就屌絲英雄

近日GameStop（當然還有AMC、Bed Bath & Beyond和BlackBerry等）挾空倉事件，搞到全球市場震盪（本來已超買），當然被很多人吹捧為又一個小小散戶大衛，戰勝華爾街哥利亞巨人，振奮人心的神話！最新的Superhero，當然不再是Batman般，住在豪華大宅（還有私人Man Cave）、英俊瀟灑的超鑽單身億萬富豪。搖身一變，最新的人民英雄，是本來被傳統社會定性為loser（失敗者），一個跟阿媽一齊住，整天躲在地牢上網、打機，在Reddit的Wall Street Bets（WSB）群組上吹水，收了政府派錢，然後經新興網上券商「羅賓漢」（Robinhood），如遊戲般day trade期權度日的所謂「kid」（年輕人，在中國匿稱為屌絲）。
既然390萬名WSB的屌絲是英雄，那麼奸角就肯定是都市傳說（urban myth）中的傳統華爾街，由始作俑者專寫做空報告的Citron，到愚蠢做空GameStop的Melvin Capital，再到斗膽「幫拖」兼駁嘴的Steve Cohen。Citadel創辦人Ken Griffin也有夾錢「拯救」Melvin Capital，但他是正是邪則較難講，因為他的Citadel，正是Robinhood所謂免佣交易流量的最大接盤者，亦即是擺明以front run食硬散戶，賺取不義之財的最大贏家，亦因此已曾被美國證交會（SEC）罰款。

我不想評論道德上誰是誰非，市場上這種標籤沒有太大意義，但法律上極可能兩邊都有問題。首先最矚目的是GameStop的Short Interest（做空數量），直到數天前，竟然高達發行股數的140%，亦肯定是吸引WSB群眾挾空倉的最大誘因，其他如業務改革，以及Chewy共同創始人Ryan Cohen加入GameStop董事局和買入12.9%股份等新聞，都只是次要。

做空比例140%，怎麼可能？簡直荒謬！有另一說法做空比例只是流動股量的140%，對比發行量只約100%，是否如此，我不清楚。但我幾乎肯定做空比例這麼高的最基本原因是美國對做空的監管一向模糊，naked short（不用借貨的「赤裸做空」）一直存在，法律上是灰色地帶。如同樣事情在香港發生，肯定是犯法的，在現今制度下也不太可能發生。但其實很久以前，「殼王」陳國強的成名作之一正是在1990年代初的挾國際德祥空倉事件，非常類似。他們一幫人發現國際德祥空倉比例超於股數，所以進行挾倉大行動，正股加窩輪一齊挾，結果也是挾高10倍以上埋單，跟今年至昨天，GameStop升了17.4倍，也不遑多讓，但當然規模較小，但據聞當年有不少經紀亦因此而「走佬」。

GameStop股價大幅挾高 美證交會應介入

那麼挾高GameStop的所謂散戶又是否值得崇拜的真英雄？他們在網上公開呼籲大家齊心協力挾高股價，絕對有操控股票的嫌疑。他們的自辯是傳統華爾街，一向都有所謂的「ideas dinner」，即一班大鱷摸着酒杯底，討論如何聯手操控某隻股票。這類事情肯定有，但未必如他們想像中普遍，因為現在的Big Tech公司，動輒過萬億美元市值，怎操控？

雖然很多人誇張地說今次事件又是一個重要歷史分水嶺，但此事不應會對全球市場，尤其中國，有太大長期影響，但短期波動仍未完結，GameStop的short interest仍超過100%，似乎即使Melvin已投降，仍有其他人接力做空。至周四WSB人數已升至420萬，股價已挾至500美元（開市前），情况危險，其實極需要SEC馬上介入。

需要留意的下一步發展將是SEC的行動和取態。SEC候任主席Gary Gensler的提名尚未通過，已碰上此小風波，SEC管理層青黃不接，亦是至今反應緩慢的原因之一。如反應快一點，或可停止GameStop交易，進行調查，甚至下令取消部分最離譜交易（在全球不少市場有先例可援）。事到如今，取消交易已不可能，調查仍是必須的，但即使發現有操控股價情况，又如何對上百萬散戶興問罪之師？情况類似暴動騷亂中，能捉到的暴徒永遠只是少數。SEC可以做的是收緊做空條例，嚴防naked short，然後可能需要聯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或其他監管機構，考慮如何監控網上言論，但當然必遇上捍衛言論自由的巨大阻力。另一監管方向是如何控制Robinhood等平台的KYC程序、風控、孖展借貸和期權交易額度等。

我看事永遠宏觀，企圖走前一步，多理解事情背後的意義。對今次事件，我有4個觀察：

（1）當然無法準確預測今次GameStop挾空倉事件，但這種由散戶主導的市場震盪是可料到必然會發生的，Tesla的神話，亦可說是這個散戶主導市場的第一個最成功例子。

散戶主導市場成新趨勢

這個散戶主導市場的新趨勢，本身亦是由4個原素所推動出來的。第一是資訊的普及性和分佈性，嚴重減低專業投資者相對散戶的優勢，情况類似Wikipedia（維基百科）已完全打敗過去修訂極慢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甚至中央圖書館的資料搜集模式都已完全過時。第二和第三個原因，當然是COVID疫情延續近一年，全球很多人失業、WFH、學生SFH，加上無限QE、零利率，再加政府派錢，形成Betting from Home的新文化，賭的是政府印出來的錢，表面上佣金又免，近期似乎賺錢又很容易，網上Reddit群組更呼籲齊心打大鱷，何樂而不為？第四是我多次指出過的世界虛擬化，生活遊戲化的大趨勢。對很多人來說，投資/投機此遊戲，與打Fortnite和War of Warcraft的分別不太大。投資甚至比Fortnite更好玩，因為即使打Fortnite打得叻，也未必很容易賺到錢，所以虛擬世界的成功，對改善現實世界的生活幫助不大。但如果投資/投機得好，當然可以隨時發達，可極速搬離阿媽地牢！

新晉富豪化身民粹教主

（2）特朗普才剛下台一周，新一代的變種民粹主義已開始冒出來，且已有新教主出現。一如近年全球很多的社會運動，可漂亮地說沒有領袖，都是民眾自我組織的。話雖如此，但其實這些運動一般都有一些領軍靈魂人物，特朗普就成為了過去五六年全球所謂右翼，其實主要是種族主義的民粹主義代表，並大力經社交媒體散播此思想病毒。

明顯在特朗普離去後，思想病毒馬上變異，從實體世界的暴力襲擊國會山莊，跳到網絡世界金融攻擊做空者（總比暴力好）。特朗普的基本盤（base），主要為極右傾的中低下階層，缺乏良好教育的中南部白人，今次變種民粹的鐵粉為略懂電腦和投資，教育水平較高，可能較多在東西岸，人種較複雜的年輕人。新教主可說是Chamath Palihapitiya，一名斯里蘭卡出生，年幼時以難民身分移民到加拿大，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加州，在facebook工作，然後做基金發達的新晉億萬富豪。他是Tesla的最早期投資者之一，是CNBC的常客嘉賓。

Chamath是個很能言善辯的人，極具感染力，也有極大野心。雖已發達，但又想以他的投資改變世界，最近更想參政，競選加州州長之位。但他如阿諾舒華辛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 一樣，因為是移民，所以永不可參選總統。

但Chamath跟特朗普一樣，也是一個善於玩弄民意的煽動者（demagogue）。數天前，GameStop已開始被炒高，他就故意「抽水」，在Twitter上宣布他買入一批GameStop的115美元2月call期權，表明支持WSB一方散戶。周三他又接受CNBC一個長達半小時的訪問，他聰明地首先宣布已獲利平倉，且將把所有利潤捐到一個中小企基金，扮演善長仁翁。在訪問中，他只不停攻擊華爾街對冲基金，擁有不公平的資訊和資金優勢，且經常得到政府拯救，而很多散戶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則遭遇財政沒頂之災，甚至失去居所。

這種煽動民粹言論，其實與2016年班農（Steve Bannon）的說法完全無異，當年他也是說他父親在金融海嘯中失去所有積蓄，所以他願意出來幫助特朗普參選。這些故事都很煽情，是否完全屬實根本不重要，但事實是擁有最大道德風險，政府包底free put的是銀行，非對冲基金，而當散戶亦得到很多的直接和間接幫助，包括債務重組，以盡量減少被銀行call loan情况。今次COVID疫情，當然幾乎每個美國成年人都已收到兩張支票，總數最多2600美元，可能再有1400美元，失業金亦已獲增加和延長，不少人下崗收入比上班還要好！

最重要是Chamath跟特朗普（表面上）一樣，都是富豪（billionaire），而且他就是華爾街的新代表，大部分財富來自投資，但就虛偽地假扮是站在貧窮散戶一邊，仍是權貴圈外的outsider。他連華裔的糟糠妻都已放棄，現任女友為一位意大利富N代兼模特兒！

不論左右，我勸喻世人對所有demagogue都要非常小心。

倘美國變得更分裂 中國雖得益不可取

（3）Chamath的言論，可能有助他自己政治前途，但對美國社會修補裂縫一點幫助都沒有。他除了火上加油，增加所謂貧富之間的仇怨外，更不停以kids來稱呼這批新WSB英雄，即故意增加年輕人和中老年人之間的矛盾。此舉非常危險，從香港經驗已見過，非常有效分裂社會。更極端點，Chamath之類，會否主張完全放棄治疫，殘忍地讓大量老年人死亡（當然年輕人也可以重病和死亡，新變種病毒更有迹象顯示影響年輕人較多）？這樣的社會價值觀對美國有好處？

其實如果美國真的變得更分裂，狹窄來說最大受惠者可說是中國，將導致更多資金流向疫情、經濟和社會都更穩定的中國。但當然一個更不穩定的美國，亦可能令到全球安全更受威脅。拜登對中國的取態仍未確定，但如民粹壓力加大，不論左右，大概率對中美關係沒好處。

（4）說到底，挾空倉這件事只是頗具娛樂性，分散注意力的擾攘，美國以至全球應該100%集中精神對付仍日益嚴重的COVID疫情。新的英國、南非和巴西變種，感染力最少比原來的高50%，理論上可導致10倍死亡總數！最新研究顯示死亡率也或高了30%，乘起來總死亡人數可以更高！現今疫苗更可能對南非株病毒效力較細。

唯一應付方法是與時間競賽，加速接種疫苗，拜登已把目標提升至每日150萬人，能否做到仍未知。大部分其他國家的步伐更慢，連香港都未開始，發展中國家更慘，更不公平，估計到年底，最多只有10%的人會得到疫苗接種。

投機散戶不懂見好就收 恐悲劇重演

P.S.大家還記得去年6月，美國一個年輕人Alex Kearns在Robinhood平台亂炒期權，他以為自己輸了數十萬美元（有說他看錯報告），結果自殺身亡的新聞？非常可惜，不禁想像假如他當時沒有自殺，到了今日，幾乎肯定他必是WSB大軍之一，甚至可能已發了個小達。

但倒過頭來，如這些WSB投機者，不懂見好就收，又將出現多少個如Alex Kearns般的悲劇收場？

（中環資產持有Tesla及facebook的財務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