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吧？以後我們別再跟他玩，達文哥哥！」
「今天叫你在我家裡看畫報，你偏要來這裡，和這些畜生淘氣！」
看以上的小說對話，你覺得這是哪個年代、在何時出版的小說？是民初的上海，還是戰後的臺灣嗎？
居然是日治時代的臺灣。
日治時代有許多違反一般人直覺的故事，例如這本小說，便教人驚奇：「台灣人當時不是講日語或台語嗎？這種北京話的小說怎麼看得懂？」
八卦板問卦「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懂北京話嗎？」回文第二彈：當時的台灣人雖然「聽不懂」北京話，但是卻有可能「讀懂」北京話。
前情提要：
https://www.facebook.com/…/a.450982404989…/2107821162638733/
今天要講的是續篇，「日治時代的台灣人，讀得懂北京話嗎？」
前文曾經談到，當時的台灣人大多是無法聽懂北京話的；但是相當弔詭的，卻很可能「讀懂」北京話。
這歸功於強大的工具：「漢字」。
語言不通，照樣能用漢字來溝通，這不能不說是語言學的奇蹟，一輩子使用拼音文字的歪果仁，大概會覺得匪夷所思吧。
1893年，唐景崧成立牡丹吟社，是台灣史上第一個有全臺影響力的詩社。社員五花八門，有像唐大人這樣的「東漂」來台游宦之士，也有臺籍在地詩人等，總共百餘名。
唐景崧是廣西人，社員之一的丘逢甲是客家人，其他社員顯然還有臺灣閩南人，大家聚會的時候那個南腔北調、雞同鴨講，就不用說多熱鬧了。
但是大家照樣以詩文會友，你唱我和，我出上聯你對下，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時光飛逝，阿本仔來到臺灣後，雖然一開始發現台灣人居然不懂北京話而忍不住學董志成綜藝摔，但還好有一樣工具是大家都會用的，就是漢文。
列舉幾本吾家收藏的日本漢文教材。
日本人也愛蘇東坡。大槻徹心：《詳解蘇東坡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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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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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第一次不要怕，老師讓你詩。森川竹磎：《初等詩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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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旁邊那個像蚯蚓一樣*活*力*四*射的符號，是日本吟詩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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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吟了嗎？不只桂格人蔘可以養氣，每天吟詩一下也可以喔～
山田準：《漢詩吟詠養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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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書拿去給統派看，他們一定會超興奮，引以為傲說：你看！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小日本也知道要學唐詩！殊不知這些東西剛好打了他們最愛講的「你用中國字就是中國人」的臉，好腫哭哭。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後，曾有一度學漢文的風氣大盛，所以很多來台官員、軍官讀寫漢文都沒問題。不要說官員了，這是我收藏的一個日籍上等兵1895年征臺日記，裡面有一半是漢字。
https://i.imgur.com/jFx8xQn.jpg
正因如此，1900年臺灣總督府才成立「揚文會」，獎勵臺灣文人，用漢文來籠絡臺灣士紳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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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旅行時，聽說他的偶像梁啟超也來了。梁啟超是清末改革的大將，而林獻堂相當關心清國局勢，對於梁兄這號人物的崇拜之情，自然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本來到處找他找不到，後來意外發現，梁啟超有這麼巧根本和自己住同一家旅館，於是便邀請會面。
兩人相見，默然無語，並不是因為兩人眉眼傳情無聲勝有聲，而是梁啟超只會講粵語，林獻堂只會講臺語，語言完全不通。無法溝通怎麼辦？臺灣民主運動史居然在剛開始的初始關卡就卡關了啊！！林獻堂不想當十里坡劍神啊！！
是的，外掛程式又出現了，「漢字」。
兩人只好使用寫字加超級比一比的方式進行交流。
一番筆談，從此決定林獻堂走上支持溫和改革派的路線。
時間快轉，臺灣的新文學運動開始了，
張我軍說：「舊文學只是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
連雅堂：「喝！什麼叫破舊殿堂！想決鬥嗎？」
「不是，我是說你們太注重形式，寫的東西都似是而非....」
「什麼叫做都似是而非！你又要決鬥了嗎！！」
後來新文學陣營也分成兩派，「北京話文」與「臺灣話文」，決鬥來決鬥去，誰也無法完全說服誰。
但是各自產出了大量作品，直到臺灣日文文學的崛起，加上政策取消報刊漢文欄，臺灣的漢語新文學之爭才不了了之。
但是，從當時賴和的作品、《臺灣民報》的文字來看，當時若不是刻意標榜「臺灣話文」或「民間文學」的作品，其實都傾向北京話文，也就是對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後作品的模仿。
加上當時台灣人其實也用中國民初的課本學漢文、讀中國近現代的白話文小說，知識份子對北京話文要一無所知，我想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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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證據是，1940年代有一個作家叫吳漫沙，他是從中國來經商的，但是後來生意失敗滯留臺灣，在不懂日文的狀況下只好寫漢文小說餬口。你猜怎麼著？他的小說在當時大受歡迎，暢銷到讓人羨慕忌妒咬指甲。如果當時臺灣人讀不懂北京話文，他的書要怎麼暢銷？
吳漫沙《黎明之歌》，1942年
https://i.imgur.com/MvilAWD.jpg
最後做個總結，日治時代的台灣人能不能「讀懂」北京話？
在日治前期，五四運動尚未開始，中、日、臺三地都讀寫文言文，溝通沒有問題。
五四運動之後，影響力衝擊了臺灣文學界，開始有人引進、摹寫北京話文的理論與作品，雖然用在地的語言讀有點卡卡的，但還算讀得懂。
到日治中後期，楊逵、呂赫若、龍瑛宗等臺籍日文作家崛起，臺灣新文學界成為用日文較勁的運動場，北京話文成為通俗文學的表現工具。
台灣人雖能讀，但並不見得能複製北京話文的文風語氣，因此在戰後有一段時間，只識寫文言文和日文的臺灣作家，才陷入「失語」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