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06）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對中國有了新的想像。1967年，由中國文革而引發的左派「反英」風暴，打破了我兩年前在北京所聽到極為肯定的對港政策，香港的太平日子似乎不再了。
文革剛起時，我所敬仰的香港左翼文化前輩：《文匯報》主筆政的金堯如、《大公報》的羅孚、陳凡等，都寫大篇大篇的文章為文革歡呼。主要的論述是認為，在中共自上而下的管治下，毛澤東發動學生和下層民眾，從下而上地揭發和批鬥各級管治階層的官僚主義，和隱藏在裡面的污泥濁水，是值得肯定的壯舉。紅衛兵的破壞和對當權派、文化人的過火行動，辯護者都認為是在一場大運動中無法避免的。
對這些議論，當時我半信半疑，但信多於疑。一來因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仍是我難以動搖的價值觀，二來從個人經歷和閱讀中，一向同情弱小、底層的反抗以至造反行動，三來是目睹當年港英管治的弊端。信中亦有疑，是對文革掀動的過度而極端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感到是情緒遠多於理智。我很難與當時的左派群眾一起叫「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因為使人聯想回到了帝王時代，那是愚蠢和欺人的祝願。不問是非的「忠」，是非理性的「愚忠」。
1967年，北京負責港澳工作的官員被文革派奪了權。十多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不波及香港的情形有了根本改變。香港掀起五月風暴。大部分市民受滋擾，而左派的「社會化」太平日子也維持不下去了。《伴侶》的印刷、發行、合作者，銷售的對象，都使我們感到不容易撐。左派上級領導人要求我們轉讓給中共直接領導的「青年樂園」系統。
我回到了上海書局，應出版界領導人的要求，老闆在書局附近成立了一家由我負責的出版公司，出版「反英抗暴」的漫畫小冊。不過銷路不佳，因為紅彤彤滿是鬥爭標語的左派書店和百貨公司門可羅雀。
左派出版界的領導人把我找回來，主要不是擔任上海書局的工作，而是要我寫出版界的「抗暴」文宣。儘管左派文化界比我優秀的前輩多的是，但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雖然後來命運多舛），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和發行業務的大不乏人，只是缺乏寫手和編輯人才。在這方面，我薄有文名，算是出版界的「秀才」。六十年代初，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
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已有許多書籍文章論及，近年特別是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和程翔的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的出版，對事件已有詳細描述。我這裏簡單講講記憶中的感覺和關鍵的轉變。
左派暴動從5月開始，到7、8月是抗爭高潮。那時港英在各界別逮捕了一些頭面人物，關押在摩星嶺政治拘留營。左派的抗爭獲中共高層和《人民日報》大力聲援，表示「決心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一切支援，直到勝利為止」。中共的聲援不斷給香港左派注射雞血。左報和鬥委會宣稱「港英不低頭，就要走頭」。鬥爭不斷升級，以至放置真假炸彈肆無忌憚。1967年8月9日，港英逮捕中共外圍報紙《香港夜報》等三報5人，勒令三報停刊。中國外交部20日對英國發出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停刊令並釋放5報人。《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表示「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當時，香港左派都以為中共一定會「大軍壓境」，不會讓香港「愛國同胞」在力量懸殊下抗鬥。誰料22日48小時最後通牒屆滿，中國並沒有派軍隊支援香港「愛國同胞」，而是由北京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大肆破壞，火燒汽車和辦公樓。
這一個對「最後通牒」的回應，對「愛國同胞」無疑一盆冷水。非常清楚地顯示中國的「支援」毫無實際意義。24日，《大公報》指稱的「地下突擊隊」在路上伏擊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縱火燒死。「最後通牒」技止此矣。它傳遞的訊號非常清楚，就是解放軍不會越界而來了。對廣大市民來說，香港可以放心住下去。對港英來說，也因此把中共「睇死」，意味著可以繼續維持治安，繼續強硬對付所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在港督戴麟趾發回倫敦的一個匯報電文中表示，他意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這個48小時最後通牒，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由此而改變了英國在香港施政方針，亦開始改變市民的身份認同。
圖1，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率領太平洋特遣艦隊抵達維多利亞港，是香港自日治時代重光的日子。
圖2，六七風暴時，左派群眾到港督府前舉毛語錄抗爭。
圖3，1960年代往大陸旅行，左一為畫家江啟明。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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