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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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代初,對於美國人而言,有些人認為他是重振美國電影的英雄,也有另一部分的人指控,他是摧毀好萊塢的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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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史鄧(Aaron Stern)辭世的消息是在日前才傳出。4月逝世的史鄧,享耆壽96歲。他在1970年代是好萊塢電影評級委員會(MPAA)的核心委員,也曾擔任三年的主席。在當時,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傑克.瓦倫蒂(Jack Valenti)取消了自1930年以來籠罩好萊塢電影製作的「海斯法典」(Hays code),認為與其限制美國電影人什麼電影能拍、不能拍,不如採取「自願性電影分級制」,讓任何題材的電影都能適得其所。而艾倫.史鄧便是他手下的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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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史鄧原本跟電影業沒有任何關係,他是一個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精神科醫師,總是給人一種老練而周到的親和印象。在瓦倫蒂的邀請之下,他果決地將管理分級制度的職責一肩扛起,真的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帶給社會正面的回饋。他曾強調,分級制度不是為了迫害電影,反而促使電影發展更健全,並且給予家長一個全面的觀影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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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時,美國電影分級主要分為四種,分別是G(老少咸宜)、PG(17歲以下建議家長陪同,可能不適合十歲以下的孩子)、R級(17歲以下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和X(17歲以下不得觀看)。艾倫.史鄧不僅落實分級制度(尤其確立了PG級的定義),也會事前提供觀影者一部片的「暴力場面、粗話、性場面」次數統計。不甘只是作為藏鏡人的史鄧,不僅在幕後推動分級,也經常受訪推廣分級制度對美國社會的良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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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顯然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認為。在當時,許多自由派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世代——主張不該有任何分級制度,即便超過五成的主流民意認為分級制度真的有所助益。事實上,危險之處在於,當分級制度上路之後,也意味著史鄧與他麾下的委員會掌握了某種權力,當他們認定一部電影是X級,便意味著⋯⋯(詳全文請點下列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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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點:
●X級電影的曝光率會低到什麼程度?
●史鄧對同性戀的看法是否影響了他的判斷?
●給擺明是X級的《大法師》(見圖)評為R級,只是因為史鄧看得開心?
●瓦倫蒂對任用爭議連連的史鄧是否感到懊悔?
●電影分級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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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954/5484858?form=udn_ch2_common3_cate
好萊塢的英雄還是撒旦?Aaron Stern——美國電影分級制背後的爭議推手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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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怪物的人 #信號 #追擊者
#犯罪側寫師 #犯罪者側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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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十日春天,日間最高氣溫二十一度,直至晚上六點,首爾城東區中浪川河堤遊樂場仍舊是個好天。中浪川上流是低窪地帶,從以前就洪水災害頻發,一九九○年代末期,夏季水患災民甚至向國家提出集體訴訟,要求國賠,儘管如此,中浪川下游君子橋附近是有名的賞花地點,而二○○一年的春天正值花朵盛放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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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四歲的智妍(假名)和中浪川附近的居民一樣,跟著爸爸和哥哥出門散步。那天雖說是星期四下午,但賞花人潮絡繹不絕。智妍爸爸暫時移開在智妍身上的視線,看向和同齡小孩玩耍的六歲大的智妍哥哥的時候,智妍遠離了爸爸和哥哥獨自玩耍,就在這時,一個男人悄悄地靠近智妍道:「叔叔買冰淇淋給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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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少了兩根指頭的男人帶智妍到了距離中浪川散步步道五十公尺遠的君子橋社區超市,買了冰淇淋,然後把智妍帶回離超市五十公尺遠的自家住宅。那是一個窄小到隔不出玄關的房子。另一頭,智妍的爸爸和哥哥失去了智妍的行蹤,徹夜尋找智妍無果,最後到了派出所報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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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周六早上八點許,一名回收舊物的六十多歲老人走在君子橋住宅區巷弄,那裡離智妍失蹤地點約五分鐘步行距離。老人如往常般尋找能回收的舊物,他在巷子裡發現一個登山背包,背包裡裝的不是要被回收的舊物,而是被分屍的小孩的頭、雙臂和被切除了腳趾頭的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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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驚的老人急忙報案,東部警局局長和刑事科科長等人上午趕赴拉起了黃色封鎖線的現場,投入初次現場調查。「初次現場調查」指的是警方出動至犯罪現場進行的緊急措施。不久之後,警方便確認了背包內的屍塊是一個禮拜前的失蹤女童智妍。通常不明來歷且有他殺嫌疑的屍體需透過屍檢和DNA分析方能確認死者身分,但是智妍案無需透過DNA分析,而是由智妍爸爸親自確認屍體頭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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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妍案立刻受到輿論媒體關注。五月二十日星期一,東部警局記者室擠滿了記者。自一九九○年代中半之後,韓國民眾時有聽聞隨機殺人案與連續殺人案,犯罪的恐怖陰影已陷社會於不安。聽說智妍案之後,各家記者都已作好要在和平週末上班的心理準備,聚在東部警局裡滿頭大汗地揮寫新聞。同一天晚上,韓國KBS電視台報導,「首爾東部警局指出女童分屍案的兇嫌極可能有精神疾病的問題,警方正全力調查」,隔天另一家日報報導,「女童家屬沒接過要求交付贖金的電話,研判是精神病患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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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搜查犯罪分析組辦公室坐落在首爾鐘路區首爾地方警察廳本館三樓。在智妍案相關新聞報導出來的三天後,權日勇警司就被叫去參加會議。警方在東部警局成立了智妍案搜查本部,上級機構收到指令,須全力協助首爾地方警察廳的搜查,在那時,東部警局還不曉得什麼才是正確的搜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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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地方警察廳會議室,幾名男子圍坐在桌邊,桌子一側坐著首爾地方警察廳刑事科科長及重案科科長,另一側是現場鑑識班班長和權日勇,還有幾名負責現場搜查的東部警局刑警。他們要合力拼湊「犯罪者的身分及犯案動機」的高難度罪案拼圖,會議室裡流淌著緊張感,不單單因為智妍案兇嫌的殘暴犯罪手法,還有傳統搜查方式和新的搜查方式之間的角力。這一點其他與會者不曾察覺,但權日勇已經感知到了。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要員權日勇象徵著新的搜查方式,不過當天會議與會者多為年長刑警和警察,對他們來說,「科學搜查」是個陌生的字眼。一般的命案犯案動機有二,不是積怨就是涉及利害關係,因此通常被列入調查的犯罪嫌疑人與這兩種動機脫不了關係,通常會從受害者的熟人先調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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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首爾地方警察廳麾下各管區共有兩萬四千多名警官,其中權日勇的職位是絕無僅有的,不,縱使是韓國全國九萬六百多名警官中,權日勇的職位依舊是獨一無二的。二○○一年一月,權日勇等四名警官被分派到首爾地方警察廳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另外三名警官過去是犯罪統計要員,唯有「一號側寫師」權日勇是現今大眾認知中的「犯罪側寫師」,專司「犯罪者側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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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犯罪側寫,
◼️是以訴訟法理的科學證據為基礎,
◼️推定犯罪者的性格、心理、智力、職業、特徵等,
◼️有助縮小嫌犯範圍,幫助搜查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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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警察體制自一九九九年才導入科學搜查方式,歷時不過兩年,所以一線警察對於科學搜查的用語相當陌生,更不要提「分析犯罪者性格和特徵有助搜查」的概念。權日勇和當時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室室長李東桓(音譯,이동환)必須證明此一新概念與新技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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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天的會議結束後,權日勇必須搶先現場搜查組更快解開拼圖才行。這就像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權日勇要先一步於圍棋棋盤上落子。他通過現場搜查組和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屍檢結果獲得的拼圖碎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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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經冷凍後才遭分屍。
◽️屍塊斷面粗糙。
◽️裝有屍塊的黑色塑膠袋。
◽️失蹤地點與失蹤時段。
◽️棄屍的推定時間。
◽️屍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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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日勇在辦公室裡反覆思索,試圖拼湊事實碎片。當他思緒卡關時,他會在卡關的部分畫底線,重新翻看國外犯罪側寫師們的著作。傳說的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的搜查回憶錄《破案神探》和他所著的《犯罪分級手冊:暴力犯罪分級調查標準系統》(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A Standard System for Investigating and Classifying Violent Crimes)、美國學者布倫特・特維的《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是權日勇的案頭常備書。「一定要抓住殺死智妍的兇嫌」的念頭盤旋在權日勇的腦海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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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側寫師如同沒有獵犬,獨自追逐動物的獵人,僅憑現場留下的微小跡證推測動物的行蹤。權日勇每天看著發現智妍屍體的現場照不下數十遍。寬約三公尺的小巷,矮於成年男性胸口的低牆、紅磚、黑色鐵門、貼有搬家公司等各式各樣宣傳單的鐵門,還有放在鐵門前的黑色背包,權日勇每天就像看著立體圖般,凝視著那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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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綁架她?」
「為什麼要分屍?」
「犯罪者有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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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生的目標是治療,犯罪側寫師的目標是搜查。和電影裡的犯罪側寫師的一貫形象是,不用看犯罪現場也能揭露兇嫌的身分,就像個天才心理學家或靈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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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犯罪側寫師最早誕生於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幫助搜查是此一職務的目的。犯罪側寫師的本質就是推論犯罪者私底下及心理的「側繪(特徵)」,幫助縮小罪犯嫌疑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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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日勇心急證明犯罪側寫師的價值與效用。為了智妍父母得快點抓住犯罪者的責任感,以及要向一線刑警們證明犯罪側寫的價值,權日勇背負著這兩種壓力,把「我身為犯罪側寫師,必須向搜查組提出搜查方向才行」不時掛在嘴邊,「犯罪者是誰」,一年來,權日勇幾乎背得滾瓜爛熟的犯罪側寫教科書內容深印在他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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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別於權日勇,現場搜查組另有壓力來源—韓國全國媒體密切報導智妍案,該案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各家新聞媒體社會部的「老大」都聚到首爾地方警察廳記者室,天天追問警方搜查成果和案件調查進展,並且競相直播搜查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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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組從多個搜查方向同時著手,像是智妍父母的潛在仇家、智妍失蹤與被棄屍地點一帶確診的精神病患、擁有電鋸設備的肉店等商家、性侵犯與兒童犯罪前科犯。警方馬不停蹄地查尋智妍失蹤地點附近住宅,一一造訪可疑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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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東部警局和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班雙雙找到了重要線索。豐富經驗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音譯,박상선)專司鑑識程序。他在被冷凍的智妍屍體背部發現了約十多個被久壓的壓痕,且壓痕間隔相近,是冰箱冷凍庫底部壓出的痕跡。朴尚善建議警方帶著「壓痕間距」資料,查尋了該地區的冰箱製造商及舊物買賣商店,試圖找出有著相同間距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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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查找之後,警方找出了和壓痕間距幾乎一致的冰箱型號和製造年份。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生產的型號。這對權日勇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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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白天,權日勇接到來自京畿道地方警察廳的緊急聯絡,有人舉報水原市某家旅館裡發現「部分孩童屍塊」⋯⋯(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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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追逐怪物的人:#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的連續殺人案追蹤紀實》,作者權日勇(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暨犯罪學博士)、高納穆(傳記、紀實類文學作家)。本書由高寶書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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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描繪權日勇如何成為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並打造了屬於他的犯罪側寫組、活躍於案發現場,克服既有慣性及刻板偏見,找出搜查關鍵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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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大眾還對「犯罪側寫」感到陌生的時代,他已日夜奔波現場,燒腦鬥智,只為深入連續殺人犯心裡的黑暗房間。2001年四歲小女孩智妍的分屍案;2003年的柳永哲殺人案(後被改編為電影《追擊者》;2006年殺害13名女性的鄭南奎殺人案,韓國也因此正式成立犯罪側寫小組;2009年震撼韓國社會的反社會人格的連續殺人犯姜浩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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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等行為?透過本書,讀者能踏入犯罪者毫無出口的黑暗心靈,一窺犯罪側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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