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國大轉變 經濟文化重心南移 | 知史現場
中原地區過往被認為是全國文化重心，但唐朝爆發安史之亂後（755-763年），黃河中下游飽受摧殘，人民生活顛沛流離。《舊唐書》提到東都洛陽「宮室焚消，十不存一，百曹荒廢」、「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殘破景象，政治、經濟及文化格局因此完全改寫。
安史之亂的戰禍延續多年，北方不少人口走為上著，從陸路、水路等向南遷移。《全唐文》記載，「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當時蘇州一地，來自北方的人口便佔當地人口達三分之一。詩人李白的《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更道出「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這批來自不同階層避難的人口，不但帶來勞動力、技術和資金，更成為日後南方經濟發展的一大助力。
唐中葉以後，藩鎮混戰，加上養兵耗費甚巨，導致北方經濟日益凋零，朝廷亦需依靠東南支援，透過運河將東南糧餉供北方兵馬所用。《新唐書》記載，德宗時期大臣沈既濟總括出當時的財政狀況，「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憲宗元和年間，不夠兩戶便需養起一個士兵，可見百姓的負擔並不輕。反觀江南地區相對安定，伴隨著人口南遷、北方經濟被削弱，經濟重心在安史之亂後進一步南移，漸漸超越北方。
除了經濟，人口南移亦令南方文化水準有所提高。去到五代十國，南唐君主李昪（音便，889-943年）設立禮賢院，重視教育，而後主李煜（937-978年）更是著名的詩詞大家。對比之下，唐朝晚期，北方如河北三鎮等因節度使多為胡將，行伍出身，對中原或漢族文化不甚重視，令當地胡化嚴重，詩人杜牧的《范陽盧秀才墓誌》提到時人「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只識擊毬飲酒、騎馬射獵，所談所學，都離不開攻守戰鬥的題材。
從種種歷史痕跡可見，三餐溫飽、追求安定永遠是百姓的希望，他們為避免戰禍，紛紛避難南方，帶動當地經濟崛起及促進文化發展，對唐代後半段歷史發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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