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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九三軍人節，也是抗戰勝利76年紀念日，在這個日子，我們紀念在抗戰中為國犧牲的三千多萬軍民同胞，也感謝每一位國軍弟兄的付出。
　
「前半生是烽火，後半生是奉獻」，這句話用以形容抗戰的老英雄們，再適切也不為過。因為家鄉被侵襲，因為同胞被殘害，曾經年幼孱弱的他們於是投身軍旅、肩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經歷一場又一場慘絕人寰的血戰，用生命作為賭注，才換得國家民族的存續。
　
一個半月前，為了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秀柱有幸訪問南寧，也特地到崑崙關戰役紀念碑憑弔82年前在此犧牲的國軍英雄。崑崙關戰役在八年抗戰的歷史當中，是極為慘烈的一役。
　
抗戰期間日軍為了切斷國軍從越南至廣西的運輸路線，於是佔領崑崙關。為了奪回崑崙關、收復南寧、並進一步恢復國際交通線，1939年12月國軍第五軍在此與侵華日軍第五師團激烈交戰。由於崑崙關一帶多高地，地勢艱險難守，國軍傷亡慘重，共犧牲了14000多人，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4000多人幾乎全殲，旅團長中村正雄也命喪於此。
　
八年抗戰當中，似崑崙關的壯烈戰役不計其數，多少國軍抱持「我死則國生」的覺悟，在那個危如累卵、風雨飄搖的歲月，以他們流離的一生、似錦的年華，替國家民族換得尊嚴。那段艱苦的歷史、那些可敬的英雄，我們永遠銘記、至死不忘。

#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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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

【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抗戰前德式師實戰經歷─抵抗外患：一二八淞滬會戰

前情提要：
在魏澤爾的積極練兵下，中央軍的軍事體系日漸成熟，而同一時間，國民政府也遭遇到不少軍事上的衝突......

1931年9月18日，日本陸軍突然進攻中國東北地區，並且在三個月內就占領該區域，這就是震驚當時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為了不讓陸軍專美於前，同時也是為了轉移當時輿論對日本入侵東北的注意，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進攻中國軍隊在上海的防區，當時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立馬反擊並向全國通電：
「(日本)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此指當時19路軍的總指揮─蔣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

而這個消息傳到又在下野中的蔣介石耳裡……是的，大家沒看錯，蔣介石「又」下野了。
雖然大部分人對於蔣介石印象，是他晚年當總統當到死，但其實蔣介石在青年及中年的崛起過程中，也有遇到重大失敗而下台負責的時刻。
像他人生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的北伐期間，當時蔣介石先是發動武力鎮壓共產黨(教科書稱此為「清黨」)，造成國民黨分裂，接下來蔣介石親自指揮部隊時，被軍閥們打得大敗而歸，結果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趁機聯繫對蔣介石不滿的政要，聯合逼迫蔣介石下台負責，導致蔣介石過了約3個月的平民日子。(先前提到，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正好是日後成為德國顧問團第一任團長─馬克思‧鮑爾訪華的時段。又順帶一提，蔣介石當平民的日子可沒閒著，他趁機迎娶宋美齡，因此與金融財閥們建立關係，成為日後縱橫政壇的一大助力。)
至於現在提到的第二次下野，則是因為日本在九一八事變進攻東北時，蔣介石要求東北軍的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這很大程度導致東北地區的快速淪陷(雖然我想說句公平話，依照當時中國貧弱的國力，以及大量未整訓的軍隊，就算蔣介石卯起來抵抗，最後也只會被打爆，甚至可能導致戰火波及範圍更嚴重，所以在「某些角度」來看，老蔣的主張也有道理)，如此大的挫敗使民意沸騰，導致蔣介石只好再度下野負責。
(這裡又要順帶一提，蔣介石人生最後一次下野，則是在國共內戰的徐蚌會戰慘敗後。雖然蔣介石之後依舊返回權力寶座，只是這次下野，將讓他永遠的離開大陸。)

當時剛下台當活老百姓的老蔣一看到上海被日軍進攻的消息，立刻就意識到：這是自己可以翻轉輿論動向的機會。於是自2月1日起，蔣在徐州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也是在他的授意下，國民政府得以調動最精銳的87、88師組增援上海，而這也成為德式訓練師的首場實戰。

一二八實戰
2月14日，蔣命令將已抵達上海附近南翔、崑山一帶的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合編為第五軍，由張治中擔任軍長指揮。當時上海戰場的國軍，一共分為兩大部，原先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為右翼軍，擔負江灣、大場以南及上海市區的防禦。增援的第五軍為左翼軍，接替江灣北端到吳淞西端的防線。

戰鬥初期，日軍於2月20日以海軍航空隊及重炮對增援的第五軍進行多兵種聯合進攻。
但德式訓練的新軍豈能讓敵人得逞？87師在反擊中，操作防空小炮轟下一架日軍戰機，展現不同一般部隊的強悍實力。不過日軍畢竟擁有戰力優勢，在持續的重炮轟擊下，防禦廟行的88師防線在2月22日被突破。
眼看戰況吃緊，此時87師底下的旅長宋希濂建議：「與其支援廟行，不如我率本部主力渡過薀藻浜朝敵軍側面突襲！」
這一招當真是直戳日軍軟肋，差點把提供日軍進攻掩護的炮兵陣地給端了，本來打算繼續突破的日軍將領，一聽後方告急，加上其它趕來救援國軍部隊，竟讓自己形成被三面夾攻的態勢，只能停止進攻並抽調部隊去迎戰宋希濂的部隊，國軍成功執行一次「圍魏救趙」式的防禦。


眼看戰況不如預期，日軍於2月24日決定從本土抽調第11師團與第14師團增援上海。而且眼看國軍的正面防線難以攻克，新任的日軍指揮官決定讓增援部隊從瀏河登陸，好迂迴到國軍後方實施包圍夾擊。
3月1日，日軍先是對國軍防線發起攻勢，但這只是聲東擊西的前奏，真正的殺招，是來自海上援軍的迅速登陸。
日軍這一波攻勢的確狠辣，當時國軍的戰場後方，只有一個營的兵力作為監視使用，敵軍大部隊登陸根本沒有能力應對。國軍只能趕緊抽調87師的部分兵力前往阻擊，但日軍對於國軍的增援早有準備，於是出動空軍對急行軍的國軍攻擊，當時國軍趕赴反登陸的機動車輛除3輛躲過襲擊，其他均遭到擊毀，這使得原先要在後續繼續投入反登陸的部隊只能以步行的方式行軍。本來就疏於防守，之後又不能快速補防，日軍於是順利登陸並佔領預設目標─瀏河。眼看日軍接下來就是要迂迴側襲，為避免被包圍殲滅，國軍只能全線撤退到第二道防線。

但接下來並沒有發生激烈的戰鬥，因為一二八事變最終在各國調停下結束。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日軍雖然退回開戰前的區域，但國民政府必須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域，從此不得駐紮軍隊。而該場戰役裡，中國軍隊參戰人數約6萬，死傷13400餘人；日本參戰部隊55000人，傷亡3000多人，中日傷亡比例是4.6:1；德式訓練的第五軍則在此戰死傷5378人(其中88師死傷3153人，這對於原先約9000人的部隊來說，是頗高的傷亡率)。
綜觀此戰，日軍全程掌握制海及制空權，不只顯示中日兩國軍備的懸殊差距，也導致日軍總能創造主動有利的戰局(這點尤其表現在決定戰役勝負的登陸作戰，也請大家記住這個登陸迂迴作戰，因為同樣在日後的敘述中會再次登場)。不過德式訓練部隊於此戰展現旺盛鬥志，並且成功執行側襲戰術鞏固戰局，證明德國顧問團的訓練確有所成效。

圖片為：
一二八事變中的國軍，從照片中可看到此時的國軍主要頭戴「小帽」，同時為了避暑還會攜帶斗笠。
或許大家會覺得這樣的軍隊很拙，連鋼盔都沒有(特別是提到德式師，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德式M35頭盔，但很抱歉，此時的國軍還並未裝備這一代表性的防具)，但這已經是當時較有戰力的國軍部隊了。

【談談國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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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立法會對國歌法進行了首讀和二讀，為三讀通過立法做準備。泛民主派堅持反對的取態，我認為這種做法是極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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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國歌的歷史。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氛圍高漲之下，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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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軍進行曲一誕生的時候，便成為當時諸多抗日歌曲中最受人歡迎的一首。著名的民族英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在遠征緬甸的時候光榮殉國。戴安瀾將軍就是當時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第200師的軍歌，在抗日戰場英勇殺敵的時候，全師軍人都唱著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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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時候，根本不是蓋著共產黨的印記，而是民族大義在當時的一種抒發……

#國歌法 #義勇軍進行曲 #泛民

泰緬孤軍(嘉賓：王Sir)(主持：Gary)
泰緬孤軍，泛指自1949年到1954年間（第二次國共內戰後）自中國雲南退入緬甸北境的原中華民國國軍。現居於泰國北部邊境，與緬甸、寮國交界地帶，今簡稱「孤軍」。
孤軍早期主力來自李彌率領的第八軍第二三七師及余程萬率領的第二十六軍第九十三師。原本為國軍抗日正規軍、滇桂黔省府軍、滇桂黔省防衛軍、滇桂黔省關隘邊防軍、滇桂黔省警察、滇桂黔省消防部隊等。因為時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领导投共，各省、縣、市、鄉、鎮等逃難軍官家屬被迫自雲南、廣西、貴州南部轉進，由李彌在曼谷指揮孤軍作戰，籌措軍備。
1953年，李彌在國際壓力下奉令回臺，並擬定天、地兩案，明為撤軍，卻仍在當地發展武力，與中共抗爭，與緬軍作戰。3月8日，李彌在外交部長葉公超邀宴時中風，急送臺北中心診所診治，後轉送陽明山招待所療養。依據李彌計劃，臺北改派柳元麟將軍接任總指揮，繼續留在當地發展游擊武力；但隨即因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施壓而二度撤軍，剩餘孤軍殘部由李文煥、段希文二位軍長改編成第三軍、第五軍。兩位將軍曾應泰國需要訓練泰軍出征協助掃蕩苗共、泰共，維護泰北安寧。更積功獲泰王普密蓬頒授徽章、御賜泰國居留權，鞏固孤軍在泰北清萊的美斯樂等地駐足的必要性[1]。
由於早期一部份的將領如李彌後來率領部隊撤往台灣，麾下軍眷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安排安居於桃園縣中壢市（今桃園市中壢區）龍岡的忠貞新村[2]；後期歸台的泰緬僑民則多定居於台北的雙和地區一帶。有些軍民被分配置在南投縣清境農場附近農業養殖。另有少數滯於緬北金三角山區從事各式各樣產業。
據孤軍遺老指出，當地軍人及其眷屬總人數仍有七、八萬之譜，並且收容了仍陸陸續續逃離中國大陸之民眾；至於中泰緬老邊界的華裔人口有多少，有人稱約20萬，實難以估算。目前泰緬僑民相關事宜以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3]、中華救助總會、中華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和民間自力成立的「泰緬地區華裔難民權益促進會」為交流最密切的窗口。

泰緬孤軍(嘉賓：王Sir)(主持：Gary)
泰緬孤軍，泛指自1949年到1954年間（第二次國共內戰後）自中國雲南退入緬甸北境的原中華民國國軍。現居於泰國北部邊境，與緬甸、寮國交界地帶，今簡稱「孤軍」。
孤軍早期主力來自李彌率領的第八軍第二三七師及余程萬率領的第二十六軍第九十三師。原本為國軍抗日正規軍、滇桂黔省府軍、滇桂黔省防衛軍、滇桂黔省關隘邊防軍、滇桂黔省警察、滇桂黔省消防部隊等。因為時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领导投共，各省、縣、市、鄉、鎮等逃難軍官家屬被迫自雲南、廣西、貴州南部轉進，由李彌在曼谷指揮孤軍作戰，籌措軍備。
1953年，李彌在國際壓力下奉令回臺，並擬定天、地兩案，明為撤軍，卻仍在當地發展武力，與中共抗爭，與緬軍作戰。3月8日，李彌在外交部長葉公超邀宴時中風，急送臺北中心診所診治，後轉送陽明山招待所療養。依據李彌計劃，臺北改派柳元麟將軍接任總指揮，繼續留在當地發展游擊武力；但隨即因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施壓而二度撤軍，剩餘孤軍殘部由李文煥、段希文二位軍長改編成第三軍、第五軍。兩位將軍曾應泰國需要訓練泰軍出征協助掃蕩苗共、泰共，維護泰北安寧。更積功獲泰王普密蓬頒授徽章、御賜泰國居留權，鞏固孤軍在泰北清萊的美斯樂等地駐足的必要性[1]。
由於早期一部份的將領如李彌後來率領部隊撤往台灣，麾下軍眷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安排安居於桃園縣中壢市（今桃園市中壢區）龍岡的忠貞新村[2]；後期歸台的泰緬僑民則多定居於台北的雙和地區一帶。有些軍民被分配置在南投縣清境農場附近農業養殖。另有少數滯於緬北金三角山區從事各式各樣產業。
據孤軍遺老指出，當地軍人及其眷屬總人數仍有七、八萬之譜，並且收容了仍陸陸續續逃離中國大陸之民眾；至於中泰緬老邊界的華裔人口有多少，有人稱約20萬，實難以估算。目前泰緬僑民相關事宜以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3]、中華救助總會、中華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和民間自力成立的「泰緬地區華裔難民權益促進會」為交流最密切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