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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戰役打響，台灣又双叒輸給韓國了】

上週，歐盟執委會提出一系列法案與綠色新政架構，設立具體目標：歐盟在2030時，需較1990年減少55%的溫室氣體排放
並且提供具體行動建議，包含在2030年前種植30億棵樹以增加碳匯、2035年所有的汽車都必須是零排放、在2030年前完成3,500棟建築更新、創造16萬個新的綠色就業，以及最受關注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推行碳稅勢在必行，根據歐盟及美國的計畫，
⚠️最快2023年開始，分階段對鋼鐵、水泥、鋁、肥料、電力等產業課徵碳關稅⚠️

南韓總統文在寅去年7月14日正式宣布推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
表明政府將帶領韓國企業在後疫情時代逐漸步回軌道的決心，
並宣示要從「高碳經濟」邁向「低碳經濟」，加快韓國轉型為環境友善、低碳排放經濟體
🇰🇷韓版綠色新政時程及內容
☑️2017年提出計畫：#2038年將核能反應爐數量從24座減少到14座、#2060年達成無核家園目標
☑️2020年10月，韓國政府首次公佈凈零排放時間表。文在寅在國會舉行2021年政府預算施政演說時提出，#韓國要在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
☑️2020年12月，文在寅發表「#2050碳中和宣言」全國電視直播演說，全程以黑白畫面呈現，凸顯低碳、環保理念
☑️2021年4月，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公布《新能源與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普及促進法》修正案，#給予綠色新政具體措施相關法源，已經國會通過並將於10月21日生效
☑️ #大型發電廠的再生能源發電配額上限 將由10%大幅上調到25%，以加速能源轉型，對抗全球氣候變遷。這是韓國在2012年規定再生能源配額標準後，時隔9年首次修法上調其上限
☑️ #再生能源配額制，利用法律對發電量500百萬瓦以上之獨立發電業，強制規定其太陽能、風電等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若業者無法自行生產達到法定配額，須向再生能源發電廠購買等額的綠電
☑️2021年7月14日， 文在寅主持韓版新政戰略會議第四次會議，最終敲定「韓版新政2.0」，將在2025年前為相關項目投入220兆韓元（1,910億美元），#預估創造250萬個就業機會
☑️原先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 20% 的目標，#將變更時程與提高占比，依照草案綠能比例2034年將增加到40%
☑️策略：靠先進的氫能等低碳能源技術、構建碳中和財政專案、推動綠色金融等綠色新政，立法並設立直屬青瓦台的「#碳中和委員會」

🇹🇼反觀台灣，若要達成2050碳中和，以目前措施根本不夠
因為台灣的減碳策略，欠缺 #國家領導人的決心、#欠缺完善法令、 #欠缺專責組織、#欠缺政策執行力
❌蔡英文多次於公開談話中提及氣候變遷治理，
現實卻很骨感，#台灣在2021年氣候變遷績效指標仍為全球倒數第五
❌依據現行的能源轉型規劃，2025年尚有80％電力來自火力發電，排碳量偏高
❌環保署把「溫室氣體管理法」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推動碳定價，施行碳費；
卻 #沒有把2050碳中和目標入法，也 #沒有跨部會的指揮機制，未能與國際接軌，無法因應氣候危機
❌目前國內沒有施行碳定價，許多高碳排產業連碳足跡都不清楚，更別說減碳；
未來台灣若想出口高碳產品至歐美，必須繳一筆碳關稅、成本大增
❌國內減碳機關如多頭馬車，台大教授周桂田及地球公民基金會都提出，必須 #先將行政部門的系統整合，讓企業的「氣候成本內部化」，碳中和目標才可能成功

歐美均企圖透過貿易政策來對抗氣候變遷，
對於高度依賴出口的韓國和台灣而言衝擊非常大，然而南韓早已做好萬全準備，
信心迎接這場減碳戰役
台灣卻是政府遲遲未跟進，
勢必將影響 #產業發展、#國際競爭力、#外資投資意願 #企業龍頭必須自己來
大佬們反而比政府更緊張也更具號召力
台灣必須體認到 #未來排碳必須付費，
因此減碳是必須走的路
不僅是為了下一代的環境權與生存權，
#更攸關台灣未來的產業及經濟生死存亡⚠️

#綠能經濟是國際普世價值及共同趨勢
#台灣只剩下一年半的時間解決問題
#不能再以虛應的態度面對
#保護環境也保護台灣的優良經濟

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原刊於NOWnews今日新聞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平安夜浴血學生阿康被捕後記與民眾自救-----警察恥笑問：「你係咪睇得戲多呀？」】

自小雖不算循規導矩，但最大的麻煩也都是欠交功課而且放學後偷走希望逃過罰企（從未成功過，次次都要企返Double時間），但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雙手被警察用手扣反鎖搜身、然後帶上警車送入警署羈留室的一日。2014年12月25日，我不是群眾運動裡的急救義工、我甚至不是示威者，我只是一個普通在酒吧過完平安夜獨自一人經過旺角的年輕人，但這晚上改變了我一生。

在唐樓，他們要求我戴上頭套，我堅決拒絕。在醫院，拘捕我的警員及警長彷如思覺失調，一時說你已被捕，無權要求在醫院打電話、要回到警署才能聯絡律師；一時告訴你反正我們攝錄隊已經拍低整個過程，何不從實招來；問他們是否正式警誡我、所講的全部都會成為呈堂證供，他們會語帶恥笑問「你係咪睇得戲多呀？」，我表示我行使保持緘默的權利，他們索性直接用粗口話你「痴撚線」。

回到警署，他們思覺失調程度更上一層樓。除了不停重覆以上所有對白，還會問你「有無溝女？有無叫雞？」，突然又問一句「你睇吓，你佔中嗰陣稱兄道弟嗰班咁嘅所謂朋友去曬邊呀？之前龍和道你有無份呀？」。由被捕至保釋期間整整八小時，每字每句都是心理角力。稍失自信或有絲毫鬆懈而認罪，無論你有否犯法，上庭也百辭莫辯。不停疲勞轟炸、加上與外界失去聯絡，實情是你的確會懷疑身邊的朋友都往哪裡去了。

獲釋後，拖著疲累的身驅加上頭上的兩針，SIM CARD與SD CARD「不翼而飛」。剛連上家裡WIFI的手機突然彈出幾百個NOTIFICATIONS，大家都從不同媒介得悉我被捕。有小學同學、不常聯絡的中學同學、戰友，後來還得悉被捕的消息早已在中學老師間廣傳 - 他們對我的清白沒有半分疑慮。

我是其中一個幸運的被捕者，才一一回覆所有訊息和在社交網站報平安，放下手機打算大睡一場，就開始收到來自不同泛民主派政團的法律支援，大概是血流披面的形象夠煽情吧。即使三個月過後的今天，要在社交媒體廣傳訊息，也是一呼百應，短短兩三小時就有超過一千個likes，我很少用likes來量化感情，但知道至少有一二千人記得那天受傷的男孩，只能說由衷感激。

被捕並不光彩、也不好受。我不是唯一被誣蔑的其中一人，還有很多很多義士，他們沒有記者的鎂光燈照著來證明自己清白之驅、也沒有政黨民團主動提供法律支援，甚至馬上「割蓆」，要獨自面對繁雜的法律程序。過往幾年接受新聞學的教育和訓練，學懂了求真、也學懂質疑傳媒求真的立場。公民記者乃大勢所趨，但正如無相關牌照就不能駕駛巴士，沒有受過最基本的訓練，我個人認為總不能人人都能夠自稱記者，然後以「新聞自由」為名要求進入採訪區云云；但科技一日千里，有片有圖有真相卻是絕對。只要人人手執真相，加上勇於為戰友提供證據甚至出庭作供，任黑警如何夾口供、如何扭曲事實，在法官席前他們只會自曝其短。

非常時期、非常手段，我並不反對「以武制暴」，但前提是要自行承擔後果；就如「光復上水」中小女孩大哭一幕，道德上或有對錯難分的灰色地帶，但法律上是非黑白卻是壁壘分明。有犯法就是有犯法、無犯法就是無犯法，清白就是清白。一位在立陶宛留學的印尼朋友知道我出事後曾經問我，怎麼你的高等院校都不為你出頭、為你撐腰，我無言以對。在執法者濫用公權力欺壓市民的今天，當政黨只顧頭上光環、連學校為利益都歸邊不願保護學生，就只能夠民眾自救。好好將影片檔案標籤備份、多留意社交網站，你的一分力絕對可以令無辜戰友免於身陷囹圄之苦。

最後，在此再請求大家幫忙，我正在搜集證據，準備申請法援向當局提民事訴訟（或私人刑事檢控），希望能夠聯絡圖中那位男士，希望大家能再次伸出援手，輕按「分享」一鍵，一傳十、十傳百，市民自救就是如此開始。


圖：圖中既男士或男士的朋友，請與我們聯繫，為阿康的官司提供支援，感謝！


註：被捕後警誡源自美國，1966年在米蘭達對亞利桑那州政府（Miranda v. People of the State of Arizona）一案，由於米蘭達在未經任何警誡下向警方招供，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亞利桑那警方違反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中人民有權避免自證其罪權利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而判米蘭達勝訴，基於第五憲法修正案中一罪有判決後不能重審的原則 (Double Jeopardy)，米蘭達因而全身而退。自此美國執法部門規定於絕大部份情況下都必須向疑犯作警誡 (Miranda Warning/ Miranda Rights)，否則有關證供不能呈堂。警誡意譯為「你有權保持緘默，你所講及所做將有可能、並將會被記低作為呈堂證供。你有權聯絡律師及在律師陪同下進行盤問。假如你不能負擔律師費用，法庭將會代你安排一位免費律師。你是否明白我剛才向你宣讀之權利？」（各州份有不同用字，但意思相同）(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You have the right to talk to a lawyer and have him present while you are questioned. If you cannot afford to hire a lawyer, one will be appointed to represent you before questioning, if you wish one. Do you understand these rights as I read them to you?)，警方必須確保疑犯完全明白以上權利，包括用疑犯母語向其作警誡。及後，大部份地區及國家都有類似警誡詞，香港與英國、澳洲各州政府及加拿大等沿用普通法地區亦不例外，1992年本港保安司頒佈的警誡詞為「唔係是必要你講嘅，除非你自己想講喇，但係你所講嘅嘢，可能用筆寫低及用嚟做證供嘅。」另外必須註明，行使沉默權並不代表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