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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寫】#惡女庫伊拉與70年代龐克起源 // 鄭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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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影業繼『黑魔女』後，再度推出以（原）反派為主角的『#時尚惡女庫伊拉』延續反派宇宙。本片世界觀設定於1970年代的英國，預告片大量展示充滿歷史感的畫面，劇本圍繞兩位時尚女魔頭的對決，女主角庫伊拉妝髮服飾嗆辣有形，儼然是擅長滋事的龐克女王，似乎暗喻70年代底層民眾對保守勢力的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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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龐克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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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克（punk）原本用以形容街頭流氓、妓女或者各種低劣無用的人、物。戰後70年代英國經濟嚴重蕭條，社會瀰漫著無政府主義與各種激進思潮，縱使藝術學校林立帶來思想啟蒙仍看不到前景，不得志的學生與失業青年因此投入階級抗爭（李鑑曄、蕭美鈴，2009），同時地下樂團也用兇惡的曲風與口號宣洩對社會的不滿，如Sex Pistols（性手槍）的歌曲“Anarchy In The UK!”。以龐克自稱的人士模仿原始部落髮型並染色，畫起殺氣十足的暴擦妝、裝戴鼻環耳環、紋身，把皮衣、蘇格蘭裙、鐵鍊與鉚釘之類的性虐待玩具恣意混搭。在樂團與服飾業交互影響下，龐克逐漸成為廣泛的 #反文化運動 ，影響涵蓋音樂、妝髮與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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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克搖滾樂的特色為技巧簡化（大約3個和弦）、社會批判，後世認為與60年代以來由嬉皮建立、已成為主流文化的搖滾樂對立。這種「去專業化」、「去英雄化」的行動，為搖滾樂的發展帶來 #自我解構 的反身性（張世倫，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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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產階級滋事份子槓上菁英乖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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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比鄰而生的龐克跟嬉皮同樣都被歸類成帶有叛逆色彩的 #反文化運動，但內在精神卻大異其趣。嬉皮衣著五彩繽紛、倡導世界性的愛與和平，投入者多為白種人中產階級（吳鼎武.瓦歷斯，1999）。相較之下，以底層流氓與失業者為主的龐克則用個人化的性與暴力宣洩情緒，穿著色調也是極嗆辣的紅黑白配色。『庫伊拉』女主角明顯是龐克元素集大成，可說成功運用了 #身分識別 的概念，建構出可供觀眾聯想的符號，彷彿隨時高喊著「老娘就是壞」，相較於伯爵夫人及服裝設計師略帶嬉皮特徵的造型，很清楚地清楚地區別出敵我關係，隔著螢幕都能嗅到煙硝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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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英國設計師Zandra Rhodes將龐克元素融入高級訂製服，同期另一位設計師Vivienne Westwood也因為精品事業廣受龐克歡迎而開始崛起。70年代後期以這些知名設計師的成功為分野，中產階級不再將模仿富人穿著視為唯一的流行指標，時尚工業開始吸取街頭流行而複製量產，縱使龐克抗爭的政治影響力不大，僅停留在街頭滋事的程度，卻意外促成 #文化位階 的易位，從此成為歷史上輝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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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伊拉』雖未在台灣上映，但DVD即將上市，有興趣的讀者歡迎一起回顧龐克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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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讓偽學術陪你閱讀更多復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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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井堅的1995懷舊密碼
https://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771424406378510
◆「蒸氣波文化」與藝術崇古心理（上）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597765127077773
◆「蒸氣波文化」與藝術崇古心理（下）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053508563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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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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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李鑑曄、蕭美鈴（2009）．〈龐克風格在服裝設計上之探討與創作應用〉．《華岡紡織期刊》；16卷1期(2009.03.01)，P.66-74

02. 張世倫．（2011）．〈怎樣「反叛」，如何「抗議」？試論「搖滾樂改變世界」的政治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1期 (2011.03.01)，P.443 - 461

03. 吳鼎武.瓦歷斯．（1999）．〈嬉皮文化在現代設計風格中的語彙初探〉．《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美育雜誌》，Vol.0 , No.105，P.35-42。

【盧斯達：秦始皇回歸 — 從「亞細亞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

也是在日本聽到的一個說法：戰後一般日本人對新中國傾向「同情理解」，跟香港上一代「大中華民主派」異曲同工。不少日本人認為，中國最有可能突破西方壟斷的世界秩序，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只有中國一席代表「有色人種」，其餘四席都是「白人國家」，因此不少亞拉非國家的人都不無天真地認為，中國上來了，代表「非西方世界」也吐氣揚眉。

這個說法令人想起明治維新前後在中日兩地都流行的「亞細亞主義」：西方帝國主義很殘暴，亞洲人要團結起來抵抗。至於「東亞共同體」誰做主，日方一開始是比較曖昧，他們拋出中間路線，類似「一國兩制」的「一東亞，兩大國」。在辛亥革命的前夜，清日兩國已經放下甲午戰爭的恩怨，之後日本還在日俄戰爭打贏了白種人國家，勝負還有甚麼好說。中國學習明治政府的維新方案，日本則大力向中國輸出「日本模式」。為了阻止歐洲列強殖民東亞，因此證成了「日清提攜」的必要。

當時有日本的官方學者表示，日俄戰爭雖然在日俄之間，但戰果同時保全了中國，乃至東亞的獨立。後來「日清提攜」很快就生變。因為日本官方的人，管不住底下亞細亞主義的流浪武士，他們趕赴中國協助中國革命黨，最後成功推翻了清朝。如果弱勢的清朝繼續存在，日清提攜可能繼續一段時間，但政權落入袁世凱之後，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孫文的革命軍不服北洋系主理的民國政府，之後到了廣州籌備北伐。本來是反俄的黑龍會幫助了革命黨，但革命黨之後要北伐，打更多的戰爭，選擇了日本的地緣敵人蘇聯。中國革命黨也因此接收了大量蘇聯金錢和武裝資助。作為回報，就是聯俄容共，中日就此分道揚鑣。日清提攜終結，中國實際上成為蘇聯兩面落注的勢力範圍，成了戰鬥民族的二毛子。日本只能自己搞了，之後就推出了大東亞共榮圈。「初心」似乎還是不變，也是東亞要團結起來抵抗打擊白人，只是國民政府已經淪為蘇聯勢力範圍，在野共產黨更是蘇聯直系扶持，中國沒有希望，日本自然天命所歸。在有色人種國家，只有日本有能力。所以無怪日本人選擇了汪精衛政權，因為那是中國裡面唯一不與蘇聯合作的「東方人政權」。

中國人視那為「汪偽政權」，然汪又何嘗不是為自己的「大局」奮鬥：在一段已時仍保存的錄音中，汪精衛用廣東話演說，力陳不能與日本全面開戰，否則蘇聯和共產黨就會黃雀在後。事後證明他說得對。但很多年之後，「亞洲主義」仍然在日本揮之不去，日本當然有「左膠」。

中國文化是習慣認賊作父的，不管是五胡、金人、蒙古人、女真人，打入去了就成了爺，爺是蘇聯也一樣。但日本人對自我和外在世界的邊界十分敏感。它在天朝旁邊知道自己是異型；在蒙古人入侵中國之後，它知道自己是異型；在歐陸帝國宰制的新世界，它知道自己是異型。所以日本人早在福澤諭吉的年代，已經在考慮「東亞的命運」。在他們看來，東西方之間遲早有一場世界末日大戰，勝者全取，敗者的種族和文化將被完全抹取。

20 世紀初，天朝主義在中國大陸崩潰，天朝下降為新國家（中華民國），為自己的生存掙扎求存求發展。天朝主義東渡到了日本，在 1940 年代，日本其實在實踐古代中國的「天下」理念（八紘一宇），並通過扶植各地的殖民政權，架構起一個超國家體系/非主權國體系。整個東南亞成為供應戰事軍需的產地。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可說是新天朝的新朝貢主義。日本是中心之國，東亞是藩屬。

日本戰敗，天朝又崩潰，還原成諸國。但天朝還是沒有終結。在 2017 年開始，中國政權開始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此一「世界主義」及「全球化」式的意識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有很多美麗的願景：「合作共贏」、「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御用學者競相詮釋這個主旋律：融合中國儒家文化的中國共產黨，將提供異於歐美帝國主義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想到這裡我才明白十九大之前，外交部長王毅為何會撰文吹捧「習近平的外交思想超越了西方 300 年的國際關係理論」。

這不盡然是拍馬屁，也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想做的事情 — 重新建立一個超越「主權國」格局的新秩序。前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曾經在日本演講時提到，中國想恢復「朝貢秩序」，眼光實在超前。為何「一帶一路」甚至中共本身，也會自我論述為要製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中國希望將權力觸手滲透到世界的每一處，突破「民族國家主權」的防衛，讓其他國家以中國為中心，成為藩屬。

日本天朝主義的起源，由他們考慮「東亞命運」的那一刻開始；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則源自他們思考「人類命運」的那一刻，雄心更大。不過天朝 2.0 和 3.0 的動力都是來自「守衛東方」，西方作為強大的他者和鏡像，成為自我武裝的合法性。為了反抗西方的霸權，東方也必須成為更大的霸權。而 1940 年的方案是日本領導大東亞共榮圈，2019 年的方案則是中國建立「新朝貢體系」並宰制世界。歐美的新帝國主義（18 世紀以降）也是以「普世」和「人類」維度去考慮事物。「白人的負擔」是對整個人類的義務，要由我們來傳播文明；基督教則是普世的救贖，之後則是具擴散性的「華盛頓模式」。

歷史證明，當一個國家開始談論「人類的命運」之類的巨靈，就是它走向帝國主義的徵兆。現時的中國共產黨則自我創造了「中國人的負擔」，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權力，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中國模式」是非西方的出路，而當然西方那一套對他們來說已經不行了。「我們有責任為世界尋求一條生路。」今日的中國推銷「中國方案的人類治理術」，和 1930 年之後的日本，自我認同必須出山領導東亞一樣，已經進入了侵略者的自我證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福音，是為建造世界帝國鋪路。

對於全球（包括日本）的進步主義者來說，天朝和帝國不是壞事，他們認為「帝國的原理是寬容的」，因為「理論上」帝國比起民族國來說更加寬容、具更多的異質性格和半自治部份。會有很多左派視中國模式為國族世界體系的解藥。他們認為國族和國家是自由和民主的敵人，超國家的「天下」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另類出口。期待自身之外的 alternative，他們期待過蘇聯、蘇維埃延安、赤色柬埔寨、委內瑞拉……雖然這些國家都一一仆街，但他們錯誤理解政治共同體，認為國族是自由和個體的敵人，因此知識份子不斷尋求「政治國族」此「天地之常經」以外的虛空選項。

作為天朝的中國，當然現時還是在很多人的期待中。對跨國資本來說，中國也代表了他們的未來。所以無怪習近平本人 2017 年在代表全球跨國利益共同體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y Forum） 「大放異彩」。我們目睹了一個反常的新現象 — 中國維護「全球化」，而美國退場。中國、全球主義者、歐美進步知識份子尷尬的狂歡雜交，揭示出「中美共同體」的利義苟合和正邪難辨，進步左派與資本霸權站在一線，並同情中國。這當然證明了西方的衰退，中國崛起本身就可以視為西方理想和策略的自我崩潰。他們為了圍堵蘇聯、為了反美、為了廉價勞工……他們選擇了足以毀滅自己的捷徑。

雖然在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的街道上，我們沒有看到帝國「理論上」的寬容，也沒有看到帝國中「理論上」的自治可能。中華政教體系、中國世界、朝貢體系等等概念的「寬廣」，從來只是「理論上」的。

正如很多善男順女都會說，為何中國從來不像他們學古文時讀到的那個和平禮義之邦。正如《聖經》和歐陸文化也充滿美，但歷史輾過多少原住民的屍骨。看看新疆的集中營。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裡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後大家都是中國人，但中國人一向分三六九等。左翼份子夢想的世界大同，在中國實現的現實，是一個對理念的異型式嘲諷。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中國當然可以給你，但這顯然不會是怎樣舒服的天國。這份知識，是帝國之外的知識份子不能領受的。

【盧斯達：秦始皇回歸 — 從「亞細亞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

也是在日本聽到的一個說法：戰後一般日本人對新中國傾向「同情理解」，跟香港上一代「大中華民主派」異曲同工。不少日本人認為，中國最有可能突破西方壟斷的世界秩序，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只有中國一席代表「有色人種」，其餘四席都是「白人國家」，因此不少亞拉非國家的人都不無天真地認為，中國上來了，代表「非西方世界」也吐氣揚眉。

這個說法令人想起明治維新前後在中日兩地都流行的「亞細亞主義」：西方帝國主義很殘暴，亞洲人要團結起來抵抗。至於「東亞共同體」誰做主，日方一開始是比較曖昧，他們拋出中間路線，類似「一國兩制」的「一東亞，兩大國」。在辛亥革命的前夜，清日兩國已經放下甲午戰爭的恩怨，之後日本還在日俄戰爭打贏了白種人國家，勝負還有甚麼好說。中國學習明治政府的維新方案，日本則大力向中國輸出「日本模式」。為了阻止歐洲列強殖民東亞，因此證成了「日清提攜」的必要。

當時有日本的官方學者表示，日俄戰爭雖然在日俄之間，但戰果同時保全了中國，乃至東亞的獨立。後來「日清提攜」很快就生變。因為日本官方的人，管不住底下亞細亞主義的流浪武士，他們趕赴中國協助中國革命黨，最後成功推翻了清朝。如果弱勢的清朝繼續存在，日清提攜可能繼續一段時間，但政權落入袁世凱之後，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孫文的革命軍不服北洋系主理的民國政府，之後到了廣州籌備北伐。本來是反俄的黑龍會幫助了革命黨，但革命黨之後要北伐，打更多的戰爭，選擇了日本的地緣敵人蘇聯。中國革命黨也因此接收了大量蘇聯金錢和武裝資助。作為回報，就是聯俄容共，中日就此分道揚鑣。日清提攜終結，中國實際上成為蘇聯兩面落注的勢力範圍，成了戰鬥民族的二毛子。日本只能自己搞了，之後就推出了大東亞共榮圈。「初心」似乎還是不變，也是東亞要團結起來抵抗打擊白人，只是國民政府已經淪為蘇聯勢力範圍，在野共產黨更是蘇聯直系扶持，中國沒有希望，日本自然天命所歸。在有色人種國家，只有日本有能力。所以無怪日本人選擇了汪精衛政權，因為那是中國裡面唯一不與蘇聯合作的「東方人政權」。

中國人視那為「汪偽政權」，然汪又何嘗不是為自己的「大局」奮鬥：在一段已時仍保存的錄音中，汪精衛用廣東話演說，力陳不能與日本全面開戰，否則蘇聯和共產黨就會黃雀在後。事後證明他說得對。但很多年之後，「亞洲主義」仍然在日本揮之不去，日本當然有「左膠」。

中國文化是習慣認賊作父的，不管是五胡、金人、蒙古人、女真人，打入去了就成了爺，爺是蘇聯也一樣。但日本人對自我和外在世界的邊界十分敏感。它在天朝旁邊知道自己是異型；在蒙古人入侵中國之後，它知道自己是異型；在歐陸帝國宰制的新世界，它知道自己是異型。所以日本人早在福澤諭吉的年代，已經在考慮「東亞的命運」。在他們看來，東西方之間遲早有一場世界末日大戰，勝者全取，敗者的種族和文化將被完全抹取。

20 世紀初，天朝主義在中國大陸崩潰，天朝下降為新國家（中華民國），為自己的生存掙扎求存求發展。天朝主義東渡到了日本，在 1940 年代，日本其實在實踐古代中國的「天下」理念（八紘一宇），並通過扶植各地的殖民政權，架構起一個超國家體系/非主權國體系。整個東南亞成為供應戰事軍需的產地。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可說是新天朝的新朝貢主義。日本是中心之國，東亞是藩屬。

日本戰敗，天朝又崩潰，還原成諸國。但天朝還是沒有終結。在 2017 年開始，中國政權開始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此一「世界主義」及「全球化」式的意識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有很多美麗的願景：「合作共贏」、「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御用學者競相詮釋這個主旋律：融合中國儒家文化的中國共產黨，將提供異於歐美帝國主義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想到這裡我才明白十九大之前，外交部長王毅為何會撰文吹捧「習近平的外交思想超越了西方 300 年的國際關係理論」。

這不盡然是拍馬屁，也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想做的事情 — 重新建立一個超越「主權國」格局的新秩序。前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曾經在日本演講時提到，中國想恢復「朝貢秩序」，眼光實在超前。為何「一帶一路」甚至中共本身，也會自我論述為要製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中國希望將權力觸手滲透到世界的每一處，突破「民族國家主權」的防衛，讓其他國家以中國為中心，成為藩屬。

日本天朝主義的起源，由他們考慮「東亞命運」的那一刻開始；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則源自他們思考「人類命運」的那一刻，雄心更大。不過天朝 2.0 和 3.0 的動力都是來自「守衛東方」，西方作為強大的他者和鏡像，成為自我武裝的合法性。為了反抗西方的霸權，東方也必須成為更大的霸權。而 1940 年的方案是日本領導大東亞共榮圈，2019 年的方案則是中國建立「新朝貢體系」並宰制世界。歐美的新帝國主義（18 世紀以降）也是以「普世」和「人類」維度去考慮事物。「白人的負擔」是對整個人類的義務，要由我們來傳播文明；基督教則是普世的救贖，之後則是具擴散性的「華盛頓模式」。

歷史證明，當一個國家開始談論「人類的命運」之類的巨靈，就是它走向帝國主義的徵兆。現時的中國共產黨則自我創造了「中國人的負擔」，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權力，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中國模式」是非西方的出路，而當然西方那一套對他們來說已經不行了。「我們有責任為世界尋求一條生路。」今日的中國推銷「中國方案的人類治理術」，和 1930 年之後的日本，自我認同必須出山領導東亞一樣，已經進入了侵略者的自我證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福音，是為建造世界帝國鋪路。

對於全球（包括日本）的進步主義者來說，天朝和帝國不是壞事，他們認為「帝國的原理是寬容的」，因為「理論上」帝國比起民族國來說更加寬容、具更多的異質性格和半自治部份。會有很多左派視中國模式為國族世界體系的解藥。他們認為國族和國家是自由和民主的敵人，超國家的「天下」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另類出口。期待自身之外的 alternative，他們期待過蘇聯、蘇維埃延安、赤色柬埔寨、委內瑞拉……雖然這些國家都一一仆街，但他們錯誤理解政治共同體，認為國族是自由和個體的敵人，因此知識份子不斷尋求「政治國族」此「天地之常經」以外的虛空選項。

作為天朝的中國，當然現時還是在很多人的期待中。對跨國資本來說，中國也代表了他們的未來。所以無怪習近平本人 2017 年在代表全球跨國利益共同體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y Forum） 「大放異彩」。我們目睹了一個反常的新現象 — 中國維護「全球化」，而美國退場。中國、全球主義者、歐美進步知識份子尷尬的狂歡雜交，揭示出「中美共同體」的利義苟合和正邪難辨，進步左派與資本霸權站在一線，並同情中國。這當然證明了西方的衰退，中國崛起本身就可以視為西方理想和策略的自我崩潰。他們為了圍堵蘇聯、為了反美、為了廉價勞工……他們選擇了足以毀滅自己的捷徑。

雖然在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的街道上，我們沒有看到帝國「理論上」的寬容，也沒有看到帝國中「理論上」的自治可能。中華政教體系、中國世界、朝貢體系等等概念的「寬廣」，從來只是「理論上」的。

正如很多善男順女都會說，為何中國從來不像他們學古文時讀到的那個和平禮義之邦。正如《聖經》和歐陸文化也充滿美，但歷史輾過多少原住民的屍骨。看看新疆的集中營。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裡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後大家都是中國人，但中國人一向分三六九等。左翼份子夢想的世界大同，在中國實現的現實，是一個對理念的異型式嘲諷。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中國當然可以給你，但這顯然不會是怎樣舒服的天國。這份知識，是帝國之外的知識份子不能領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