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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體委會主委戴遐齡 球員兼裁判 窺見馬英九政府執政下的離譜案例】
　　
今天早上想來講一個「球員兼裁判」的經典案例。這次的總統大選，儘管藍綠橘三黨候選人在政見會和辯論場相互攻訐，卻難得有志一同地或酸或批馬英九前總統(及其政策)，而好些年來，633這個數字也跟跳票畫上等號。
　　
政策買票或跳票，其實同等糟糕，因為那意味著「欺騙」選民，只是發生的時間點不太一樣。沒有經過審慎的評估，貿然宣布要推動某個建設或政策，是買票：說好要做到，或預期幾年內實施卻而沒達成，要跳票。
　　
台灣非常喜歡體育活動，尤其是棒球，不論是國家隊或是職棒，總能吸引民眾目光。馬總統在2008年上任，即由戴遐齡擔任體委會主委，不久，職棒爆發打假球風波與簽賭案，體委會將2010年訂為振興棒球元年，預計以4年、20億經費，推動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內容包括民國2013年時，能有10至12支社會甲組成棒隊；讓基層棒球隊數倍增至1634隊；補助20縣市設置棒球訓練站；建立國家隊組訓機制與職棒防堵等措施。
　　
砸了20億預算，究竟成效如何？
　　
戴遐齡在2012年12月31日下台，主因是倫敦奧運中華隊本屆摘下1銀1銅，是2000年雪梨奧運以來獎牌數最少的一次，加上戴任內不當發言把責任推給選手，屢遭立委和體育界砲轟。
　　
與馬總統交情不錯的戴遐齡在2013年8月1日獲聘為台北市立大學首任校長。但早在同年5月16日，行政院研考會將「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效益評估委託案以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直接委外給台北市教育大學，經費50萬元。
　　
請各位臉友猜猜，接受委託的是哪一位教授呢？
　　
答案揭曉，研究主持人正是戴遐齡，負責推動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的前主委戴遐齡，進行該項政策效益評估的是戴遐齡教授。
　　
球員兼裁判，領了四年政務官薪水的人，下台後再額外領五十萬元去評估自己主政推動的政策，做出的報告誰人信服？政府施政理當做好事前的效益評估，據以推動，事後再嚴格的審視達成情形，但這個案子，卻看到馬政府把正常的程序倒置，事前評估鬆散，執行率差，事後由政務官自己打分數，著實離譜！
　　
馬總統素以小圈圈治國聞名，但圈子再怎麼小，都不該胡搞瞎搞，混淆體制。
　　
立法院真的需要監督制衡的力量，自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藍綠候選人挾著龐大資源優勢，往往提名等同當選，然而，政黨並沒有為人民好好把關提名的人選。許多民代進入國會後，或簽了名就離開，有滿滿金主託付的外務要處理，或是閉上兩隻眼全力護航，罔顧全民利益。
　　
這次，請大家能夠在藍綠之外，慎選出願意全心為人民發聲、勇於監督的民代，為您與國家的權利好好把關。
　　
#改革，更要以身作則
#國會監督即戰力
#關鍵時刻
#正直敢言
#不分藍綠
您的新選擇
【吳佩蓉—高雄市第6選區（鼓山區、鹽埕區、前金區、 新興區、苓雅區）立委候選人】

學歷：前金國小、七賢國中、鳳山高中、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畢。

TSNA專業體育新聞團隊 創辦人曾公文誠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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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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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

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