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玉桂山死亡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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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10628pol001

《夜．李商隱．老梅青苔》

* 不辭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塵暗燭房。昨夜西池涼露滿，桂花吹斷月中香。—-李商隱．《昨夜》

原句「不辭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塵暗燭房。」

鶗鴂是一種鳥，《楚辭》記載每當這個鶗鴂鳥一叫，春天就走了，百花就零落了。李商隱寫，「不辭鶗鴂妒年芳」，當鶗鴂鳥叫的時候，一年的芳華、所有的花都零落了。

人一定會衰老，也一定會死亡，正如花開之後，一定會花落的。

我不逃避，我「不辭」，因為這是必然的結果。「但惜流塵暗燭房」，我所惋惜的是塵土、流塵，把那燃燒的蠟燭光明給遮暗了。

衰老是必然的，死亡也是必然的，但是在世的時候，我們心頭那一點火光，有沒有被遮蔽啊？

如果連心也遮蔽了，人生真是太可惜了。

下一句：「昨夜西池涼露滿」，昨晚，我在西池水邊，天上灑下了滿天的寒涼露水。我仰望天上明月，據說天上的月亮有一棵桂花樹，「桂花吹斷月中香」，我到不了月宮，多麼希望能聞到月中桂花的香氣。可是，桂花的香氣，被狂風吹斷了。我不僅不能到達月宮，連桂花的香氣也聞不到了。

* 青陵台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
莫訝韓憑為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李商隱．《青陵台》

青陵台是個地名，關於青陵台，有個傳說。古代宋國國君手下一個工作人員，叫作韓憑。韓憑的妻子非常美麗，宋王奪取了韓憑的妻子。韓憑的妻子懷念韓憑，有一天她決定自殺，從高樓上跳下來。那旁邊的侍女抓住她的衣服，想把她拉住，可是這個韓憑的妻子事先已經用了些什麼東西把她的衣服弄腐爛了，大家要抓她，卻什麼也抓不住，她摔死了。

韓憑的妻子曾經告知宋王，我希望死後和我的丈夫合葬，因為她的丈夫也被宋王殺死了。

宋王呢，心存妒心，故意把他們兩個相愛夫妻分開葬，還說你們兩個如果真正相愛的話，你們自己合起來，於是他們各自埋葬在兩個墳墓。

不久之後，兩個墳墓上面各長出一棵樹，然後這兩棵樹越長越密，變成了連理枝，結合在一起了。

「青陵台畔日光斜」，一個悲哀的、殉情的故事。兩個曾經相愛的人死去，在青陵台畔。落日西斜時，「萬古貞魂倚暮霞」。

李商隱嘆，這麼美麗的雲霞，就作為貞潔的、對愛情持守的那個韓憑妻子的生命背景。而美麗的晚霞，正是那貞潔的、痴情的女子的身影。

「莫訝韓憑為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可是有的時候，女人如此痴情貞潔，卻無法預測丈夫此刻在那裡？

韓憑跟他的妻子都死了，死後化成蝴蝶了，化成蝴蝶後的韓憑，會記得她嗎？是不是免不了也飛到別的花朵上了呢？

愛情或人生，本來都是難以捉摸的。

* 白石岩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
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
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
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李商隱．《重過聖女祠》

「一春夢雨常飄瓦」雖然不容易懂，卻充滿了誘惑力。

春天是個做夢的季節，很好的夢，他說這個夢啊，像雨絲一樣飄飛瓦上。

聖女祠是一個真實的地點，一座山中的廟宇，名為聖女祠。

李商隱從長安東西往來，常常經過，所以他寫《過聖女祠》《重過聖女祠》《再過聖女祠》。既然叫聖女祠，這個祠堂應該敬供的是女神。

這個聖女祠長什麼樣子呢？

「白石岩扉碧蘚滋」，廟門都是石頭，上面長滿了青苔。

神仙呢？

「上清淪謫得歸遲」，她是天上被貶謫下凡的仙女，很久沒有回去了。「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

如果是個女神仙，那個女神仙的廟是什麼樣子呢？

整個春天，雨絲飄動在瓦上，迷迷濛濛的，就像女子的夢一樣迷離，在瓦上飄飛。「盡日靈風不滿旗」，整天刮著風，但是那個風是小小的微風，好像帶著神靈的仙氣微風，「不滿旗」，風力小到不能把旗子吹起來。

有個仙女剛剛要來，有個仙女又剛剛要離去，而你都沒看見。「玉郎會此通仙籍」，如果有一個美麗的男子，一個玉郎，他能夠在這裡，跟這個女神仙交會，能夠相遇，「憶向天階問紫芝」，那麼兩個人或許能有一個美好的結果，一起到上天問有沒有紫芝，有沒有長生不老的幸運果實。

李商隱學過道學，詩中常引用一些道家的神仙想像。

* 路繞函關東復東，身騎徵馬逐驚蓬。
天池遼闊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

—-李商隱．《東下三旬苦於風土馬上戲作》

李商隱是個非常不幸的人，「年方就傅，家難旋臻」，他的祖先是三世孤寒，孤兒寡母，都是父親早死，李商隱的父親也是很早就死了，他十歲左右就要作為長子擔負起一家的責任。

無以為生，怎麼樣？「傭書販舂」。（李商隱《祭裴氏姊文》）

唐朝印刷術還不流行，所以李商隱被雇傭為富有人家抄書；販舂，為富有人家搗米，養活他的母親、兄弟和姐妹。李商隱寫這樣的詩，他一心想著苦讀，他真是苦讀，而且真是有才華，他的詩文都寫得非常好，可是終生不遇，他終生沒有能夠得到一個施展才華的舞台。

他寫《東下三旬苦於風土馬上戲作》，我從西方到東方去，我要到長安去，長安是首都所在，長安能夠給我一席之地嗎？

不知道啊。

我已經走了三十天了。騎著馬在黃土路上走。「苦於風土」，要知道北方的風沙厲害得很，所以「馬上戲作」。

「路繞函關東復東」，我從函谷關向東走，一天一天地向東走。「身騎徵馬逐驚蓬」，我騎著的是一匹正經歷遠行的、疲倦的老馬，我身邊飄散的是秋天被吹斷的斷梗飄蓬。

「天池遼闊誰相待」，我騎著這樣的徵馬，在風塵之中奔馳，一天一天地「身騎徵馬逐驚蓬」，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個美好的地方嗎？真的有人在等著我嗎？

「天池遼闊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就一天一天白白地隨著風沙飄蕩。

生命是悲哀的。

有些話，反覆思量幾天、幾週之後，還是不吐不快。
　
前幾天因性別議題沸騰的《#消失的情人節》，對我來說，在性別意識這題需要更多檢視的，是近期造成「現象級」的國片《#當男人戀愛時》。以下論點，僅在上個月看完試片時和身邊友人提過，現在此片票房破兩億台幣，也不會因為這篇文章票房暴跌，該賺的都賺到了，就別扣我「阻礙國片發展」的巨大帽子了。
　
而這一次《當男人戀愛時》還在院線熱映，應該也就沒有上 Netflix 才討論的罵聲了吧。
　
——以下有雷——
　
這幾天陸續看到有討論聲浪指出阿成是「跟蹤狂」，從男性行為來檢視，邱澤飾演的阿成的確比《消失的情人節》的阿泰更為積極、侵略，甚至對某些人來說是符合地痞流氓「可愛」的示好形象，這樣的角色形象與《消失的情人節》類似，但本文先不談此議題，相對於跟蹤狂的粗暴示愛，我認為《當男人戀愛時》真正需要被指出的問題，是許瑋甯飾演的浩婷，其女性形象在導演殷振豪的視角中，全然地成為服務、伺候男性的存在。
　
簡單用幾句話講完浩婷的角色曲線。開場照顧臨死父親，而後遇上強勢求愛的阿成，相愛後因阿成自私地動用兩人金錢導致分手，分手後空窗等待，阿成回歸之後再度認愛，阿成死後照顧其失智爸爸（蔡振南 飾）。
　
浩婷幾乎似聖女般，「不斷地」、「無條件地」「照顧」和「等待」男性，為什麼浩婷會如此單一與神聖？若爬梳影像脈絡，編導僅給浩婷一個動機——「無從解釋的愛」，但在編導無力、或是無從（不想）解釋的「愛」的意義中，這樣的母愛完全服務了男性。浩婷所碰上的三個男性，相對意義都帶著「失能」，臥病、暴怒、失智甚至死亡，而導演是有意識地去「利用」女性，去論述這件事——「我愛你所以我接納、照顧你的一切，甚至連你的家人都是」。
　
必須要說，在這背後，浩婷的個人意識基本上是完全被抹煞、拔除，因此，觀眾看不見浩婷為什麼咬牙苦撐父親的債務與病況；觀眾看不見浩婷為什麼在遭遇真正的危機（錢財散去）時，仍執迷等待將「吃苦自己扛」視作男人浪漫的渣男；而當阿成死亡時，觀眾更看不見浩婷為什麼還無怨無悔地照顧根本稱不上是親人的失智爸爸。這些原因，編導僅卸責且便宜行事地推給了「無從解釋的愛」，而女性對男性「無從解釋的愛」，就深刻傳遞出呆板的窠臼——「我愛你所以我接納、照顧你的一切，甚至連你的家人都是」，但是其中，浩婷的意識空洞到近乎愚昧，血肉模糊到不忍直視。
　
而上述這些橋段的唯二功能表面、膚淺且可怕。其一在於騙取觀眾的眼淚和自以為是的關心；其二，若願意近一步探究浩婷遭遇的危機（片中稱為愛），背後的象徵意義，是肯認綑綁女性的「父權幽魂」。
　
從開場至結尾的角色發展，浩婷完完全全成為服膺男性的存在，甚至是臣服約束女性的儒家思想「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而這些所謂的「美德」，甚至還是浩婷尚未「過門阿成」的結果。這就是《當男人戀愛時》大受好評吹捧的愛情與親情，在我眼中看來，這兩種人際關係最終不過是淪為綁架浩婷（女性）的手段之一。
　
因此，我不禁要問，在 2021 年的當代，從《當男人戀愛時》回看女性姿態，是否急速倒退？還是這樣的意識形態，透過大眾娛樂載體傳遞而出時，台灣社會仍認為「台式浪漫」四個字就能化解？「不合理、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並非不能出現，但若沒有加以論述其成因如何服人（我只看到被架空的浩婷）？難道真能以一句「看電影何必認真」草率帶過？
　
進一步大膽點說，沒有阿成的存在，浩婷或許揮別父親的死亡之後，能順利開設手搖飲料店，成為「前程似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從這個意義上來解讀，《當男人戀愛時》中的浩婷，比起《花漾女子》中的女性受害者更為可悲。《花漾女子》的女性終其一生在對抗父權，甚至是與自我價值的拉扯，直至死亡，而死亡之後，仍能恣意地做自己，上演「公主復仇記」。
　
然而，《當男人戀愛時》中浩婷的前途被阿成親手毀滅，編導竟然還將「這就是男人之愛」的形象浪漫化，對我來說，浩婷縱使活著，卻如行屍走肉般欠缺自我意識，就此被禁錮於父權社會，永遠輪迴「等待照顧」下一位「失能」男性，這就是《當男人戀愛時》中告訴所有觀眾——女性的真實意義。兩片對照觀看，死亡的意義遠大於活著，而無論從戲中或是後設的角度來看，某程度上，我會說浩婷早已消亡在男性的剝削與消耗之中。
　
在 2021 年，長期由男性把持的好萊塢，能看見艾莫芮德芬諾（Emerald Fennell）將女性放在「主動進擊」的位置上，在台灣，觀眾則只能呆看著浩婷，在散場之後說出廉價且不明究理的「感人到哭掉一包衛生紙」，而我卻認為，這樣的不明究理，某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傳統陋習的幫凶。
　
而當電影的主題是「男女戀愛」，就不可免地描繪兩個主要角色，但因為在「男人」的大前提之下，編導完全單一工具化了女性的功能性，甚至是取巧地讓女性身陷泥沼，妄想召喚觀眾的同情（事實上以兩億票房的標準來看也真的做到了），對浩婷的想像來說，原來「愛情你比我想的閣較偉大」中的偉大愛情，是指無條件地犧牲、奉獻給男性，這樣的傳統規訓，不是瀟灑的兩個字「啥款」，或是浪漫化「給我一分鐘」能迴避的。
　
從上述的角度來看，《消失的情人節》、《同學麥娜絲》的性別議題，變得相對可愛。對我來說，陳玉勳流露出的是不知所措的中年異男視角，而黃信堯則知曉處理不了女性角色，乾脆雙手一攤，讓女性具象化為「女神麥娜絲」，成為男性侵淫的對象[1]。陳玉勳與黃信堯，都並非真正想「利用」女性做到什麼，但《當男人戀愛時》的女性本質與積極地利用女性做到的事，比起這兩部電影都劣化許多。
　
再相對來說，張耀升去年的《腿》反倒有點良心。他意識到男性，尤其是所謂渣男的可惡／可憐，因此讓楊祐寧不斷地犯錯，桂綸鎂則不斷地擦屁股（也和《當男人戀愛時》設計了同樣橋段——男性皆私動用金錢，自以為愚昧的善意能幫助女性），而在男性丟、女性撿的垃圾循環中，桂綸鎂卻尋回自我，端看桂綸鎂在片尾站在升降台上升的影像符號，以及在靈堂前的對話，就可清楚知曉張耀升賦予、點燃女性自身意識的意義，而在這個意義上，《腿》中的桂綸鎂是立體的、是有尊嚴的，當然就此與《當男人戀愛時》的浩婷拉開距離，而且是幾乎是光譜兩端。
　
最後，我要說的是，無論導演殷振豪怎麼思考角色和文本，我思、我寫與創作者皆無關係也不需有關，我篤信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已死論，作品的話語權不僅限於作者本身，當代已然不是作者掌握單一溝通的方向與渠道，我從我的所思、所想之中理解作品，非從作者希望或引導的方式解讀，而若評論還有一點力量，能成為創作者與觀眾甚至是與自我溝通、對話的橋樑，那就仍然會是我下筆的主因之一。
　
而「電影不會是與道德分開的」，電影也並非「不須負起任何教育意義」，影像的危險與力量，上個世紀如德國納粹、義大利法西斯到當代的中國共產黨，甚至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好萊塢，歷史上的各大政權都深諳此道，影像當中的意識形態，需要梳理，縱使在高度娛樂化的 21 世紀中，電影仍不可能僅是單純娛樂，電影更是傳遞意識形態的重要媒介，許多想法與思考，就在潛移默化之中，深植人心，引響後世，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句「左膠」誤國、箝制創作自由的指控，是否太武斷與去脈絡？
　
備註
　
[1]同樣是四個男性中年危機的故事，丹麥的《醉好的時光》基本上舉重若輕地化解了黃信堯碰上的性別困境，目前還在院線播映。
　
後記
　
上個月在寶藏巖的山城廣場，看了「#石岡媽媽劇團」的演出作品《#梨花心地》，這是一齣動人的作品，是近期讓我傾心的戲劇／影像作品之一。與《當男人戀愛時》沒什麼直接關聯，但女性角色勾回了我的記憶。
　
特別喜歡《梨花心地》的收尾，透過所有女性團員柔韌且堅定地說出「我是女人」劃下句點。這句「我是女人」的女性宣言，同時回應了劇中激進哀嘆的這句台詞——「女人的命，沒有人看到，就像沒有影子的人」，劇中團員以「後設」的角度，褪去農村女性勞工的表徵符號（外衣、男鞋）以及燒毀用文字書寫而成的框架規訓，在完成某種儀式性之後，以全白的衣裳，擊抗了父權幽魂，進而表現女性的各種可能性，這是對自我的肯認，理解女性後的覺知與醒悟，於是在身份認同上，這齣戲的女性從此有了影子。
　
在這之後，女性可以是妻子、媽媽、阿嬤等等，更可以是農民、工人、老師、詩人、藝術家等等，女性的多重身份在劇場中透過石岡媽媽劇團的身體表現被觀看；透過對白臺詞被對話，劇場的場域也成了有機的雙向互動，這是富含力量的女性作品，女人就是女人。
　
《梨花心地》是 2021 年需要的劇，全劇緊扣女性在客家農村的處境，探究父權社會下女性群體與「土地」「語言」「婚姻」「家庭」「勞動」「生孩子」等面向的窠臼，時而悲壯、時而哀嘆，但最終是用一種樂觀的態度看待，而並非侵略與報復，更顯可貴。
　
這齣劇是由一群在戰後走過戒／解嚴、甚至是遭逢 921 災後而成立的大齡女性演繹，每個角色應該都是其真實經歷，她們汲取自己生命歷程，轉化為戲劇，格外動人。進一步對比當代社會，現下男／女性的厭女氛圍，當晚的寶藏巖因為石岡媽媽分外柔軟，療癒人心。
　
戲劇有如此力量，或說有什麼積極的實質影響，它能撫平災後傷痕，能搖動意識型態，是我在石岡媽媽身上看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