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問到李光龍的家世淵源,他解釋自己雖然持有台灣護照,但不是在台灣出生,爸爸也不是台灣出生,甚至爺爺也不在台灣出生。人家聽了一頭霧水,他只好忍不住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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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狗 Jang-Gae: The Foreigner》(2020)被媒體稱為「混血國片」,畢竟作品也取得了國片輔導金,所以起先我以為電影會有更強烈的台灣性。結果事實不然,整部作品99%的場景都在韓國,華語對白甚少,而「台灣」則像是一個主角一直有意逃避的所在。雖然那是李光龍的父親所認同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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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選材上,《醬狗》確實令人激賞,因為旅外華人的身分認同────技術上來說────是國籍認同,實在太少有討論。最有名的例子或許是有世界全壘打王之稱的王貞治,他不諳華語,只是因為父親原籍浙江,使得他擁有中華民國身分。理論上王桑可以輕易選擇取得日本國籍,但他卻遵從父志,直到現在都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甚至三個女兒也都擁有中華民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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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例來看,我們還能將所有中華民國國民都視為「台灣人」嗎?或許不行。至於這些人又為何堅持要保有台灣身分呢?是不是將之視為一種象徵性的根源?又或者這個身分可以帶來實質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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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認同問題也同樣困擾著李光龍,他出生韓國,韓語與華語皆通,他的父親就是要他不要忘記他的根。問題是,他父親所謂的根,不是台灣,而是中國(中華民國),而如今台灣最中國的地方可能只剩下故宮和餐館,一般年輕人也不再將台灣視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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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狗》也點出另一個問題,從同學、老師乃至警察的口吻,皆可清楚可見韓國人的排外色彩,對華人的歧視尤然。片名「醬狗」所指,就是韓國人早期對華人的貶稱(音近掌櫃)。真心想融入韓國社會的李光龍,想著要淡化自己的外國人色彩,但他父親要求他保有的身分,卻像是個緊箍咒一般,使他動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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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讓故事一面倒的變成議題導向之作,導演張智瑋也在家庭線與愛情線多有著力。李光龍在身分認同的焦慮上,也展現在他在社交表現上的畏縮。而他的家庭則像是由重重騙局所構成,不僅要他堅持一個虛幻的身分認同,還隱瞞父親重病的事實,甚至連他的韓國母親也有難言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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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線交錯之下,似乎成功交代了李光龍是如何被形塑,以及這個養成對他的影響。飾演李光龍的賀業文厥功至偉,無論是性情上壓抑與爆發力,都有著幾乎完美的演技展示,深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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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醬狗》雖然成功點出不少海外華人的處境,在後續嘗試解決的部分,卻有些淪為導演的一廂情願。透過報導得知,本片是台韓混血的張智瑋透過個人與親友的經歷改編而成,或許也是因為這樣,自己框住了故事發展的可能性。即主人翁最後還是遵循父親的遺志,繼續對虛幻的祖國「中華民國/台灣」表示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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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解決方案,依然讓角色落入一個父權的框架之下。不只是姓氏的繼承,甚至在身分認同上,李光龍最後依然走不出父輩的情感寄託。而母親的韓國身分與家庭背景卻是被省略討論的(要是父母國籍相反,故事可能不會是這個走向)。可說本片坐實了一個事實,無論是韓國還是台灣,還是由父權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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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電影在討論的是一個來自父執輩的緊箍咒,其實可以試著讓故事推得更遠一點。例如嘗試讓角色去打破這個框架,自己找到認同,而不是讓其他人來為自己決定認同。事實上,按著前面的種種鋪陳,看似李光龍這個角色看來要取得的成長,應當是「更相信自己、更做自己」,但結局卻往背道而馳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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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一個可以讓台灣政府、台灣人看到的時候,會覺得可愛也浪漫的結局。但這真的是角色想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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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依然期待導演張智瑋未來的發展,撇出收尾不論,本片整體節奏甚佳,對演員的雕琢也有下工夫,亮點依然不少,是一個不容小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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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醬狗》劇照)
#醬狗 佳映娛樂 Joint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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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比力克《2001 太空漫遊》開首,講述洪荒時代一班猩猩的原始生活。那時大地荒蕪,四處有猛獸威脅,猩猩們朝不保夕。一塊神秘石碑出現,一隻猩猩觸摸了石碑,便學懂了使用工具:與敵對幫派爭吵時,牠用一塊骨頭打死了對方,開始吃肉,掌握了猩猩甚至整個星球的最高權力,生物開始加速進化。然後鏡頭一轉,猩猩的後代建立了文明,已進入太空時代,足跡散播到地球以外。
當初接受「天啟」的猩猩,會為猩猩社群吹來改變的風。牠甚至不用刻意作為,其他猩猩都會改變。因為牠們都目擊「猩猩中的摩西」得到「上天祝福」,而自己沒有。在那頭猩猩面前,大家都變得次等,因而世上第一種情緒是對未知的恐懼,第二種情緒就是認識了之後的妒忌:對世界上第一個權力秩序的妒忌。因為有了妒忌,所以其他猩猩都有了「希望像他一樣」的意志。其他猩猩都會學著牠,要不觸摸那塊魔法的石頭,要不就學習先知使用工具。於是人們的意志和智慧飛速發展,進化成人類,壓倒所有生物,在星球上建立非凡霸權。
viu 旗下男子組合 Mirror 和 Error 爆紅,也帶來了文明因妒忌而擴散的類似效應。例如有網絡記者表示,萬人空巷的追星場面,等於麻痺意志,也向外國宣示了香港市面已經恢復的畫面,又談及認為追星者很多都是性生活不協調或者沒有男友。例如 (主要服務黃絲的) 網絡專頁抓到明星的小辮子,見對方在網上談及某名牌波鞋,即送上「暗示女粉絲代為購買」,高呼「公平咩」。或者黃津珏在本周日《明報》撰文,強烈批判大眾甚至文化界都吹捧「黃色 pop song」的現象。雖然最後的例子值得談得更深入和複雜,但三者都是源於妒忌,繼而心理防衛機制啟動。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露出妒忌。文化程度低的會「失言」,文化程度高的妒忌則是理論化起來而顯得較為複雜。
網絡記者是看到娛樂流行文化重新興起,社會注意力因而貌似分薄,威脅到其生存或者存在感。這感受不必然經得起事實考證,但個人感受的確是很個人化,沒有對錯而言。網絡專頁高呼「公平咩」當然是想像出一個淫亂的濕滑世界,那個世界裡面郭嘉駿會利用其性魅力獲得好多好處,食哂D女,因此亦對心理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想像者亦可能持續受到人生中的 sexual frustration 所困擾,所以對潛意識的假想敵一言一行特別敏感。
黃津珏在《明報》的文章〈7.21兩周年反思異見中的異見〉,流露了對於「邊緣」、「地下 Band 仔」——甚至是「批判者」——的身份認同,會以「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定位自己。非主流認識上的對立面自然是「主流」。對於主流、娛樂、明星甚至電視台的重新復辟,這自然可以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文化界朋友」和進步媒體都在熱捧,威脅就更大。追星行為背後,是否輾壓獨立音樂界的生存空間?黃亦在文中提及自己「當大家在追 TVB 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單獨來看,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先覺,但很明顯這裡的回憶流露一種不 (夠) 被理解的苦悶。雖然黃圈裡面 (其實是香港人本身) 的反智風氣、界別之中不講老實說話的情況,也好像是真。黃至少很在乎甚麼,雖然那「甚麼」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合理。相比起來,上述的網絡專頁並不執拗,大多數人喜歡甚麼,就順著他們的意思說。大多數人想被欺騙和安慰,就提供欺騙和安慰。
黃津珏談及的「異見中的異見」其實很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19 年示威到肺炎爆發,香港的存在感擂台大為改變,「反送中運動」作為無權力者的集結,令她們更加苦大仇深。因此就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反送中運動好父權,「前線勇武」搶走了其他人的權力,也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香港疫情初期,某黃店因為香港不作為不封關而不服務「普通話食客」即為疑似種族歧視,相當不進步等等。斷章取義地看,人們去反駁這類歧視帽子,也可理解為黃色暴政以及黃店不能接受批判。其實跟黃不黃沒關,只是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首先太妒忌別人的存在感,太耐不住寂寞,一頭都是個人想像。
人類有一千種面對神——超過自己的東西——的方法,也有一千種面對妒忌的心態。有些猩猩敢於觸摸石碑,其他猩猩會認為牠們背叛了祖宗和更有道德的方法,然後碎碎念地進入 evolution dead end。現代人類也是這樣的,現在西方都學了中國文革講出身成份那一套。你是女人,成份好點;有色人種,成份好點;性小眾,成份更好;無法界定性別 (non-binary) 更是宇宙頂點。跟他們本身為人處事和成就漸漸沒有關係,他們的身份成份才是一切。至於男人自然有天生原罪,皈依女性主義,可以減你少少刑。至於很多人都認為批評要私下講,亦是真的,因為我每次批評完何式凝都會有學界中人私底下跟我說,終於有人講喇,但我身份唔方便講,只好默默轉發——雖然我不認為這有甚麼特別。
面對妒忌,可以昇華出競爭和自強意識,結果可以是建設性的。然而這個「主流——地下」、「強——弱」、「高——下」的結構也很迷惑人,如果一個人一群人的批判意識鎖定在結構本身,就會慢慢以支流本身為榮,而不是支流本身裡面確確實實的文化或藝術品。在更大的意識汪洋裡面,以弱為美、以強為醜的文化,發展成一種很隱密的弱民手段,使人慢慢變得消極而又苦大仇深,十分痛苦,看到 Mirror 和 Error 就更痛苦——但同時,與 Mirror 和 Error 帶來的痛苦搏鬥,又奇異地成為他們之所以為自己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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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接受「天啟」的猩猩,會為猩猩社群吹來改變的風。牠甚至不用刻意作為,其他猩猩都會改變。因為牠們都目擊「猩猩中的摩西」得到「上天祝福」,而自己沒有。在那頭猩猩面前,大家都變得次等,因而世上第一種情緒是對未知的恐懼,第二種情緒就是認識了之後的妒忌:對世界上第一個權力秩序的妒忌。因為有了妒忌,所以其他猩猩都有了「希望像他一樣」的意志。其他猩猩都會學著牠,要不觸摸那塊魔法的石頭,要不就學習先知使用工具。於是人們的意志和智慧飛速發展,進化成人類,壓倒所有生物,在星球上建立非凡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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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津珏在《明報》的文章〈7.21兩周年反思異見中的異見〉,流露了對於「邊緣」、「地下 Band 仔」——甚至是「批判者」——的身份認同,會以「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定位自己。非主流認識上的對立面自然是「主流」。對於主流、娛樂、明星甚至電視台的重新復辟,這自然可以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文化界朋友」和進步媒體都在熱捧,威脅就更大。追星行為背後,是否輾壓獨立音樂界的生存空間?黃亦在文中提及自己「當大家在追 TVB 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單獨來看,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先覺,但很明顯這裡的回憶流露一種不 (夠) 被理解的苦悶。雖然黃圈裡面 (其實是香港人本身) 的反智風氣、界別之中不講老實說話的情況,也好像是真。黃至少很在乎甚麼,雖然那「甚麼」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合理。相比起來,上述的網絡專頁並不執拗,大多數人喜歡甚麼,就順著他們的意思說。大多數人想被欺騙和安慰,就提供欺騙和安慰。
黃津珏談及的「異見中的異見」其實很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19 年示威到肺炎爆發,香港的存在感擂台大為改變,「反送中運動」作為無權力者的集結,令她們更加苦大仇深。因此就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反送中運動好父權,「前線勇武」搶走了其他人的權力,也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香港疫情初期,某黃店因為香港不作為不封關而不服務「普通話食客」即為疑似種族歧視,相當不進步等等。斷章取義地看,人們去反駁這類歧視帽子,也可理解為黃色暴政以及黃店不能接受批判。其實跟黃不黃沒關,只是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首先太妒忌別人的存在感,太耐不住寂寞,一頭都是個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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